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和家庭圈子
在上一章里我们研究了李鸿章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一些特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产生这位东方超人的教育情况和国内环境，以及早年引导他思想和行为的事件与境遇。
首先，毫无疑问，李鸿章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母亲强壮的体魄、非凡的精力、温和的脾气还有宽容的处世态度，这些特点让他的私生活十分与众不同，因此而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些朋友便是在外交和生意中认识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总督生涯起步时和其以后对外政策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外国人的卓越认识，是明显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与戈登将军亲密交往的影响。
有关李鸿章父亲的事宜鲜为人知，我们只知道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归属于“仕途不济”、满腹失意、沮丧的“候选”官员之列。李鸿章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儒学之士，总是宣扬道德之中孝顺第一，在私人谈话中很少说到自己的父亲。在他为了训练文采而撰写的赞美诗中也没有写下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知道李鸿章的父亲属于文人学士阶层；也就是说，他曾成功地通过省里的乡试，但和努力奋斗的学者大军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手段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很早就成婚了，生了五个儿子（李鸿章排行老二），李鸿章的父亲能为他们提供一般正统教育的入门课程：在乡村博学者的指导下，几个孩子都获得了鹦鹉学舌般的背诵经典的本领，在中国，这些经典之作都被当作是对智力的启蒙而广为传授。
上一章说到的那本所谓的《回忆录》中，介绍了一些对于李鸿章在1846年与父亲的关系。其中一篇文章据说是由李鸿章于25岁那年写于老家合肥，父母当时都是42岁；这就说明李鸿章的父亲早在15岁的时候就已成婚。另一篇文章标的日期是1846年1月的某一天，记录了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不愿听从他“高贵而严厉的父母”要他成婚的想法。李鸿章的第一次婚姻应该发生在此时或不久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在他1853年弃文从武之后不久，他年纪尚轻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失踪了，毫无疑问，她们都死于太平军的袭击中。
根据记载，李鸿章通过伯父（伯父在当地厘金税征集处任职）的影响力，在衙门里寻得了一个职位，而此时当地的知县听闻了这个谨慎行事的年轻人文采不错，让他倒背了《春秋》，他做到了，这使李鸿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几年里，通过勤奋的工作，他将精力放在通过修炼文学功底和写作技能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声誉，这帮他铺下了官宦生涯的康庄大道。
1847年，在为考取进士而设立的殿试中，李鸿章以第三名的成绩在40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翰林院，即“文人雅士的栖息之地”。
1851年，他成为翰林院编修时，已有了不小的名声；他那优美而儒雅的书法已经名扬于京城的文人雅士之中，甚至名声已传到了各个省市。但是，他到此为止除了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对自身才能的敏锐认识外，还没有表现出区别于正统儒家学者的精神特质。吸引他的老套僵化的学习体系，其所有细节完全还是父辈的那套体系，它摧残了父辈也正破坏了他同时代人的精神活力和想象力。
无论倒背还是顺背，李鸿章都能背诵整本的经典之作，撰写出无数篇文、散文以及诗歌；同时，他的聪慧敏感让他知道，要想踏上雄心勃勃的成功之路，必须有充实的钱包，以及贵人的相助。但是，在他进入翰林院的那年，在中国南部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利地丰富了他的经验，开阔了他的眼界。
