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受到了都察院的攻击，被指责成叛国贼和懦夫。他们在李鸿章离开天津南下之前就要求总理衙门把谈判交给曾纪泽全权处理。然而法国7月份的时候仍在继续备战，曾纪泽因局势的恶化而震惊不已，总理衙门鉴于此便把李鸿章召了回来。9月，德里古先生在天津与他再次会面，在接下来的友好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让他想一想如今在总理衙门抱怨曾侯爵挑衅的态度。10月，法国封锁了安南沿海，并派出了增援军队，李鸿章拒绝为整个事件负责，并公开指责了曾纪泽的态度，要求总理衙门免除他在谈判中的职责。李鸿章很坦率地对德里古先生说：“总理衙门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幻境。”这并没有妨碍他在这个时候劝说美国和其他列强为了中国利益而对法国的入侵行动进行干涉。真正的无所作为对他来说是办不到的。
1883年11月16日，总理衙门向法国公使和所有涉及条约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公告，内容涉及中国在安南事务中的地位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了中国军队在河内的状况，也提到了中国会用武力阻止法军在那里的进一步意图。在此可以看到李鸿章灵活的手腕，因为曾侯爵已经在巴黎反复通过官方渠道说明了河内没有中国部队。结果曾纪泽成了笑话，总理衙门被迫表示不认可曾纪泽的说法，于是李鸿章又重新开始控制局面。
1884年3月，中国政府从山西（越南河内西北部）和北宁的沦陷中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4月，事实上担任了大清帝国24年宰相的恭亲王和他那些许多好战的同僚们，因为慈禧太后的一份诏书而被免了职。从那时开始，李鸿章的影响便高高在上了，求和的意见也渐渐占了上风，他重组国家陆军和海军防御的政策也得到了实施，而这些都是在慈禧太后和醇亲王的支持下进行的。
李鸿章玩完了一场等待的游戏，在游戏中他获胜了，但他对法国的求和政策直到一年后才得到了实施。凭着忠实的亲信德璀琳先生的帮助，他在恭亲王下台的一个月后成功地与福禄诺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位海军军官以前曾与李鸿章、德璀琳建立过友好的关系，现在突然被法国政府任命为全权代表，负责处理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所有问题，这实际上强调了李鸿章心里十分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国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在远东的冒险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李鸿章得到了太后的同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根据《李鸿章-福禄诺协议》，他同意把对越南的保护权让给法国，但取消了法国对赔款的要求。双方的问题似乎被这样的方案解决了，费利先生拍电报给李鸿章表示了衷心的祝贺，李鸿章也以同样友好的言辞做了答复。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根据协议，中国军队要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军。然而在条约签署的四天后，总理衙门声称（不知是否有诈）除了双方停止敌对外没有明确地解决什么问题。5月17日，在和李鸿章会见中，福禄诺上校尽力劝他按照协议的精神，定下确切的日期，把中国军队从谅山和其他被占领的地区撤离。李鸿章很愿意做出承诺，但要求清政府最高决策者对清军下达明确的撤军命令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过一个有关撤兵日期的协议已经被签署了下来，并得到了福禄诺上校和李鸿章的同意。根据条约中国军队将于6月6日撤兵。
19日，法国军事当局按照命令要求中国撤军。但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完全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的撤军命令，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们要注意到，总理衙门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因为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的协议总理衙门一概不知，当谅山的中国指挥官急切地等待命令时，李鸿章认为最好不要给予答复。
按照密吉先生的说法，李鸿章希望，甚至暗示，在不需要他亲自出面的情况下，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可以自己来应付局面。这是李鸿章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外交的影响作出的很典型的安排。但是，对双方来说不幸的是，法国派去攻打谅山的军队力量太弱，而且又遇上了作战经验丰富的黑旗军，因此被击败了。于是敌对状态又开始了并这样持续了下去。
