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翰林典簿和五十四位成员向上提交一份针对他的奏折，这份提议书因太长而无法全部插入此处，然而有些话非常值得一读：“谁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提议书中这样质问。“是谁控制进退，以众敌寡，以强敌弱，结果却连连溃不成军？如果不是这份提议书的主角，又是谁——那个能力欠缺，傲慢自大，目无法纪，身居要职的官员，其行为危机国家利益，其名之臭令同胞掩鼻？”接着是状书中的五项罪状。再一次地：“因此，国家之利益，人民之福祉完全依赖于此人之离职。”
我从未从中国人口中听到过李鸿章对其国家长期治理的其他看法。中国人是很讲究实际的。他们说：“他掌了权，等着看结果如何吧。”多年与其做生意打交道的外国人，为这位大人物亲和脾气的影响力所折服，也许很难做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他们也从未解释出中国是如何被引向如今腐朽没落的境况的。事实上最能做出的评论正如这段报纸上的这些话：
总督于11月27日赴往大沽视察堡垒，并去往山海关亲自坐镇。据说他天亮之前启程，只有七个下属随从，这在他们看来是众所周知的不光彩。事实上，据报道他已被夺去所有荣耀。没有人可以应付压在他身上的诸多职责，尽管他有很大缺点，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不得不身负更应归咎于他人的恶行，也着实让人心生怜悯。尚未听说刘坤一在前线增兵的消息。如果刘坤一总督的援军不尽快前来，李鸿章的北方之行将毫无益处。
据说李鸿章家族拥有估价不少于五百万两白银的财宝，其中有古老珠宝，还不包括几乎七百箱贵重的毛皮和袍子，都在长子的监管下经天津运向长江，他从上海经过时一直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外国女士仍不允许返回北京，一大批中国家庭都从北京撤离逃往南方。
皇上下达了两条重要的圣旨，其中下令逮捕阿瑟港的驻军指挥官龚照玙，以及李鸿章委派去镇守那个重要堡垒的四个将军，并将其发送至北京接受处置。海军将领丁日昌同样被认为应该对军港之失负责。
最终刘坤一抵达了天津，得到了以该省总管李总督为首的所有当地百姓以及军队官员的正式接待。人们很好奇两大行政划区的总管——一个是湖南人，另一个是安徽的代表人物——会见时将如何表现。虽然其中一位是来接替另一位的，而且实际上是被皇上挑选出来剥夺对方权力的，李鸿章未向外界表露任何可能感受到的情感，却对刘坤一总督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庄重姿态，甚至显得热诚友好。后者几乎立刻离开去面见皇上。
当时刘坤一来北方被认为搅乱了北京和天津和谈演习，但是德特令先生被召回日本不过是因为美国驻东京公使提供调停。而且要不是这一提议，有些人会坚持认为他本可以促成和平。德特令先生的使命在欧洲人看来很是奇怪，最好从李鸿章被派去会见伊藤博文时说的一段话中发现一些信息：
我们大清朝素来与各国和平共处，除去最近与贵国发生了不愉快的争端，平素的友好交流变成了战争状态。看到最近降临苍生的巨大灾难，提议两国暂时指令其海上和陆地兵力消除敌意。向圣上提议这一进程之可取性，我威严陛下下令如下：
“而德特令先生在我国任职多年，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真诚，值得最高的信任。我们命李鸿章毫无保留地告知他目前的审议和决定，并请他在时机来临时，即刻去往日本促成和解。德特令先生按适宜速度通过李鸿章发电报秘密告知我们和谈进程。”
“依照圣上指令，最高级别的官员德特令先生被指派前往东京作为这一派遣之代表，了解可以赢回和平，重建往昔友好交流的条件。因此，请求阁下与德特令先生讨论如何重树友好关系。”
在这之前，皇上的老师翁同龢当时去为皇室的女眷教书，在那之后，以改革派领袖的名义向皇上提议西迁首都。年轻的皇上发布了一道诏令作为回复，内容如下：“我们执政之初有意引进许多改革。然而忽然日本人打破了和平，使得我们的朝鲜丧失独立，夺占了我们的边界。我们已经派遣将士们去教训日本人，但我们从未打算搅乱日本国的和平。这一点为我们的祖辈和外国所共知。我们从未预料到我们的将领如此无能，士兵如此违抗上级，以致于日本人接连获胜，攻城掠地，直到惊扰了我们墓中的祖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笨拙，用人不当。然而若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日本人占领了圣坛，我们就只能与之殊死一搏。时机来临时，愿你恭敬地护送太后西行，选出一位得力人手看管祖先祭坛，以雪耻辱。”
在1895年一月，太后亲自下诏：我朝自建立伊始素来慎于维持宫中严明秩序，尤其对后宫各色成员保持严格监管，任何人不得插手国家或政府事务。然而，太后发现皇上嫔妃瑾妃和珍妃利用在皇上之侧，一直尽力施加影响，为其亲友谋取利益，此种行为若放任不管，必将招致恶果。虽然因总体表现良好，瑾妃和珍妃逐渐升至贵妃，然而为预防他人模仿这一危险先例，必须予以惩戒。因此我们下令这两位妃子降两级以为惩戒，警示后宫。
