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名值得钦佩的政党政治家。对他不幸的是，在他的时代绝对没有机会对愚昧的（或者说对政治无知的）群众发出雄辩的呼吁。尽管维新派声称情况不是如此，但在封建体制中并无构建政党机器的基础--不可能有投票箱，甚至连那种让选民在两个同样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中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对于李鸿章这样注重实际的人来说，孙逸仙和康有为的梦想虽然令人感兴趣，但是无利可图的：从他们不负责任地谈论投票和选举、议院和民主政府之类的话题中，除了得到造反（他不愿意造反）的罪名外，一无所获。他很清楚地预见到，这种试图建立不实际的尝试，其结局（在他去世十年后确实发生了）是维新派的梦想最后变成议员无耻地争夺公共管理肥差的可悲境况。但是，如果说政党政府在中国具备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存在政治上半觉醒的选民，存在为其解释疑问的材料，存在民主化所需的政党基金，那么，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政党领袖和总理。
李鸿章或许没有建设性的政策，但他肯定是“执政党、在野党”游戏的高手。如果没有一群贪婪的亲戚和地方亲信对公款的掠夺，如果他能把政党政治的机构变成囊括了能说会道的律师和精明敏锐的金融家的方阵，那么，他的天才就会有用武之地。
李鸿章总是把等等看的耐心和过人的天赋结合起来，在关键时刻观察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他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源泉，只有在危险时刻才更加引人注目，他具有某种爽直的和蔼，具有让人顺其所言的机敏的能力，这就使他可以成为政党机器的理想操控者和事件发生后舆论的合适代表者。然而，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在国内政治中的角色完全被其环境的局限性确定了。由于以上解释的原因，他的角色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安徽派对湖南派明争暗斗的领导人；接下来，广州立宪改革派不切实际思想的温和反对者；最后是义和团运动计划的全力反对者。
李鸿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是他终身都坚持的观点，这一观点影响了他所有重要的对内对外政治活动，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欧洲列强的冲突，直到中国通过教育和防御准备，能抵抗攻击为止。他毫无疑问地和张之洞一样排外，因为他内心鄙视西方的物质文明；但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他是中国高官中唯一一个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敢于公开指责慈禧太后愚蠢行为的人。如果中国强大到足以把外国人赶进大海的程度，就像端郡王宣称的那样，那么，李鸿章将是第一批为此祈祷的人；但他知道那种愚蠢只是一场梦。所以，他坚定了避免与欧洲人发生冲突的政策。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态度涉及的方面就更多了。从就任直隶总督起，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鼓励所有部门“学习外国”。教育改革的确在他的国防准备计划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内容都指向了经济战和工业战；他倡导在公共服务领域雇佣受过西方科学技术培训的人员，出于同样的考虑，他支持引进铁路和电报。他鼓励官员迅速告别所有的官僚传统，其方法是把官职授予一些第一批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广州青年（容闳的实验），其中有些不具备在当时对于中国官员而言不可或缺的资格（指通过科举考试）。
除了在外国教官指导下的陆军和海军学校之外，他还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医科学校，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他对欧洲医学优越性的信任。事实上，他的政策否认了一个古老的信念，即一名学者只要能够随时引经据典写出一篇翰林文章，就有资格在战场指挥军队或管理一方的财政。李鸿章本人的事例证明了这个传统，而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没有偏见的进取精神，表明了他的政治才干。
由于十分之九的维新派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所以，改革者自然都期望得到李鸿章的同情和支持。如果他们的纲领避开革命政治，如果康有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不以推翻朝廷作为目标，他们的期望肯定能得以实现。只要改革运动在一条合乎宪法的温和路线上，李鸿章的态度就会同情他们；他最终反对康有为和其合作者，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这些人试图在学会走路之前就想跑步。他所有的思想和行为的原则和慈禧太后一样，是建立在“得体的方法”基础上；如果有确定的目标，他相信目标明确的改革，却不相信革命。因此，他人生的晚期，处于火热的广州革命派和支持义和团的满洲人之间，遭到双方大部分人的顾忌和猜疑。