李鸿章28岁那年住在安徽省合肥的老家，关于他在这个时期的职业，人们知道得很少。曼尼克思在为那本编造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太平军在李鸿章从京城返回老家的时候取得了如何惊人的进展，他写道：“当他回到老家时，他看到太平军一路走过，正向京城胜利进军。当他看到那个给予他如此荣誉的朝廷和古老的政府身处危险之中时，爱国之情在心中澎湃不已。他立刻开始组织了一支去袭击和骚扰敌军后方的志愿军。”道格拉斯教授对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发端也有大致一样的描述，但是他把时间定为1853年初。但是，我们知道李鸿章在金钱上极为吝啬，这让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故事，更不用说即便是他愿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组织一支军队。
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证据解释了李鸿章为何放弃文人生涯而加入他所鄙视的军事之中，即因为在太平天国强盛之后，曾国藩（大清帝国军队的都统）要求京城方面配备一些秘书，而李鸿章得到了一个安徽籍翰林的推荐，获得了其中一个前途不错的职位。正如资料所说，他和父亲（1856年去世）在为军官征收地方税中立了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父子俩都是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做事。
当代的证据已经部分地证实了这个观点，因为李鸿章曾在1855年出任合肥的藩库，顺带着赚了一些钱。他在这方面明智的作为吸引了知县的注意，知县便向上级报告，说李鸿章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官员。按照这一报道，李鸿章好像受到了曾国藩的几次接见，这位伟大的学者型军人极力赞扬了李鸿章的文风和书法，结果这位年轻的翰林弃笔从戎。不管他接受这份任命的理由是什么，都为他的事业打下了第一个坚实的基础。
英国的读者会发现，在中国，文官们除了拥有经典教育的授课能力外没有其他资格，即使如此他们却可以承担高级军事职位，并都以同样的无知无畏去负责对外条约的谈判，管理钱庄或治理大江大河。事实上，在一个无所不知的多才多艺的假设上，整个官僚阶层都在指导高技术层面的事务，而在英国政治家和公众舆论把所有高技术的事务授予内阁大臣。所以，李鸿章从军队文书迅速提升为江苏的总司令并不值得注意。有充分且可靠的证据表明，仅凭勤勉和才干，他就得到了曾国藩的称赞，而他的提拔就在于此。
在晋升为高级军事指挥官的时候，李鸿章的文职也受到了提拔，因为作为一个翰林，参与军事事务被看作是他事业的临时脱轨。185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代理按察使，1859年又被委任为福建道台（他从未赴任该职，原因不明）。最后在1862年他当上了江苏巡抚，在这一任期里，他第一次在外交艺术和技巧方面受教，并见识了外国政治的广阔视野。1860年，由于他跟美国冒险家、“常胜军”总指挥华尔将军的关系，他开始研究欧洲的战争方法。在这一时期，由于英法联军轻松突破了大清帝国所有的北方防御，包围了北京，让他洞悉了外国人的军事优势。
关于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事业，中国流传着两个有趣却未被证实的故事。亚历山大·密吉不仅是个能干之人而且是个可靠的权威人士，在1901年李总督去世后不久，他之所以在对付太平军时取得了大多数的成功，是因为他在太平军中被俘获过一段时间，当时为了保住性命，他完全听命于大字不识的造反首领，此他熟悉了太平军的组织和作战方法。这或许是个真实的故事，或许又只是许多“合理却不真实”的捏造之事，这种故事在东方国家由于反复的传播而让人深信不疑。所有的官方记载对这个故事都缄默不语，但这并不能证明它的虚假性；但他被俘的事情如果是真实的，也一定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的。
另一个传说，从表面来看，更像有事实的根据。这个传说讲的是清朝的程学启将军原本是太平军的一位首领（他是李鸿章的属下，曾与戈登一起英勇地袭击了太平军，在1863年收复苏州的战斗中表现十分出众），李鸿章巧妙地劝说了他，让他投靠到了清朝一边。在一份奏折中，李鸿章描述了这位英勇之士在1864年4月攻打嘉兴时如何牺牲了性命，他证实了程学启当过太平军首领的事实：
“四月十五日，”（他写道）“他战死了。我万分悲痛；所有军事将领都失声痛哭。每一个人，无论来自江苏还是浙江，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百姓，都哀悼他的逝世。于是我考察了程学启之前的历史，发现他出身于安徽的一个地方，在叛乱中被俘。程学启看到叛军欺压百姓之后费劲地试图逃脱……他来到朝廷的军营里并投了降。有人立即认出他是首领之辈，职位比至今为止所有投降之人都要高。此后他被委任为我们军队的指挥官，并参与到收复南京的战役中。总督曾国藩那时把此事告知了陛下并保证了程学启的忠诚之心。我亲耳听说过他的功绩和智慧。”
这份奏折接下来还讲述了已故程将军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并顺便将戈登将军取得的胜利全部归结到了他的头上。但是，如果这段流传甚广的传说是真实发生的，那么李鸿章对于程学启的了解就大大超出上面提到的官方调查。
人们通常都相信这位叛军首领花了一大笔银子向李鸿章买来了他在军中的职位和晋升机会，而李鸿章则用这笔钱为自己的仕途铺了路。这个故事中，有些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样的交易在中国总是被当做高深兵法的一部分。人们说程学启与李鸿章妹妹的婚姻就是这个协议的一部分，以此互相保证各自的诚意。
