第七节康德“理性”及现代失落
黑格尔认为区分知性与理性是康德的独创参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75页。。仅就名称言，康德新创的是“知性”，但就实质言，知性与感性之相互依存地构成经验，正同于前康德的感性与理性功能。因此，知性基本上相当于前康德的“理性”，但作了更精致的限定；作为无限性思维的理性，才是康德三分法中的创新。
但康德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恰是理性，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理性就失落了。在前康德二分法的意义下，感性与理性这对概念(外加“非理性”)已成为现代文化最重要的语言思维构架之一。从康德来看，这里只有感性与知性，却缺失了理性。
本节拟通过回溯康德考察这一现状。
一、理论理性
知性范畴形式加工感性材料内容以构成知识。康德在揭示了以科学为典范的知性认识的本质之后，突出强调了这种认识的有限性：知性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物自身；如若僭越，必陷于独断论。因此，划分现象本体，是正当运用知性的前提；而划界的能力属于理性：一种无限性思维的理性的出现才使知性有限而适得其所。这只是一种消极的保证(防范)：理性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经验对象，“其功效不在发现真理，仅有防免谬误之寻常劳绩”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544页。。
但“把纯粹理智限制到经验使用上去，这并不是理性本身固有的全部目的”参见康德《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下同)，第104页。。一个限制知性的理性意味着一个不同于知性的理性：“规定即否定”。否定不仅指对知性的限定，更重要的，它意味着一个超出知性定在的无限性的存在。一个“无”成为否定之源。就本体论言，对超验界的追求逻辑地先在于对经验界的限制，前者才是理性特质所在。但这一特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因其感性论起点而隐蔽了。这使从马堡派到现代分析哲学得以将知性(先验分析论)当作康德哲学重心，从而又激起了从海德格尔到萨特对先于“有”的“无”的本体地位的争辩海德格尔认为：“作为知性活动的否定之所以可能，便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无’。从而知性本身便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无’”(《形而上学是什么？》，载《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6—347页)。并参阅萨特《存在与虚无》第1卷第1章。。
理性对知性的限定成为否定性的肯定：它在指出知性受制于经验条件的同时，把一个更开阔的境界作为“应当”追求的对象肯定下来了。这一肯定与对知性现状的否定是二而一的：“当理性要求完结这种条件连锁时，知性就被推出它的领域”《导论》，第111页。凡该译本译作“理智”处我们均改译为“知性”。。理性成为变革知性的致动因。理论理性非构成性地从两方面作用于知性：
(1)理性调节性地完善知性，使之在现有基础上体系化。理性调节在此尚属知性的手段，或者说，理性以亚里士多德“后物理学”(“Metaphysics”)的身份面对着一个既成的知识体。“属于理性的性质的东西一定要和属于知性的性质的东西一致起来，前者必须有助于使后者完满起来，而不能反而干扰后者……它所要求的只是知性使用在经验的总和里的完整性”《导论》，第110页。凡该译本译作“理智”处我们均改译为“知性”。，“乃在制定及求成就此等知识之系统化”《纯粹理性批判》第458页。凡该译本译作“悟性”处我们均改译为“知性”。。理论理性把知性“引导到全面一致性、完整性和综合统一性上去”④《导论》第137、141页。凡该译本译作“自在之物本身”处我们均改译为“物自身”。。但是，知性为什么不惧独断论危险而越境“天然趋向”系统整体性，这种系统整体性于人类认识究竟意义何在？这却是康德在第一批判中语焉未详而在后两部批判中才给予回答的。
