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人不是天生就憎恶日本以及和日本人相关的一切，我会非常想将他的脑袋挂在衙门的墙上做装饰。到现在为止，朝廷还不知道关于李昰应的计划已经成功实施，如果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他已经不在汉城了，会非常高兴的。”
“我的卧房。（没有日期，但可能是在几天后所写。）--即使是在面临重重压力和激烈冲突之时，好思考的人都会想要有时间独处一室之中，安静认真地想想命运对他做了什么，或是将来会对他做什么。时常在不需挂念公务、家庭或生意的几个时辰里，我会发现思考是一项非常不错的消遣方式。我的精神会穿越到过去。”
“昨天，从京城回来之后，我感到身心俱疲，很早就上床歇息了，睡了很长一觉。尽管城里有包括美国海军的怀斯舰长在内的几位外国要人想见我；尽管穆林德夫男爵（李鸿章的情报人员兼商业代理人）留下话，说他有紧急事情要找我商量，但我已经下达了强制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打扰我。正如我所说的，我睡了很久很久。因此，今天我感觉自己至少年轻了六岁。无疑我今天可以带着好心情会见所有的来访者。”
“从早餐（天津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管我的早餐叫’午餐‘）时间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的朋友李昰应，他现在正被安全地囚禁在保定府的堡垒里。”
“的确，我不得不嘲笑这个老家伙。过去这些年里，他一直是汉城的一个爱耍把戏的老魔鬼。他简直是铁石心肠，竟然催促我们和日本开战。他现在已经不是大院君了，而是一个十分温顺谦恭的囚徒。他现在大部分时间想的都是他的脑袋什么时候搬家。我不希望这个老头遭受精神上的折磨，他刚走进衙门的时候，我就抓住机会告诉他，不会有任何麻烦降临到他身上，除非他愚蠢到设法逃回汉城。”
“’但我属于汉城，属于朝鲜，‘他呼喊道。’为什么你们要把我装进袋子，弄到大清来？‘”
“我很明白地告诉他，他在朝鲜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认为最好把他转移到一个他不能干坏事的地方。”
“’但我有皇室血统，‘他刚喘过一口气就怒吼道，’不管是中堂你，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绑架我！‘”
“眼前的场景看起来既严肃有十分可笑。我忍不住对曾经的大院君说，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拥有皇室血统的人不小心谨慎，就很容易误入歧途。这句话好像让这个老家伙安静了下来。即使不能消除他的恐惧，至少也降低了他说话的音量，他立刻开始低声询问，朝廷要怎样处置他。”
“我做出安排，让这个前摄政王继续在保定府里待一段时间，考虑到他以前和现在的处境，给予他悉心的照顾，而且还要避免他再次捣乱，因为他在政治上的确是个爱搬弄是非的人。现在我们在朝鲜还有很多困难尚待克服，虽然李昰应现在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朋友们会干出什么样的蠢事。我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好朋友李昰应的。但是，他现在是安全的。”
“1882年12月19日。--香港媒体刊登了一则美国的报道，上面说美国的编辑们认为，我将李昰应从汉城带到大清的做法是一种专横的暴行。在这些美国报纸上谈及大院君之时，都把他当作美国的伟大朋友，说全朝鲜只有他一个人表现得足够开明，在1867年的时候接待了美国远征军。”
“很明显这是错误的，因为1867年的美国远征军根本没有得到朝鲜的接待。而且，要不是我，今天美国和朝鲜也根本不可能签订协议。大概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那个于1867年领导徒劳远征的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德，来到天津找我。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讨论并研究了向朝鲜派出新使节团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份协议，最终大院君和薛斐尔德准将在汉城签署了这份协议。”
“此外，为了历史的公正性，我要声明一下，是我的手下护送这位美国海军军官去的济物浦，护送他们所用的船属于我个人，我还写了一封信交给了薛斐尔德准将，这是我写过的态度最为强硬的书信，我让他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摄政王李昰应。我在信中敦促李昰应，如果他还在乎与直隶总督之间的友情，就让他的政府在那位美国海军军官带去的文件上签字。协议就这样签订了。现在这些美国人把李昰应当成他们的’朋友‘，看见我邀请他来大清’做客‘，就说我的行为是专横的暴行。”
在李鸿章的手稿中还提到了另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在他与薛斐尔德准将商定的协议基础之上拟定的，也由大院君和他的大臣们，以及英方代表……（这份文件已经破损，名字也缺失了）签了字。