两位妃子的父亲桂祥是翰林院的领军人物，最近也是反李派不遗余力的支持者，范·汉乃肯先生那里被召至都城并受托负责中国军队的重组，同时也被提名任命为西伯利亚边境上一个偏远地区的长官。
在1895年2月12日，舰队司令丁汝昌向日本的舰队司令送去了一面休战旗，主动提出交出所有军舰、武器和筑垒，只要保障船上船员、士兵和外国人的安全。投降的协议被正式约定，日本海军将领对中国人已经做出的英勇抵抗予以祝贺。
中国官员普遍坚决不相信丁舰队司令投降的消息，称他不可能置自己的一大家子人和那些下属官员的性命于不顾，如果他真的投降了，他们一定活不了。
然而，威海卫在12日沦陷，丁汝昌司令，海军准将刘步蟾，以及杨用霖将军在当晚自杀了。已故的刘公岛上堡垒平民指挥官杨用霖是已故李夫人的一个侄儿。关于英勇善战的丁汝昌，我在《亲密中国》中已有详述，他的一生是一位高贵中国人的典型写照。
中日战争可以说就这么结束了，剩下李鸿章被夺去所有的荣耀和名号“以给他带来更好的精神状态”，然而他的权力还是足以让那些胆敢与之对抗的人颜面尽失。
和谈（1895年）
一位监察官代表唐文连将军（广东省总司令）奏请皇上，唐文连将军在之前的十月份被从南方召来指挥奉天的军队，他告发李鸿章拒绝送去专为这位唐将军在湖南征军购置的一万多支步枪，而是把那些枪存在天津的佩阳军械仓库。结果，满洲急需增强兵力的时候，山海关那整只旅都没有武器和军需，什么用场也派不上。这份奏折将会成为一个试验品：如果皇上处理这件事，很多类似的事情就会被提出来，全中国的辱骂将指向一个人——李鸿章。
李鸿章在1895年2月18日交出了佩阳军队皇家高级专员的印章，在19日把直隶总督的印章移交给了前云贵总督王文韶，他启程赶往北京时只带了十二个左右的人作为随从。那些到北京的觐见仪式比听上去要正式得多，每次号称至少要花掉李鸿章四五千英镑，而这一次据报道太后最宠爱的宦官收了李鸿章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在李鸿章启程之前，外界听说皇上对他抓捕那些阿瑟港沦陷时的叛逃将军的无能举动不再听取任何解释。另一道诏令被颁出，命令李鸿章在特定时间内抓捕那些将领，他们在籍贯省份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充公。
由海关专员穆尔黑德先生协助的总督张之洞在此间忙于彻底重组南洋水师，也就是五只大巡洋舰和六只炮艇组成的南方中队。仍在职的不称职军官都已被撤职，以国外体制培养出的军官代替他们进行指挥。预计这只中队到三月初就可以在与敌军中小试锋芒了。有一点很有趣，被李鸿章弄得退休的舰队司令却为海军经费捐出了一万两千英镑左右。这怎么会像是李鸿章手下人的作风？
在京城，李鸿章两次受到皇上在大议殿的接见。皇上称自己的意思是将延长战争或即刻求和的议题提交从一级到三级各省高官表决；为节省时间，各官员的奏折经电报发至北京。八位总督中的五位，十六位巡抚中的七位，二十一位财政大臣中的六位，以及二十位礼部判官中的三位，包括台湾和喀什噶利亚，被派至北京作为答复。
超过三分之二的奏折说如果日本只是想索取赔款，就主张议和，不论日本提出的数目有多大，但是如果敌军想侵占我领土，我们就宣战到底；因为皇上的特权不包括割让出自己祖先以鲜血为代价争得的土地。这是一个深植于中国人头脑中的观念，它比欧洲持有的观念更广泛地规定了你是否有做什么事的权利。中国人不好战，而且普遍愿意服从他们认为符合正义的东西。如果他们观念中非正义的事物被强加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等待时机摆脱掉它。
清政府派去了一两次代表团，却都无功而返，即便在美国通过其公使干涉的情况下也失败了了，在这之后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接受李鸿章总督作为特使来日。英国递交的国书被批准了，中国国书却未被批准，因为中国国书中显示日本而不是中国在求和。为了确保没有什么秘密的保留意见，总督将在马关被接待，他所有的国书将被检查，只有一切被证实符合要求，李鸿章才能获许进行和谈。
天皇对李鸿章来访东京都没有准备任何礼物，这在当时引起了诸多评论，也许也意味颇深。
人们说总督将出发延迟了几天，希望能尽力见到太后，却未能如愿。有一天他去宫中拜访，坐着宫中供不骑马的高官乘坐的一架小轿子，被带到太后寝宫，在那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结果还是没能见到他尊贵的女主子。正如一个中国人评论的，慈禧太后老奸巨猾，不喜欢搅和什么晦气事。
在北京期间，李鸿章拜访了所有的外国公使以及罗伯特·哈特爵士。慈禧太后这两位旧臣之间交流的内容想必很有趣。罗伯特·哈特爵士的日记一经公布，完整的记录可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的日记是他唯一幸存的私人物品，当几年前他的家宅被这位太后愤怒的军队捣毁时，他只带着一条活命逃了出来；在他致其雇主中国政府充满愤慨的一封信中，他感激英国公使给了他“一方屋檐”，以及“一日三餐”。
