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莫里先生是那种只会给予不求回报的人，我甚至很难从他那里获取事实。他急切地把李鸿章说成是一个家族中慈爱的父亲，温和地包容着家人，仆人和晚辈都很听他的话，李鸿章俨然是一个完美的中国“老乡绅”；但是他却绝口不提自己献身的慈善事业有什么需要李鸿章进行帮助的。“我从未向他提过要求，”他口口声声这样说到。
直截了当地说，李鸿章身上没有多少慷慨大。在前面提到的医院建立之后数年中，当马根济医生去世时，医院为挽救食不果腹的中国人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但令传教会大吃一惊的是，总督忽然称医院的房产属于他。接着双方发生了愤怒的争执，英国领事馆做出了偏向李鸿章的裁决。自那以后，传言李鸿章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看起来当然是李鸿章理亏。我们一定会在这之后找到大部分外国对李鸿章不太美好的描绘，之前的描绘也许太过完美了。还有许多别的说法支持对李鸿章吝啬的指控，然而大家更多谈及的是他的贪婪。事实上，李鸿章也许把钱视作一种获取权力的手段，而且从不愿花什么冤枉钱。通过明智地支配钱财，总是能轻易得到更高地位，又通过身居高位捞到更多钱，对于李鸿章而言，如此就能不断向前向上发展。
当我在1900年春天和李鸿章进行一次会面时，我注意到他性格中的另一特质。我是作为反缠足运动的代表对李鸿章进行这次访谈的，虽然他没有捐款，在我的建议下，他和善地（相当艰难地）站起身，在我的扇子上题了词以示赞同。但是他还当即许诺向一位好意陪我同来的美国女医生的医院捐款；李鸿章在她的册子里仔细查阅前任总督们给过的捐赠数目后，以便参照先例行事，然后坚持让她等着，走时把钱一起带走。
当时我觉得这有些让人不舒服，因为访谈其实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光自己没法告辞，这倒没什么，可我们好像还过分地耽搁了总督和他的随从人员。但是李鸿章脸上面无表情，这在中国表示有隐藏的深层意味，他说：“不，把钱带走。等一下把它带走，钱马上就到，花不了多长时间。”显然，他知道这是确保医院得到全部捐款的唯一办法，而且他满怀好意地希望如此。所以我的朋友带着几百美元走了，她笑着说自己应该一直拿到现在，因为总督坚持要求她拿着钱。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人做出的善意的，合情合理的举动，我们并不知道他不近人情的行为，因此记住这件事很有趣。
关于李鸿章的处事风格，我们可以从中国驻外机构人员的叙述中有一些了解。一次盖尔斯先生被派去就一些事宜和李鸿章总督会谈，发现没人接待他，做什么的人都没有，会堂空无一人。于是他沉着地坐到房间一侧门附近的座位上，离房间另一端李鸿章或其他人可能会入座的高处位置远远的。
最后李鸿章终于出现了，吵吵嚷嚷，跟着一大群人；而且，他没有为让客人久等而道歉，因为没有请他坐到高处位置来，李鸿章开始用难懂的安徽方言冲他喊，接着那些天津随从陷入了惊慌，他们知道自己得立刻做些什么，却压根搞不懂自己该做什么。
然后，让每个人都哑口无言的是，盖尔斯先生一反他平时一向礼貌的做法，以同样又高又粗的嗓门大喊作为自己的应答，尽力模仿着李鸿章对他讲话的那副嗓门。
当场每个人的震惊和恐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连李鸿章也吃了一惊，降低了音量。逐渐地，谈话回到了普通的语调。开始的喊话现在过渡成了“你在中国有多久了？”之类，没多久，李鸿章就诙谐地笑着招手让这位英国胆大的年轻代表上来坐到他旁边。他们很快成了极好的朋友。关于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轶事描写都着力渲染他开始时的粗鲁，然后又夸赞他随后的亲善。
事实上，李鸿章的粗鲁是一向出了名的，不是行为粗鲁，而是言语无礼。1892年，当接待美国一位来访官员时，他唐突地问这位官员，“要是我把英国舰队借来炮击华盛顿，你们政府觉得如何？”这似乎是他尤为青睐的一个念头，因为在烟台一次非常正式的场合上，他对一位很有身份的英国海军军官说，“要是咱们联合起来去摧毁符拉迪沃斯托克号，岂不是很好？”对两个骑自行车穿过亚洲来到北京的美国年轻大学男生，李鸿章显得有礼貌多了，他说：“学问人应该对学问人彬彬有礼。”他问到：“你们觉得到过的国家中哪个最好呢？”就像所有爱国的美国人一样，这两个美国学生告诉他说美国最接近他们的理想。“那你们为什么来见识其他国家呢？”李鸿章问到。他们回答说，“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识过别的国家，就不会知道我们国家才是最好的。”
