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的样本也被带去给皇帝检查，并且被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极好的态度对待。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稍微查一下历史就能证明。在宋太祖四年（公元954年），在直隶开州以及濮阳县出现了一支上有二到六个穗的小麦。在明神宗统治时期，同样在沈州在直隶出现了四十亩的双歧麦。随后，在崇祯年间，蔡州出现了一根茎上有二到八只穗的作物。这种现象的起因也许是由于土壤的肥沃，或者是不适当的营养分布，被这些特定的茎干吸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已经足够解释这个现象。所以，这种普遍的现象怎么能被认为是一种祥瑞呢？
李鸿章怎么能将这么一个常见的麦秀两歧现象作为祥瑞之兆呢？去年直隶经历了数十年没有见的大洪水。直隶省的东南部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什么都没有剩下，只能向别的省寻求援助，从皇帝的粮仓中拿出玉米，陛下也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和焦虑。即使是到现在，很多地方仍然被淹。假设今年春天和秋天的粮食都很充足，他们也不能弥补去年的损失。但事实却是今年该省一半地区的收成并不理想。
此外，谣传已被修整过的永定河堤仍抵抗不住洪水的冲击。由于沟渠水势凶猛泛滥，保定、天津和顺天府以南地区被淹。
同时，旱地的农作物遭遇了蝗虫之灾。如此一来，我们还如何期待如祥兆所称的麦穗双歧呢？正因为朝政大臣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才会形成令人生恶的阿谀谄笑之风。一旦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便只会趋炎附势。同样，那些地主、旧贵族一逮住机会就竭尽全力地献媚。
这类败坏之风正在盛行。一些毗邻省份还未从灾难中平复，难民仍身陷痛苦之中。李鸿章对皇帝提问的回答十分无力，就说出了这个“祥瑞之兆”，实际上这是为了表扬他自己的管辖。这样的举动，一旦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效仿，并且将引发无尽的灾难。
河水的这种无规律的行为，以及请上奏的讽刺，并没有严重损害到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这一时期，这些事情也没有占据他所有的精力。
这一时期，李鸿章正致力于皇家史书的修订和更新。这本书最后一次出版距今已有140多年。他说现在是时候加快脚步草拟出那段历史的框架，否则以后将可能没有可靠的史证加以借鉴。
李鸿章打算将此工作委任于大学士和绅豪来草拟历史文案。资料来源于官方文献和个人家庭记载以及老一辈的记忆。整理过程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提供的资料全部被采用。省财政部承担此次史书修订准备工作的所有经费。
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转向一个重要情节——年轻皇帝的婚姻。
同治皇帝：他的婚姻与死亡（1872—1875）
同治皇帝十二岁时，大臣们认为是时候让皇帝结婚并亲政了。后宫由一位皇后，两位皇贵妃，还有八位妃嫔组成。大清律法要求凡是统属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世家，都要把其适龄的女儿送进宫去选秀女。而不属于北京或省级驻军的八旗家庭则无此资格。她们的母亲、姐妹和姑嫂可以陪她们进宫，并且偶尔能探望她们。但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只有在觐见的时候才能看看她们。
在诏令下达第二个月的第三天，108个少女被带到宫殿里面进行检查，年龄从10岁到13岁不等，所以皇后不会比皇帝大一岁以上，也不会比他小两岁以上。在这108个女子当中，12人被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又被送回家。随后又召集了各省的八旗家庭的女孩。在第八个月，皇帝被安排了大婚，这时他十二岁零六个月大。但是，直到1872年，大婚典礼仪式才举行。
清朝的藩属国朝鲜、安南和琉球的使臣来参加同治皇帝的大婚典礼。据说，使臣们首先要在皇帝大婚时明确表示效忠清朝。外国驻华公使因不愿叩头，被拒绝观礼。也许我们还记得，1902年光绪皇帝的堂兄醇亲王，率赔罪使团赴柏林为在1900年于北京被谋杀的德国驻华公使致歉时，拒绝表演这一礼仪。
皇帝大婚仪式除了沿着皇宫到后宫行进外，一切都是在神圣的后宫举行。欧洲人可能记住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仪式，该仪式于大婚后的第十四天举行。皇帝给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请安。皇帝、亲王、贵族和大臣们都要听从太监的指令，给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行叩拜之礼。