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并且被日本政府官方认可，接着中国的皇帝开始向各国王室和共和国总统发去一系列悲戚的求援，读起来就像一个被逼至绝境的女人失去理智的痛苦号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到了特定年龄的中国女性习惯于至少尽力成为持家的主体，表现出英国女人似乎在更年轻时才拿得出的劲头。
在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摄政太后慈安统治时期，中国政府没有犯过可怕的过失，而自从这个奢淫无度、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干掉慈安执掌政权以来，这些过失全犯下了，而近些年她的所有心思似乎都集中于榨取钱财，这些钱最终大都挥霍在满足她的荒诞想法上。
就这样，当恭亲王下令关闭已无用途的海军部时，所有的船只都消失了，在海军部的账册中有一百万英镑没有记入账，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大笔钱被挪出来供慈禧太后处置了。每一个去过颐和园的人必定会为其修缮的花哨俗气而诧异，与山丘对面被毁状况的旧园林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太后是如何被修缮工事的承包人哄骗了。
李鸿章奉命出发了。他将要进行的和谈必将使他的名字遭国人痛恨。有人认为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还有人将其描述为中国的政治家，李鸿章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追求享乐的人，这个身担无数职位的人，这个和蔼快活的主人，这个慈祥的祖父，如今跌至命运的低谷。几乎每个人都为他首次奏请退休时未获批准感到同情和遗憾，那时人们或许以为中国的荣光已经远离伟大的李总督。但是在中国和日本全权代表在3月24日的第三次会议之后，时来运转，李总督在离开会场回去的途中被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刺伤了。
总理大臣伊藤，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以及其他日本官员立刻亲自调查此事，日本天皇即刻用特制蒸汽船派去两名皇家总医师和一位去传达天皇和皇后慰问的副官。整个日本感到深深的悲哀，中日两国，事实上可以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希望李鸿章的伤口不致命。日本自愿批准在他疗养期间停火，天津的外国团体发来一封满载同情与关切的电报，收到了如下亲切的答复：——“感谢所有人善意的惦念。伤是痛的，子弹不能被安全地取出，然而我在稳定地好转而且能起身处理公务。我对所有关心我的朋友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洞察世事的李鸿章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像以往一样做出了正确的事；他保持着相当的镇定，他绝没有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但他在世人眼中却成了英雄，而且他的身体恢复了。
至于和谈本身，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出李鸿章总督和总理大臣伊藤的性格，《华北公报》慷慨地允许我借用一段其中对两人之间一些谈话的记述，作者是当时一位中国人，他听到的句句属实。
总理大臣伊藤在第一场谈话中首先向总督的恢复道贺，后者礼貌地询问了日本全权大使之一，当时正苦于患“春”热病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健康状况，之后总理大臣伊藤提到他的父母都已经八十高龄仍旧精神矍铄。
李鸿章说马关因出优秀人才和丰美物产而享有盛名，但是日本总理大臣伊藤断言马关不足以与湖南和安徽（安徽是李鸿章老家）相媲美。李鸿章对此说到：“湖南与萨摩藩相似，那里的人民善习兵事。马关酷似安徽，但是这个比较站不住脚，我们远不及你们。”日本总理大臣伊藤礼貌地回答说，最近的失败错在中国而不是安徽。然后过了几分钟，他把李鸿章引至正题上。“停火，”他说，“到现在已经持续几天了，期限开始临近了。协约应尽早制定下来，而且为了不延误时间，我这里有一份对修订条款的备忘录。关于总秘书的两份备忘录，有一份非常详尽，这里还有一份改动协约主体部分的提议。鉴于中国如今所处困境，我起草了这份备忘录，其中尽量削减了我们最初的要求。但是削减也有限度，这是我无力克服的。当总秘书阅完这份文件，他会明白它只需要两种答复之一——行或不行。”
李：“这岂不是意味着不容许任何讨论？”总理大臣伊藤：“讨论无任何益处，这些条款不能删减。”李鸿章于是力劝说应当考虑中国的立场，总理大臣伊藤对此回答说如果总督坚持讨论，讨论必须依照原草案进行，因为已经删减的修改草案代表那些天的争论。李鸿章又说两亿的赔款太多，负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