就本书的宗旨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具体描述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场战争（1853-1864）的主要事件已经由道格拉斯教授作了简单的记录。读者若要寻求更多信息，可以从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斯特夫利将军和“中国人”戈登所发的公文和急电中寻找，这些材料被收录在那一时期的《蓝皮书》中，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作为打造历史的实例解说，将之与曾国藩同一时期的奏折和上谕做比较，后者是一个官方文件集子，由英国驻华领事机构的翻译官R.A.杰米森编译。
由于李鸿章在苏州出尔反尔地杀死了太平军的首领，便与戈登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吵，这个事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尽管李鸿章有着非凡的智慧和接触欧洲人的经验，但他无法从戈登的角度看到事情的道德层面，这就像戈登没法倒背中国的经典著作一样。
戈登指望李鸿章同化并实践自己任性化且具有骑士风度的战争观，这一点就说明了他缺乏判断力和洞察力，就跟李鸿章拒绝相信这个英国人会真正重视他的誓言一样。戈登对冒犯他的总督表示了愤怒之情，并欲寻之报复。
这使得整个事件极具纪念性和戏剧性。尽管如此，这只是由于两人的绝对观念的冲突而发生了的许许多多类似交战中的一次而已。如果戈登难以容忍李鸿章的贪婪和虚伪，那么李鸿章这个全身上下洋溢着不可名状的优越感和优雅自信的官僚，同样觉得难以容下戈登的直率和对诚信的无法妥协的坚持。
从李鸿章与华尔、白齐文和戈登开始接触起，李鸿章明显的目标就是要利用外国人出众的军事技巧，与此同时，还要不计一切代价防止他们利用任何职权侵占官僚阶级的特权。比起国内的任何造反，李鸿章更担忧欧洲的进犯，因为他比京城的任何高官都更清楚西方军事远征的真实政治意义，这已经在英法两国和清政府在1860年10月在北京签署的《埃尔金和平条约》中表露了出来。1862年，李鸿章委婉地拒绝了俄国派遣军队镇压太平军的提议，他已经下决心运用聪明而高超的治国之术加上柔弱的政治艺术，来对抗西方强劲的军事力量。
俄国军官指挥的一支俄国军队绝对与李鸿章的策略不相容，因为这支军队不会听从他的命令。但是利用刚刚占领京城的英法军队的支持来镇压中国的造反派，他却一点都不觉得有碍威严；相反，斯特夫利将军和普罗泰特上将愿意与李鸿章的军队合作，共同为大清帝国事业效力，并同时承认他是大清帝国的主权代表，这使他得到了抑制不住的满足感。只要给皇帝提供的战事汇报与奖赏的分配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就很高兴让戈登和雇佣军队艰苦作战。在其汇报太平军彻底战败的奏折中，如同他记载程学启将军去世消息的奏折中一样，戈登在维护朝廷神圣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被消减到了微乎其微的比例。
戈登因其表现确实被赏赐了一件黄马褂、一顶花翎和赏金（被他拒绝了）；但是“为了提供准确的历史”，李鸿章用随时准备好的笔墨，悄悄地把“常胜军”及其司令的功绩都消融了，使其淹没在自己的荣光之中，适当地犒劳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勇猛之旅。
李鸿章根据自己对这位勇敢而冲动的军官的依赖程度，对戈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亲切感恩转变到豪爽无礼；主要因为李鸿章总是在给军队的常规发饷问题上极其不讲信用，所以他们的关系不止一次变得紧张。同样由于钱财的问题，在戈登之前担任“常胜军”司令的美国冒险家白齐文也曾与李鸿章发生过争执，最后投靠了太平军。
事实上，李鸿章看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和他看待中国后来的所有战争一样，都是站在自己的金钱收益上来考虑的。在这一时期，他的基本军事财政理念就是最终付了多少钱，常以含蓄的方式加上附属的条件，即朝廷欠了军队多少，军队便可以靠从城市--中国城市掠夺多少来获取补偿。前面提及的《回忆录》中有一些记载，说明他直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第一篇表明的日期是1863年2月25日（戈登在3月份担任司令）：戈登上校来信宣称要么做最高指挥官，要么什么都不担任。这是所有为我们做事的外国人都有的态度，甚至在他们谋求职位并为之等待多日或数周之后都不改变这一态度。当然，我并非说这个英国官员就是这种态度，因为他既没有申请做大清帝国的总司令，也没有索取报酬。他在最后也没有提及这件事（指报酬），但他的上司却这样说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但他若是一个能干的人，能够为军队带来目前所需的武器以便杀死所有太平天国的叛乱分子，那么我认为他在荣誉和金钱方面都会得到丰厚的嘉奖。
在举止和态度方面，戈登是我所接触到的外国人中最好的一位，没有流露出大多数外国人在我看来令人厌恶的自负。此外，他兼具优秀的军人素养，坦率、迅速且务实。他刚来的两个小时之内，他都在视察部队，下达命令。我很高兴部队能够听从他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