根据广东作家林文庆的说法，李鸿章在南方并非不受欢迎。他说：“李鸿章的确把难以治理的广东省管理得秩序井然，因为人们对他感到害怕。他年轻时凶恶的形象仍在乡村中传播，他或许会夸耀说他的名字为百姓所敬畏。”这是在李鸿章去世前几个月写下的，当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痛苦已经被义和团运动的混乱所吞没。在另一个地方，这个半美国化的广州人以康有为的追随者和满洲人死敌的身份写作，表明了他对李鸿章的看法，“李鸿章虽然在政治上有个人的倾向，但他实际上是中国真正改革的先锋。”
林文庆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把阶级利益误认为国家事业；他和其他广州人在那个时期对这个直隶总督表示的钦佩，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是李鸿章为他们打开了防卫森严的文人学士的禁区，邀请他们进入省府衙门的高位。
在1898年9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慈禧太后禁止了光绪皇帝愚蠢的梦想并将他幽禁，李鸿章在他的职位上感到不舒服，对改革派感到失望；但是，对他很了解的人从不怀疑他所采取的政策。像张之洞和刘一坤（长江流域的两位总督）一样，他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的时候所写的政治和经济论文很有兴趣；跟翁同龢（皇帝的老师）一样，他也称赞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用优美的文字阐明他们的新思想，他还帮助他们将这些著作引入宫廷。这种态度与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整个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他支持这些自称“通鉴编纂者”的人物，因为他们和他吸收欧洲技术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想法相吻合；当他们想要改变这个顽固守旧的政府的发展方向时，李鸿章却在一旁观看，悲痛多于愤怒，任由事态按“老佛爷的圣怒”所导致的残酷进程发展。林文庆说：
“李鸿章对改革派私下表示同情，但在公开场合则保持疏远。当然，李鸿章知道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但他自己的改革计划已经悲惨地失败了，以至于他或许觉得自己的麻烦刚刚过去，不应该立刻去捅马蜂窝。他没有更加迫害改革者的温和态度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良知。当他奉命捣毁康有为的祖坟时，他没有按旨意执行；当改革者的亲属被他抓到时，他只是把他们囚禁起来。但他不敢公开跟老朋友的关系，也不敢表露对他们的同情。”
李鸿章喜欢把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招揽到身边，安排在他的总督衙门里工作，有唐绍仪、伍延芳和罗丰禄等，他还雇佣许多欧洲和美国的顾问和雇员，这证明了他进步的倾向；但康有为的运动本质上是政治的和反对满洲人的，如果说改革派大体上对李鸿章没有支持这个运动而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必定是不懂得区别对待他的事业和公众的评论。
另外，林文庆说的很公正，李鸿章自己的地位此时很不稳固，他应该小心谨慎。他从海外归来，作为总理衙门的一员，就隶属于恭亲王和荣禄，不再像担任天津总督时那样拥有威望和权力。他的敌人众多，狡猾；在一些秘密奏折里，他被指控把大清帝国北方的一大块工地出卖给了俄国人。
康有为及其朋友给光绪皇帝的进言权迅速崛起，他们更为大胆，从来没有倾向于和解；那些拒绝完全接受他们炽热改革理念的人被指责为对抗皇帝的反动派，并被排除。翁同龢是康有为在朝廷中最初的支持者，但是在6月15日被革除职务。一直是制约力量的恭亲王在两周前逝世，荣禄被任命为天津总督，让总理衙门处于庆亲王无力的控制之下。李鸿章的命运转折发生在9月7日，当时他被解除官职。事实上，改革派并不打算把这个老总督列入同情他们的名单；然而，正如林文庆和其他一些人所证实的那样，李鸿章对他们并没有恶意，对后来那位不幸的光绪皇帝的遭遇，也没有感到高兴。
相反，李鸿章正统的儒学思想和对朝廷威严的深深敬意使他冷漠地对待慈禧太后的反动行为，最后则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慈禧太后打算把光绪皇帝赶下宝座，并进一步想羞辱他，整死他，这激起了满洲人的反对。
李鸿章在所有高官中，是唯一没有参加（作为大学士）1900年1月23日大觐见的人，在这次觐见中，光绪皇帝被迫在退位诏书上签字，并挑选了自己的接班人。李鸿章匆忙离开京城，去赴任广州总督这个新的职务。他敏锐地预见到，满洲人无知的英勇会迅速驱使他们盲目地攻击反对他们做出激烈反应的所有人和所有事，包括欧洲人。他与长江流域的总督们联手反对新皇帝登基，迫使太后重新考虑这件事，光绪皇帝保住了性命。在国内政治的高层，李鸿章在勇气、一致性、预见性方面，是值得赞扬的。
逃离京城的慈禧太后看到自己的错误后，她在西安府发出罪己诏，其中提到的教育改革和宪法程序，无疑是从李鸿章那里得到的灵感。在这方面，袁世凯是李鸿章忠实的追随者和效仿者，而张之洞和通常一样，出于个人安全的需要也发生了转变。李鸿章曾提醒慈禧太后义和团政策的愚蠢之处，他没有用清教徒般的道德说教方式，而是简单地说，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可憎的荒凉之中，他勇敢地工作，从慈禧太后的废墟中挽救一些东西，极力催促她披上懊悔的政治外衣，让商业化的欧洲人和感性的美国人继续抱着“中国觉醒”的梦想。慈禧太后听从了李鸿章的劝告，这样他在去世前至少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他的远见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君主立宪政府的问题上，我们不可能说李鸿章是否有明确的想法，或者说他是否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总督生涯的早期阶段就认识到，如果仅仅是因为君主专制不再能用武力维护其权威的话，那么对广州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意见做出让步以缓和专制统治，对于满洲统治者来说不失为一个良策。