对这些年轻人，李鸿章成了礼貌的化身，他仔细询问他们沿途所见到的清朝官员的行为。也许他对那两个年轻美国人格外礼貌，是因为他惊诧于他们的无礼，因为按照中国礼节，他们应该说“我可悲的国家”，“您伟大的国度”，“我的敝舍”，“您华美的宫殿”，如此等等。
他身上一直留着这个看似无礼的习惯。他在英国的时候，一位美国报社女记者说他问她的年龄，她靠什么谋生，以及她写作能挣多少钱。我忘记了她使用什么具体悦耳的词句解释说她虚报了自己的年龄，报多了自己的薪水。次日，一位英国的报社女记者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噢，您一定是个不怎么样的记者。”李鸿章直爽地说。“昨天这里有个小女孩，比你年轻得多，却比你薪水高得多。”翻译本应当在翻译这番话时显示一下对两位女士的尊重！有一次，当李鸿章埋怨说哈瑞·帕克斯爵士和其他外国人一个样——讲话一点都不合情理——当时的英国领事达文波特毫不顾忌地指责他，率直地评价说：“那都没什么问题，可你眼里的道理就是从你的角度看问题而忽视我们的立场，跟你讲话就像冲着一排书讲话。”除了这个他可以贸然采用的粗鲁，李鸿章总是要在谈话中占上风的名声也陪伴了他一辈子。
困境（1891-1894）
1892年，李鸿章向安徽北部的民众派遣援助，因为最近一次收获季节农作物歉收，处处民不聊生。由于江苏和安徽两省之前曾在直隶省陷入窘境时自告奋勇提供援助，所以总督觉得作出回报义不容辞；他为此从户部掌管的资金拨了五万两白银。安徽总督来信恳请再多拨一些。然而李鸿章说直隶省的赈灾资金并不多，而且还要立刻用在那些“在热河地区叛乱魔爪下苦难深重”的不幸民众身上。“因此，”李鸿章说到，“直隶省确实没有宽绰到援助他省的能力，然而安徽受灾如此严重。”他下令再拨出两万两白银，以供最紧迫之需。
在这些饥荒中，又传来山西爆发大饥荒的消息。在中国总是会有地方大规模地爆发某种事物，李鸿章派遣了一名官员从北京启程，携十万两白银分配至山西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一位监察官奏请革去一位大量挪用钱款的治安官的职务。如此巨额的钱款远从伦敦送来，为的是帮助这场饥荒中受苦受难的人们。
接着，李鸿章代表省总管和其他“淮军”官员向皇上上书，安徽军队的这一名号是在镇压太平军中获得的；这一名号象征了淮军卓越的历程，它在早期与太平军和捻匪叛军进行过无数次的战斗，在那之后又戍守沿海。“在苏州附近的无锡，在保定府，还有在武昌，它在这些曾驻地都尽职尽责，修建寺庙，定期祭拜那些死于战役或疲劳疾病的人们。”他说在咸丰皇帝刚登基时，太平军入侵安徽北部，与捻匪形成了局部联盟，庐州成了军事重镇。
总督父亲，刑部执法官，以及总督本人，当时都被号令返回庐州，为本地区防御招募一支本土军队。许多杰出的官员帮助他们招收军队，这些军队表现出的英勇骁猛使太平军震恐不已。在同治初年（1862），已是江苏总督的李鸿章奉命向东边行军，前面提到的官员和其下属作为陪同，后来又加入了刘秉璋和吴长庆，他们在邻近地区也招募了类似的军队。由此形成的淮军收复了甘肃，消灭了捻匪的两支军队。在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直隶和山东，这些军队始终骠勇善战。那些牺牲的将士被授予许多荣誉，为纪念他们的英魂，建立了许多祠堂。在湖南，曾国藩建立了一座庙宇以纪念湖南军队，战争结束时，军队获得了执行政府职能的许可。淮军希望也能获得相似的嘉奖，虽然许多老兵已经不在，淮军仍是一支很有价值的军队，守卫着京津门户，防御着远至福州和广东的海岸。
与此同时，他建议嘉奖许多参与平定北方叛乱的军官。在一个贯穿着山路，到处骑匪盗贼肆虐的国家，如果叛乱不被扼杀在萌芽中，没人可以预料危害会扩散多广。“在冬日的严寒中，我们的将士饱受霜寒之苦，此外更有敌军的枪林弹雨阻挠着他们。参与战后清场的官员也已证实，在更加激烈的战役中死伤无数，他们称埋葬了两万具尸体。”
这位退役政治家早年军旅生涯的回忆读起来触动人心，他提到父亲的部分也引人注目。这册回忆录墨迹未干，李鸿章就不得不把注意力从北端转移到西端，亲自向重庆官员下令，命他们给予基督徒应有的保护。杀害基督徒者应依法惩办，应归还基督徒住所，补偿他们遭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似乎这些还不够，帕米尔高原的问题占据了李鸿章很大精力。北京各方都积极需求中亚，尤其是所谓的“世界屋脊”的地理和地形信息；这最终促成任命一个委员会去确立三大帝国——大不列颠，俄国，以及中国的边界。此外，中国在柏林的公使也被命令把自己的公使馆秘书长派遣至圣彼得堡担任临时代办，以有一个当场代表与俄国当局就帕米尔高原事宜进行洽谈。