李鸿章指责福禄诺上校因为“误解”而导致重新开战，而总理衙门因为法国军队的溃败而倍感信心，决定让中国军队继续占领谅山和老街，直到前线所有问题得到商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赫德爵士在李鸿章小心谨慎的提议下前往上海，与新上任的法国公使巴德诺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这一做法背后的动机是想让巴德诺先生在上海与赫德，或者在天津与李鸿章进行半官方的预备会议，这样一来就能防止他直接到总理衙门吵架。换个说法，也就是为了防止让事情进一步恶化。但是巴德诺先生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法国政府明确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宣战，其政策被秘定为“继续努力谈判，让两国在那儿不要卷入战争”。尽管有着这样的限定，福禄诺还是获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这样的通牒，即要求中国军队立即从越南北部撤退。就在两天前，总督衙门宽容地对通知法国公使团，说中国是不会坚持索要赔款的！实际上双方都在虚张声势。
7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南京总督与法国公使（还在上海）谈判，而京城便拖延了法国最后通牒中的期限。这是李鸿章的要求，这样他能够把“华商”的船只换上美国旗帜。同时，赫德驻伦敦的秘书在上司电报的指令下，在巴黎举行了半官方性质的谈判，而这个谈判实际上是一群顾问的聚会。脾气很大的老将军左宗棠（征服过喀什噶尔）在北京的出现让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中非常尴尬，因为左宗棠请求太后不要留心什么和谈政策，而是发动一场强大的战争，把法国人从西贡赶出去。
很明显，现在只有强制的手段才能让总理衙门那些有着化石般脑袋的官僚信服。因此，法国人进一步轰炸了福州，摧毁了闽江里停泊的中国战舰，而且还封锁了台湾。在这个时候，李鸿章开始收获他在和解之地上种上的粮食了。在福州被轰炸后，费利先生拒绝让海军上将库贝特攻击旅顺，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给“我们的朋友李鸿章”带来麻烦。
法国政府的态度有些犹豫，李鸿章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态度，因为他知道皇太后因为战争巨大的花费而心里不安，战争会让她的金库倾家荡产。但他这样的想法只维持了一段时间，赫德爵士受令，通过海关驻伦敦的秘书和巴黎的费利先生进行谈判。
3月初的时候，法国政府很高兴地从赫德那里得知他得到了一份密令，被授权进行谈判，既不用通知李鸿章，也不用通知中国的驻外公使。赫德的做法非常过分，他要求不让李鸿章知道他的特殊任务。但是三天过后，李鸿章本人却正式通知法国驻天津的代表，说总理衙门已经命令让赫德全权谈判。
事实上，赫德和李鸿章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意见非常一致，但两人都认为将谈判神秘化，让谈判人数增加会带来不利结果。这次，两人走运了。赫德的伦敦秘书J.D.坎贝尔在4月4日成功地和法国外交部达成了协议，同意终止敌对的状态。根据这个协议，双方同意立即在京城签订最后的条约，并且这个条约基本上是以1884年5月签订的《李鸿章-福禄诺协议》为基础的。在巴黎签约的一周前，法国和中国都知道法国军队在谅山被击败了。费利先生自然认为中国将不会承认巴黎的谈判，所以决定不向议会提到任何有关那些谈判，针对谅山失败后的暴风雨般的敌对批评，他宁可鞠躬弯腰，引咎辞职。
李鸿章现在稳稳当当地掌握着大权，不管是胜还是败，他和皇太后都没有心思继续打仗。所以6月9日，他特地从京城赶到天津，与巴德诺先生签订了最后的合约。法国参议院对这次战争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因为这次战争不仅保证了法国在越南的地位，而且法国基本上成了越南的保护国。但是中国既没有支付赔款也没有割让土地，还把一次军事胜利炫耀成决定性的战争，因此中国也对这个合约表示满意，因为它挽回了显贵们的颜面。对李鸿章来说，事实充分地证明他的政策和耐心是正确的，因为中法双方都承认他早在一年前就单独与法国签订的条款是合理的。一切问题解决后，他于6月23日给法国外交部长弗雷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趁机表达了他对巴德诺先生和天津的法国代表里斯特赫伯的深切敬意。这封信中有一段文章很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外交手段：
“应我的请求，您已经批准了里斯特赫伯返回法国。在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我认为您如果要向他询问有关当下的事务，那么这可能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为此我深表敬意。您的代表一定会向您解释我的愿望，那就是与贵国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与您商讨今后双方能给彼此提供的帮助。”
出于很好的理由，李鸿章非常重视良好的私交，他通过自己的处事风格、和蔼和机智方面的魅力，常与欧洲人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亦敌亦友。在许多场合，他凭着无穷的精力、胆量和资源从敌人那里赢得了敬佩和同情。对中国来说，这比在炮台和军舰方面的花费更有价值。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费利先生的例子就有关系的成分。更明显的是1895年他和伊藤博文在马关的谈判。李鸿章完全清楚在政治上人人平等的价值，明白如何利用私交去赢得给予他同情和尊敬的人们的友谊。