(2)“但是看来我们的理性在它周围看见了一个境界”，对于理论理性来说，这境界仍是认识论的，“用来认识物自身”④。理念成为超前于知性的目标，它已远不止于调节知性使原有的知识系统整体化，而且诱导知性“使其规律接近于普遍性”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459页。，进入二律背反的悖论努力中：永远向前，永难抵达。但“通过连续的经验和经验通过理性的统一，我们对自然界的新性质、新力量和法则将不断得到发现，这种前途也是无止境的”参见《导论》，第141—142页。。新的发现，就是新的知性范畴和新的感性材料的新的构成。这正是人类知识发生学的关键之一：理性形而上学“扩大吾人之先天的知识”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38页。，即更新、扩大先天综合判断，通过更新大前提而带动了知性自身的更新发展。理性的否定在此结晶为知性的规定，斯宾诺莎的伟大原则“规定即否定”在此翻转为“否定即规定”。从而哲学在此并非以“后物理学”而以“超物理学”(海德格尔所强调阐发的“Meta”)的身份走在科学前边向知性立法。理性由规则性走向原理性。康德在此表明了一种与时下流行的哲学观念迥然有别的哲学职能观：哲学，即使处于认识论中，也不限于追随科学之后“概括规律”，而是先于科学为知性规律提供前提。这种不同，尔后更鲜明地表现为黑格尔“黄昏时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与马克思“报晓的高卢雄鸡”，即“解释”与“改造”(《费尔巴哈论纲》)的不同，也表现为胡塞尔“先科学”(“前科学”)与尾随自然科学的唯科学主义的对立。
理性否定知性的动力地位源自理性对知性的无限性优势，而这一点又依本体的不可知性为前提条件。认识史表明，主体认识活动的历史和现实都永远是有限的，客体(Objekt)至今(一直)未被认识穷尽而呈现为无限。因而，客体不等同于有限认识的对象(Gegenstand)，它难以(科学)知性认识，但可能以(哲学)理性思之。理性之思成为无限性思维。但正是理性之思的无限性为有限的知性认识开辟了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无尽生成对象而非完成客体。这个不断扩大、展现出无止境趋势的“对象世界”，后来被马克思实践论地叫作“人化的自然”。于是出现了此岸主体(人)和彼岸客体(物自身)两类不同的无限。理性不仅思维无限性客体，而且成为无限性主体的自我意识能力。
因此，无论是借知性扩大之趋势思物自身之无限(“后物理学”)，或是借思(想像)物自身之无限以引导知性之扩大(“超物理学”），理性都势必达到一个空前的立场，它背倚知性，面临着“无”：无论是主体、自我的形式性，或是全部理念之非实体非对象性，抑或对无限、全体之追求，理性处处都显示着“无”的特性。理念之“不可知”就不仅是对知性的消极限制，更重要的，是维护理念的无限性，从而高扬理性，为包括知性在内的人类全部能力提供一个无限发展的动力结构。“不可知”性因而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对现象界的科学认识恰以对本体不可知之限制为前提，另一方面，对本体理性之思恰以对其不可知而可能。前一方面维护了科学，后一方面维护了哲学。与“不可知”性不可分离的无限性之思成为理论理性(哲学认识论)最重要的性质。
但动力性已超出了认识论。追求系统整体性的认识论兴趣本身也追究着一个意义论的问题：“依据理念之最高方式的统一，乃事物之有目的的统一”。目的原理成为诸统一原理中“最重要者”，而“完全之有目的统一，构成绝对意义之完成”参见《纯粹理性批判》第482、491、487页。。这样，理念之可能作为认识目标范导知性，首先在于它“是一切经验的最高根据”和“至上原因”③参见《导论》，第154、152，143页。。物自身的认识论功能以价值论、目的论的信仰功能为前提。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
二、实践理性
“理性的愿望是从被制约者向它的制约者前进”③。理论理性从有条件的、相对的此岸经验界向无条件的、绝对的彼岸本体界前进。在这种认识论状态中，理念是依据“有”推导出来的“无”此处“推导”在逻辑之外尚有想像意义：“无”终归于想像和审美。这是此处不能展开的重大论题。，而这个“无”又“只能从否定方面加以思维，但并不能把握其可能性”，因而理念只是“虚位以待”的“无制约者”③⑤参阅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48、49，48—50、58，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