在李鸿章事业的这一时期，香港和上海银行集团的经纪人在天津新建的银行设宴招待李鸿章。当时出席招待会的有：理亲王、驻日大使、李鸿章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列席的有总督一批随员，其中有罗丰禄，海军上将秘书，当李鸿章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时，他读了一段精彩至极的演说词，这演说词在随后的欧洲之行中赢得了无数赞誉。一段简要的引述会很有趣：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论及了资金周转、银行体系，文明国度的国际商贸正是以这些为轴心运作的，然而我们认为欧洲的现代科学源自周代行政法学。其后中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司马光的著述《资治通鉴》大概可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相提并论。除了各种公职，担任中国北部商贸总管，我还对研究我国与外国间商贸状况有浓厚兴趣，而且由于银行是一种自动记录数据的气压计，它们必定吸引我的注意力。”
当下电报线路正在李鸿章的指令下穿过西南偏远的云南进入竣工阶段。他刚刚结束对北方热河地区骚乱的调查，如今又指任他的海军秘书罗丰禄为天津下任海关道台，伍廷芳——在香港人称出庭律师——为中国北部铁路总管，接替因瘫痪发作刚刚退休的原总管。罗丰禄和伍廷芳这两个人被提为驻伦敦和华盛顿公使，他们曾在义和团闹事时在义勇骑兵中任职，这两个人都首先把自己的高升归功于李鸿章，并且为他增了光。
当李鸿章打算铺一条铁轨时，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付那些迷信行为显示了他最优秀的一面。在下面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他在决心中蕴含的力量，从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中也可看出这点。我们还可以看出，他有力的判断力和一丝爱笑的亲和力必定帮他挺过了事业中许多艰难的阶段。
铁路工程师希望在奉天城一公里外定一个地方作为吉林和牛庄铁路的汇合处。但是鞑靼首领裕禄找了一拨风水先生和万事通，看看这一决定是否会影响到奉天的风水，风水也就是中国一套对阴阳之气和布局的理念，是中国的宗教信仰之一；万事通先生宣称“围绕奉天圣城的龙脊将被铁轨轨枕扎进的长长铁爪抓破”；于是裕禄否决了工程师的决定，他们把事情的情况汇报给了李鸿章。
锦州、奉天和牛庄在地里位置上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奉天为顶角，锦州和牛庄为底角，奇思妙想的鞑靼首领裕禄企图通过命令让铁路线直接从锦州穿至牛庄，以此解决自己否决那些铁路工程师的建设方案所引发的难题。但是工程师因两个原因反对这一方案：首先，牛庄和锦州之间的地区是低洼的沼泽，在湿季易遭洪涝；其次，这片区域地广人稀，罕有交通开发。因此他们更愿意在锦州和奉天间铺一条更长的铁路线，而且让铁轨穿过人口稠密的富裕城镇，铺在相对更平坦更高的地面上，才会让铁路发会它更大的价值。
李鸿章一接到工程师的报告，就立即致信迷信的鞑靼首领裕禄，告诉他说他为当朝祖地风水的挂虑之情非常值得嘉奖，然而恕他（总督）直言，交汇点会改善而不会破坏奉天的风水。不过，如果他的同僚裕禄执意否决工程师的决定，他将上书圣上，此间令线上所有工程停下，听候皇上决定。裕禄反到为事态突然的转变乱了方寸，他写信并敦促工程应当继续，但是工程师们应当再做勘测，而他将“考虑一下”。就在那时，选定了离初次惹起不愉快的地址几百码的另一处地方，那些风水先生很明显依照不再予以反对的指令行事，称龙脉在新址不会被伤到。
李鸿章有一个直奔主题的习惯。格贝尔先生是位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位前任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当有一次被问及在比利时为指导工程实践建立实验室的意见时，他写道：——“请允许我加上两年前有机会从著名总督、中国杰出政治家李鸿章之口亲自得出的观念判断。”
“我向他详述我们的技术研究深度和工程师的过人之处时，他对我说：‘比利时的工程师掌握理论知识——可是他们同时具备实践经验吗？在这些事务中，如果不靠实践使科学做出成果，科学就没太大价值可言。’我向他指出，比利时工业的大规模和广泛，以及对年轻工程师开放的无限操作领域使他们可以在打牢理论基础后获取实践知识。‘不要给我找，’他说，‘任何不到三十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