“1883年，保定府。--今天，我做东请老朋友李昰应吃了两顿饭。因为人身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显得有些焦躁。他说如果他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一定要让他回朝鲜。他说这样的话他就能与家人重聚。我告诉他，朝廷已经决定让他留在大清，至少再待几个月。听我这样说，他起初很激动，然后又变得很忧伤，最后他宣称如果他的处境不能有所改善，他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问他是不是想多要几个下人，还是少要几个。他情绪激动地回答道：“不要！不要！把那些该死的下人都弄走我才高兴！”
“如此看来，有些人即使是你满足他所有尘世的需求，他也不会开心满意。”
在李鸿章的日记中，并没有对此次与朝鲜大院君的会面进行进一步记录，除了一句简短的话，而且没有日期标注，他只是简单地评论说：“我希望李昰应阁下现在满意了。”这句话让研究者心生疑虑，在李鸿章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那位前任老国王是不是正如他自己所威胁过的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呢？还是已经得到许可，返回他渴望的汉城了呢？
“（没有日期。）--朝鲜危机已经弄得如此糟糕，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清有必要充分宣布一下我们的宗主国地位。我已经将大清的一份关于朝鲜政治地位的声明送去给了袁世凯，让他转交给日本公使，再通过公使将声明呈递给日本政府。我已经将整件事情奏报了北京，我的做法受到了高度赞扬。
“日本既没有继承，也没有夺取对朝鲜的宗主权。我们拒绝承认日本天皇代表，或是天皇臣民干涉大清藩属国内部事务的权利。而且大清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势力，没有权利干涉朝鲜的内政和外交。大清绝对完全的宗主国地位不受任何质疑，日本现在必须明白大清在这件事情上的明确立场。”
“我下令将这份代表朝廷利益的声明传送给朝鲜国王，并将其张贴在汉城和其他城市及港口的城墙上。”
“这是在向身材矮小又自以为是的日本人发起挑战。但是汉城里包括俄国、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外国政府代表们都要求我们阐明自己的立场。”
“从过去五六年来我所有的信件，尤其是过去一年里我与列强公使及特殊代表的私人会面来看，我相信日本在朝鲜的胡作非为让全世界都感到很厌恶。而且，我确信大清拥有对朝鲜的宗主权一事过去得到了、也将继续得到列强道义上的支持。其中有些国家可能并不完全认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部分主权，但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会从道义上支持任何日本的新主张。”
“1883年5月。--我任命穆林德夫男爵为朝鲜海关总署的主管，他将再次前往汉城。户部和总理衙门完全同意这个决定。而且，我个人也完全相信，以目前朝鲜糟糕的财政状况，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穆林德夫曾多次去过朝鲜，他能够听懂当地的语言，也了解当地的人民，尤其是他在财政方面拥有超群的能力，这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我在各方面都寻求更好的结果，我确信朝鲜的财政状况将会很快得到缓解。”
“穆林德夫男爵还将代理我担任朝鲜的外交顾问，这样就能够阻止朝鲜国王的任何不明智的行动。”
穆林德夫男爵很长时间以来深受李鸿章信任，在被任命为朝鲜海关总署主管之前，他受李鸿章私人雇佣。从李鸿章的日记中对其进行的大量记录可以看出，他非常钦佩这个德国人的商业能力和正直诚恳的个人品质，因此才允许他深入了解自己的商业和政治事务。正如上一段所说，李鸿章对穆林德夫在汉城可能获得的成就抱了很大希望。但是随后也就是在1884年到1885年，李鸿章在他的日记中委婉地表达了他对穆林德夫的失望，这涉及到了穆林德夫在汉城时实施的个人和官方行为。在汉城任职期间，穆林德夫与其他政府就隐士王国事务进行了秘密通信。当李鸿章发现此事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要报复这个德国人的想法。穆林德夫似乎害怕自己的欺骗行为被揭穿（实际上并没有），他很快离开了朝鲜，还带走了一笔数额不明的公款。“1885年，朝鲜海关总署的主管一职由罗伯特·哈特爵士担任，后来的很多年里，大清帝国的海关和电信一直由能干认真的哈特控制。
割让台湾
在一份篇幅最长的独立政治手稿中，李鸿章谈论了割让台湾给日本的问题。这篇手稿篇幅长到足以制成一本相当厚的宣传册。他用那个岛的古代名字”台湾“来称呼它，但在手稿中的很多地方，他也以“海盗之岛”、“棕色强盗之岛”等别称来称呼它。这篇著作可能是写于1897年，因为他在文中提到了“向朝廷道歉书”（论及的主题相同）。他在这篇著作中他援引了刚才论及的内容，并指出这是“1896年阴历九月递交的”：
“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在我将台湾交给日本敌人的时候，我给我的祖国提供了多么明智的服务。我不指望所有的同胞，或者是全世界，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认可这个事实。因为政治偏见已经在人们心中逗留了很久。”