如果李鸿章在慈禧太后1901年回到北京后的七年中，尤其是在俄日战争之后，还能活着做她的顾问，他可能会在维新派生硬粗糙的理论和满洲人顽固的保守思想之间想出一些权宜之计。李鸿章作为日本立宪政府演化的密切关注者，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表面上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而实际上仍保留君主专制的关键实质和统治阶级特权。但在1898年，朝廷仍未从教训中认识到改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维新派同样没有认识到改变是一个缓慢且需要耐心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李鸿章远远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如同1860年时一样，但在1896年之后，他就像在荒野上布道，其谨慎的观点使他得不到双方的信任。
李鸿章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值得注意，因为在他事业的不同阶段，这种态度影响了他对国内外政策的执行。和通常一样，只要涉及到私人关系，就有情感和理智的奇特混合。他个人对于宗教问题的看法是属于知识分子贵族阶级的观点--时而适度地感兴趣，时而恼怒，经常轻蔑，同时又能容忍，就像古典自由思想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容忍感染上了愤世嫉俗的观念，这不足为怪，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观点和经历中看得出来。
毫无疑问，李鸿章和中国的其他官员一样，谴责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也确实将其视为对国家的和平与尊严的一种威胁；他谴责那些无法收回的条约权利，正是这些条约权利使各种各样的人传播各种各样的教义，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行政事务，而这些传教士凌驾于中国的司法管理之上，或置身事外，那些以传教的名义完成的政治工作（尤其是俄国和法国的公司），反复说教和灌输（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对维新派与宪法权威产生威胁的政治思想，令他感到痛心。尽管如此，直到生命的终结，他仍然友善地对待他认识的某些传教士，并由衷地尊敬他们自我牺牲的工作：他们真正做到了行动重于言语，善行重于说教。因此他对代表团的出色工作给予热烈赞扬，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他在天津建立了一所免费医院，由伦敦代表团的一名大夫主持。
根据约翰W.福斯特为1913年版的“回忆录”写的序言，李鸿章“到成年时，也像中国的大部分人一样，对传教士及其工作无知并且仇恨，称他们是洋鬼子，轻蔑地看待他们的教义。但渐渐地，当他更好的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就修正了他的判断”。然而，福斯特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把教义看作哲学或道德，没有理解基督教传教士和其使命的精神实质”；同时“基督教国家间的不一致不会不引起他的注意。他提到它们彼此争斗，怀有痛苦的仇恨。”
在《回忆录》中存在这样一段话，日期是1886年2月，完全地表达了李鸿章讨论宗教问题和基督教道德基础时的看法（尽管语言有很大不同）：
“在这几年里我已经对西方的宗教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和思考，我看不到它和我们自己的哲学相冲突。相反，孔子的教导和耶稣的教义同样在一个高尚的层面，都想改善全人类的道德状况。我知道，如果我生在英国、法国或者美国，我会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教是那些国家的宗教；按照它的信条生活的人将不会遇到麻烦并且还受人尊重。他不会想到孔子，因为他不需要他和他的教导。同样地，反过来在中国，我不需要基督，如果我只追随我们自己的圣人和哲学家。我本人不需要基督教，但我不会因此反对它，因为我相信在中国有几千、几百万人将会从耶稣的知识中受益，尤其是在根本不妨碍自己遵循孔子的教导的时候。”
“因此今天我概括谈谈更聪明的官员和文人的想法--我的想法，也是从广州到京城北部这个阶段的想法--外国人之所以被憎恨，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他们在其它方面使人害怕。今天的可怕，根本不在于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而是他们可能会与国家的政治和工业独立为敌。”
熟悉李鸿章最能干的秘书罗丰禄（曾任中国驻伦敦大使）清晰的用词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段文章与他陪同总督巡游欧洲期间发表的有关总督感想的演讲有奇特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