我已经没法找到关于李鸿章在典礼中的表现的真实记录了。但是他一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仪表堂堂，在众多官员的队伍中格外引人注目。并且作为直隶总督，他一定需要为花销提供经费。
在10月22日，年轻的皇帝名义上将权力收归己有，正如西班牙年轻的国王在1902年5月做的那样。
皇太后赏赐给恭亲王一幅精美的卷轴。那些在乱世之中还有机会悬挂着很多慈禧太后精美书法作品的人，一定非常熟悉这幅卷轴。因为中国人不是把书法当成简单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当作像绘画一样的艺术。汉字极具欣赏性，很多欧洲人看到中国书法就像看到一处佳景一样，心情愉悦。慈禧太后的书法令人过目难忘，让人既钦佩又敬畏。
《京报》12月2日评论说：迄今为止太后谛听国事，不懈地推动公益事业，控制舆论，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提拔人才，打击反对派。国家自始至终享受着和平，人民生活舒适。太后殿下效仿前朝统治者，历史将会记录她的价值。
1873年3月18日，在就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一定是违背了这一命令。
现在李鸿章的职责是先于皇帝几天去皇陵，视察路上的一切是否安排妥当。皇陵位于东山，皇帝年年都要去祭祀。外国公使们对祭祀仪式很疑惑，但他们并没有预期能得到李鸿章的帮助，他们认为那时的李鸿章是排外的。李鸿章回到天津之后，两天里所有的官员都向他表示祝贺。关于李鸿章最后觐见皇帝的谣言传播开来。在听了李鸿章对政治和外交事务的长达数小时的重要建议之后，皇帝对他说：“爱卿对各种事务的见解，明确地告诉朕，你已经彻底地研究过他们。爱卿是朝廷里能看到它们有效实施的最佳人选。因此，朕现在任命爱卿为北洋大臣，以便出谋划策，帮朕妥善解决这些你刚刚提及的那些问题及其他可能不时出现的政治或外交问题。”
谣言表明，天津的官员可能开始琢磨李鸿章的想法，而不是重视尚且年轻的皇帝的想法。那年的祭祀活动组织的有些不太周全，各种交通工具未能准备妥当，管理皇家马厩和行李的官员都被责罚。同时太监总管也被责罚，其他官员也因未摆放好祭品被免职。所有的这一切显示，皇帝除了可能欣赏李鸿章在政治和外交等重要问题上的判断外，并没有显示什么独特的统治才能。
4月14日，《京报》祝贺皇帝寿辰，而16号就有官员负责修建同治皇帝和阿鲁特皇后的陵墓。尽管基督徒认为死亡是重生的必经之路，他们还是惧怕死亡。而棺椁，在某些时候像一个人进入天国大门时代表灵魂和庄严的装饰物。说到死亡，1875年同治帝驾崩，有关史料对同治帝做出了如下评价：
“俯身跪拜，痛彻苍穹，哀思满世，无力回天。春去冬来十三载，天子谦德普天下，今天威归西。谨遵祖先训令，与母商讨，励精图治，不辞劳苦，勤勉为政。以敬畏之心，祖先之教诲，终日激励忠心朝政，勤政为民，终年无休。任用贤才，制服叛乱，心怀天下百姓福祉、国家朝政。今吾皇驾崩，万分虔诚，化为悲痛，无以言表，唯以血泪。”
现在我们谈谈慈禧太后统治下的黑暗秘史，慈禧太后置百姓利益于不顾，勾结欧洲各国，主宰国家命运。人们常因同治帝之死指责慈禧太后，也有人指责她在逃往热河途中除掉咸丰皇帝。
慈禧太后是咸丰帝的一个妃子，也许她常常担心失宠。也有人指责她后来处心积虑除掉慈安太后。毫无疑问，是慈禧太后逼迫阿鲁特氏皇后，也就是同治帝的皇后，自杀或者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死亡的。（后来有人传言她是饮鸩而死）当时阿鲁特氏怀有身孕，就这样，慈禧太后除掉了阿鲁特氏母子。
清朝官方评价说到：阿鲁特氏皇后贤良淑德，出身显贵，选秀入宫，后被封为皇后。阿鲁特氏皇后无限扩大仁政范围，其温柔高贵成为学习的典范，其刚正严苛深深影响六宫。她举止含蓄谦恭，辅佐朝政三年，将优良治理方法施于内政，分担皇上治理朝廷的忧苦辛劳。阿鲁特氏皇后表现得忠诚孝顺，令人动容。阿鲁特氏皇后身上许多优秀的女性品质已为后宫人人皆知。谨按祖训，墓文辉煌，授以封号。朝廷官员奉命仔细定夺，再三审查，谨慎记载其生平及丧葬仪式。文武百官追思阿鲁特氏皇后，谦卑评论其与皇上恩爱之情，堪比日月同辉（日代表男性原则，月代表女性原则），女性原则与男性原则和谐共生，顺应自然法则。
人们这样评价可怜的阿鲁特氏：谦恭，纯洁，谨慎，善良，智慧，言行谨慎，遵受训律，为圣人教诲增添光彩。后来的作家们都为这位美丽的阿鲁特氏的英年早逝惋惜，然而，对于她的婆婆——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世界不足以容下她。慈禧还有一个妹妹在世。1875年一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慈禧太后抱走妹妹的儿子并带到宫中，次日清晨宣布立其为帝。可怜的光绪帝自此经常为此哭泣，然而，他至少还活着，他的母亲，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几年后被处死。慈禧太后是很有魄力的一位女性，她无法容忍任何人靠近皇位，因此毋庸置疑，她会下令处死亲妹妹及儿子的皇后。