在和自己的政府打交道时，李鸿章通常要面对各路人不同的思想，但他长久以来的适应能力使他很少犯错。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以上引用的信件和下面他给皇帝的一份奏折，里面提到了合约的事项：
“今乘谅山大捷之后，皇威震慑，薄海同钦，法都既有悔过之诚，中土亦可藉收戢兵之益。仰蒙皇太后、皇上坚持定见，杜要求之诡谋、扩怀柔之大度；诸王大臣和衷匡弼，实力赞襄。自本年正月迄今往复辨析，煞费苦心，遂得定艰危于俄顷、跻举世于平康，实天下臣民之福。”
在1884年遭受主战派的极大打击后，李鸿章在宫廷和整个大清帝国的威望也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而彻底恢复了。10月他几乎是胜利返京，醇亲王亲自前来探访，而且慈禧还对他秘密召见了几次。这些会面的结果是皇帝批准他“武装准备”的政策（需要在他的领导下花费巨大的开支），这样一来，他便到达了一生中权力和威望的顶峰。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十多年--也就是说，直到日本发动战争的阴云密布，暴露出这条纸龙的木板和浆糊的虚弱本性为止。
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他外交生涯的早期便认识到，在处理和日本使节的关系时，所遵照的原则要完全不同于和欧洲列强相处的原则。他极少犯错的政治本能告诉他，早在1847年以前，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冒险与日本不可避免的军事扩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1874年，中国用贿赂的手段打发走了日本人，向全世界掩盖中国虚弱的防御能力时小心谨慎且实际。
这一年，李鸿章又发现和欧洲人交往时往往有效的逃避和拖延策略对日本人来说是根本没用的，他们本身在东方外交艺术和技巧方面就是高手。日本派来使节副岛处理台湾问题，但是他温和坚定地拒绝和李鸿章商讨问题，坚持要和清朝最高决策者直接处理事务。随后到达北京的使节团甚至都没有打算去拜访天津的李总督。李鸿章和日本人的第一次交往便受到了屈辱，这让他本能地讨厌日本人，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后来那么多年一直尽力通过展示自己雄伟的军队来恐吓他们，而且在受日本野心威胁的地区给其他列强好处，以此来抵抗日本人。
在李鸿章外交生涯的每个阶段，有证据表明他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比来自西方的威胁要大，因为欧洲列强的兴趣和野心不如日本那样，核心目标是侵占中国的领土！。
1876年，日本必将发生的扩张的危险警报和明确的迹象发生了。这个扩张趋势是日本地理条件决定的，是由日本中世纪的武士精神决定的，也是由迅速增长的经济压力决定的。
在这一年，日本向征服朝鲜走出了的出面。
李鸿章很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说阻止日本野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朝鲜向全世界开放。1882年，这个建议通过朝鲜国王与外国列强签订商业条约而得到了落实。同年7月朝鲜前摄政王，即现任国王的父亲发动了一场骚乱，这导致汉城的日本使馆被烧。李鸿章接着奉命转移危机，他派了一位心腹马建忠率领庞大的海军和陆军前往朝鲜。日本虽然急着确定维护其权利，但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行动。马建忠的外交是彻底的和解姿态，这次事件以抓住了前摄政王结束，此人被作为国家的囚犯被押送到直隶的保定府。同时，朝鲜派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日本道歉并支付了赔款。
下面的一段文字出自李鸿章于1879年10月23日写给汉城宫廷的官员苏善的一封信（此信不打算公开），从中可以看到李鸿章与日本打交道的政策和背后的动机，也有利于解释他对日本人的真实感受：
“承蒙赐告贵国政府与日本之关系。倭人性本倨傲自大，野心勃勃，狡诈万分，步步为营，贵国被迫视情应允其要求。睹此情状，深感阁下任重道艰。去岁会晤朝鲜使节团，余已阅尊函，蒙阁下反复示知，倭人求阁下转达其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之愿望，并言我们大可放心，其用心可昭日月。
愚见以为，领邦关系自古易明：两国有隙，可由共同利益之纽带走到一起。若无互惠之基础，即无一致，互为敌国。明知倭人缺乏诚意，宜佯装不知。为自卫起见，避免争端，维护友好关系。为此于前信中奉劝阁下莫露疑心，恐其成为不利于阁下之借口。”
谈到日本在领土扩张中寻求财政和经济解脱时，李鸿章建议朝鲜秘密组织军队进行防御，同时小心谨慎地遵守条约内容。他在信中继续说道：
“本国政坛首脑皆以为，此类事防胜于治。或言最易避祸之法，莫过于关门静坐。误哉，我东方国家殊难办到。日本之扩张运动，非人力所能阻拦。贵国亦被迫与之互签通商条约，开新纪元之始。诸事表明，以毒攻毒，借力打力，方为我等最佳出路。阁下抓住所有机会与西国缔约，便能以其遏止日本。
西方通则，一国不得无故侵占别国领土，然则国际法之保护力，仅于共享商业利益之强国有效。去岁土耳其沦为俄国侵略之牺牲，土国将要屈从，英国召各国共商，俄国迅即撤军。若土国如同贵国坚执孤立，便将成为俄国之食物。比利时与丹麦皆为欧洲小国，均已与各强国签约，因之无人敢于欺侮压迫。此即救弱阻强之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