“自我开始了解国事起，我就十分坚定地认为，棕色强盗之岛（台湾）是一个邪恶肮脏的地方。在那里，即使是能避开麻风病，也不会有人想去那里生活。我的父亲从一次海上航行回来之后告诉我，他看见了很多棕色的海盗被带到那里，然后被切成了碎块。碎块被四处分散扔开，这样那些尸块就不能够再拼凑起来，凶狠暴徒们也就不能够再活过来。”、“这样的故事给年轻时候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我已经懂得从事实、传闻和常识中研究这些事情，我不会让它们影响到我的看法和主张。我知道尽管台湾像澎湖列岛一样，定期向朝廷进贡，这只是在向人们的眼中扔沙子，这样就能更有利于那些凶手来大陆烧杀抢掠。这就像我的一名仆人献给我一只野鸭，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然而，他的目的却是要抢夺我家池塘里全部的肥美鸭子。”“此后的几年里，我对朝廷的这块属地进行了大量仔细的研究。这里对于广州所有的船夫来说是一个麻烦频发的地方，就连从澳门到上海来来往往的船只都不能幸免。甚至连外国船只都会遭到那些海盗的掠夺，从而将地方总督，甚至是北方的朝廷都卷入战争和金钱纠纷的困境之中。但是他们一直在向朝廷进贡，而且朝廷带着欢笑和喜悦接受了贡物。”
“这件事情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但是早在1873年英国商人跑到天津向我控诉的时候，我就十分认真地上奏朝廷，请求朝廷将台湾交给英国政府，让他们去处理那个卑劣的岛屿。”
“这是我第一次就这种问题上奏朝廷，这几乎让我乌纱不保、人头落地。被传唤进京之后，我遭到了军机处的质问，他们问我是什么用意竟然让我主张将大清领土的一部分拱手送给他国。对此，我的答复是我相信台湾对大清国来说只是一个累赘，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我们将其卖掉，还不如当礼物送给英国。我告诉军机处，英国一直准备抢占香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将台湾献给她，来打消她的念头。这次在京城，我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威胁，他们让我管好自己的私事和辖省内的事务。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一席话对朝廷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但后来我得知，尽管有些军机处官员私底下同意我的说法，但他们还是有理由保卫台湾不受滋扰。我回到了天津，并决定真正不再去为那些分外之事担心。我认为我之所以会不再继续干涉那件事情，是因为我害怕受到严厉的惩戒，当时我身后无兵，袋中无钱，家中无粮。”
“在公众都关心的事情上，穷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当他站起来讲话，或者是给上级写信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提建议的家伙是谁呀？当他们知道这个人身无分文，就会在他面前吐口水，还会把他的信给厨子生火。但是如果一个有钱的人想说话、写信或是控告，即使是他只有一岁骆驼的脑子，整个城市也会聆听他的话语，并夸他充满了聪明才智。”
“一个官员如果还未拥有足够的兵力或财富来使自己强大，那结果也只能如此。他可以通过他的学识或能力得到官职，但他总是要受官职比他高的人摆布。”
“我们都渴望获得某种官职，哪怕只是一村之长，或是一位运河督查。但是官职卑微的人永远都会备受煎熬。当然我们都必须从小官做起，然后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学识证明自己值得拥有更高的官职。但就在我做小官的那些年，虽然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些财富，但我确定，在内心深处我经常感到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与曾国藩之间的友情，以及在军事部门提升的机会，我恐怕已经转向农业和园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事业。”
李鸿章在此提及的曾国藩，是当时的南京总督。是他给了李鸿章在日记的其他部分也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先前呈给朝廷的奏折被扔到了我的脸上，出于某种原因我对此感到几分高兴。因为这份奏折完全反驳了那些苛评者的言论，他们坚持认为，一方面，我收受了敌方的贿赂，才将台湾献给他们；另一方面，我遭到了日本人的威逼恐吓，因此变得胆小软弱。”
“去年阴历九月，在呈递给两宫的致歉书中，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涉及割让台湾的内容：’我相信，如果军机处如实地记录并保存了重要事件的史实，那在他们的记录里就能发现，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我就上奏朝廷，至少是试着上奏，大意是：台湾是大清美丽神圣的领土上一个黑色又充满腐败弊病的污点。因此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其抹除，对整个大清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不能说在那时我就与我们的敌人日本人结成了什么联盟。我的内心一度和其他人一样，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除了我的同胞，其他任何人（尤其是日本人）都不能指控我，说我喜爱日本人。1873年，我几乎乌纱不保，因为我提倡将一个毫无价值、还经常坏事的领地送给别国。如今人们指责我软弱无能，因为我在马关答应了给日本人一些大清不想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