但是在慈禧太后成功地将另外一个孩子推上皇位的之前，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李鸿章漫长的生命因此而变得极富传奇色彩。一位中国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朝中强大的反对势力欲推翻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的统治，另立恭亲王玩世不恭的儿子为帝，慈禧太后为此求助李鸿章（当时任直隶总督）为朝廷护卫。李鸿章立刻行动（回顾李鸿章的一生，他办事果断，从不推脱，除非他故意延迟，这已成为他的一个最明显品质），率四千多兵马，进军京城。这些护卫兵全部是安徽籍，他们在任何形势下都效忠李鸿章。这支军队一天半行程八十里，于午夜及时抵达北京。
慈禧太后的亲信率近卫队于城门守候，为李鸿章军队打开城门。午夜李鸿章军队悄悄进入紫禁城内，为防止士兵说话，每人嘴中含一只筷子，马掌钉也被蒙上。进入到紫禁城后，各城门满族巡守被换成李鸿章的手下。慈禧太后派宦官指出可疑分子，几乎公开向反叛者宣战。反叛者立即被卸下武器，打入刑部监狱关押。紫禁城各大城门也换成由李鸿章的人看守，太后及年仅四岁的光绪帝寝宫由步兵把守，破晓时分所有的反叛者全部被捕。叛乱者被秘密处死或者永久流放到黑龙江。次日，醇亲王之子称帝，年号光绪。如同以往，醇亲王依然是李鸿章的至交。一切都安定下来，李鸿章率军队返回天津，如同来京时一样悄无声响，悄悄地处理好一切，以至于只有局中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才了解这一切归功于李鸿章的忠诚机敏。
在那一刻，他本可以选择叛乱，登基称帝。李鸿章的选择避免了一场内战，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悲剧。慈禧太后从未忘记对李鸿章欠下的人情，由于她的恳请，李鸿章才保住了朝廷的稳定，才同意担任总理衙门职务。光绪帝受翁同龢影响，从未意识到对李鸿章的亏欠。
这就是李鸿章深夜行军的故事，通常人们认为这是李鸿章赢得慈禧太后终身信任的关键性事件，实际上慈禧太后对李鸿章的请求正中其下怀。在他们生前一定有很多交集，很可能从一开始他们就彼此揣测过对方的性格。
外交经验（1873—1876年）
1873年2月，日本公使、秘鲁公使和荷兰临时代办原本商定在春季冰融后尽快来天津商讨开通中国海上贸易的事宜，李鸿章认为在这一事件上很有必要接受他们的提议。但是他们一再推迟商讨日期，直至7月，李鸿章才抵达北京，与日本特派员的会面令人记忆深刻，当时日本特派员副岛种臣面色平静地嘲弄和藐视了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督。
这位日本特派员无疑清楚与他交涉的这个人的品性，也可能早已耳闻李鸿章在很多场合中宣称不允许日本特派员进驻北京，所以他彬彬有礼地声明他是日本政府任命的驻守北京的官员，热情的表明他对这座城市的兴趣。但是对于核心的台湾问题他只字未提。当时一艘琉球船只在台湾失事，船员被杀。清政府毫无远见急于声明他们对台湾人民的野蛮行为无能为力，于是日本政府迅速的派遣军队驻扎台湾，所以现在他赶来北京以解释和解决这件事情。李鸿章立即着手解决这件棘手的难题，据说当时李鸿章传递给副岛种臣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孔子的一句话，意思是一国侵占另一国的领土是非法的，但是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副岛种臣在接到这句话时毫无反应，在这里就不详谈这件事了。总之，李鸿章据理力争后筋疲力尽，副岛种臣表示他只是来表达他对李鸿章的敬意，并不是来谈论国家事务的。
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令人讨厌的日本特派员带着他自以为是的微笑，装模作样鞠躬的样子，李鸿章的天朝大国思想此刻估计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他已经怒火中烧。这次的经历是惨痛的，也许李鸿章再也不能毫无顾忌地施展他的机智和判断力了。李鸿章的目标是阻止日本公使进驻北京，但是他无能为力，所以他感到极度屈辱，他甚至没有回复日本公使的来电，只是派遣一位副使去告知他忽感不适。
李鸿章在与日本的太不称职，对他怨声载道。事实上，如果当时中日之间爆发战争，中国人民也许会更早些觉醒。
福州海关和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用于支付这次的赔款，但是在这次赔款支付前李鸿章还有另外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1874年9月，日本大使大久保利通、海军上将伊藤博文和李仙得将军及其他陪同人员在天津停留了六日，但并没有去拜访当时的天津总督李鸿章。一般情况下驻北京的外国公使或是大使在途径天津时，都会对总督进行简单的访问仪式或是礼节性的问候，这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不去会面的事情。
这并不是一件独立的事件，自1860年外国军队占领天津后，随着日本大使及其随从人员的到来，一种深刻的、普遍的民族情绪在中国各省的官员中漫延开来。日本大使馆的一行人员共乘坐16艘游艇列队缓缓向蜿蜒流淌的白河上游驶去，每一艘游艇上都标着日本的国旗。日本大使轰轰烈烈的到来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据中方称其中的一艘巨型装甲舰上有三千人，还有一艘装备精良的炮舰驶向天津，同时日本大使还带着众多秘书、佣人和其他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