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照家族式的方式管理这个大家庭，他的幸福观意味着有益的纪律加上快乐与和睦。他期望儿子们能以他为榜样，孜孜不倦，富有责任心，但同时他认识到且总是承认，他的儿子们缺乏一种贫困的刺激，这个刺激在他年轻时曾激发过他的野心，让他奋斗不止。在其他方面，他们也因为家里物质上的富裕而受到阻碍和影响。让一个富二代，有所作为简直比让一个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个结论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国家还要真实。李鸿章对自己是坦诚的，算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家。他在世时就很清楚，他的家人和亲友因为贪污公款和腐败方面已经臭名昭著了，这使他们成为全国人民指责的对象。
李鸿章为儿子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本人和极其贪心的哥哥李瀚章的所作所为为儿子们做了坏榜样，他没法指望后人们养成朴素的廉洁品质。他明白，对金钱的贪婪在中国是万恶之源；和慈禧太后一样，李鸿章习惯打着官府的名号每隔一个时期就对这个万恶之源加以谴责，但事实上他找不到任何中庸方法来控制对金钱的贪婪，在这一点上，儿子们也和他一样。
19世纪的90年代天津的总督衙门成为贪婪的投机者和卑鄙的阴谋策划者的聚集地，这种堕落的影响力渐渐弥漫并破坏了他家庭生活的品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们也长大了，通过他的关系也谋求到了官位。毫无疑问，李夫人有益的影响本来是可以做些弥补工作的，但是在她1892年过世后，这种有益的影响力也消失了；这位年老的总督大人最后八年的生活是孤寂没落的，心中充满了失败和屈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是日益加剧的犬儒主义，一方面是积极的人生观正在消失，而这个人生观是迄今为止让他有别于其他人的一种优秀品质。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对他产生了很大且有益的影响力，在她生前他从妻子那里得到了聪慧的忠告，这使他能够承担起职务的重担。而李鸿章自己说他也曾经是一个爱意浓浓、体贴入微的丈夫。
李鸿章性格和蔼，喜欢饮酒作乐。和慈禧太后一样，他对吃喝这些事情有很明确的想法，而且他们俩同样行事节制，适可而止，尽管只是偶尔醉酒。他的身体状况从整体上来说，非常健康；的确，他一生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身体一直充满活力。1889年，他面部瘫痪，但不久就痊愈了。他那非凡的生命力在1895年再次展露出来，当时他正在马关和日本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他的脸部被一个日本人射中。那时他已经72岁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伤痛，渐渐康复起来并赢得了朋友以及敌人真诚的钦佩。对李鸿章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他的外交观点来看，这是个幸运的偶发事件。
李鸿章知道自己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位大人物，于是十分欣赏自己的成功之处。他拥有官僚阶级的傲慢，为自己的权力而感到自豪，但这种自豪又由于个人的天真和孩童般的满足而变得可爱了。
倘若李鸿章早出生50年，或让他的事业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李鸿章可能会因为文学成就而获得一般性的名声，到死也只能拿个大学士的头衔，获得政治家神圣的名望，赚取几百万两银子。但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力和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获得的有关外国人及其事物的特殊知识，让他一举成名，其伟大程度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官僚。同时，他还接触到了独立于一般性的衙门“压榨”机器之外的敛财手段和方法（此处指李鸿章通过创建北洋水师来敛财）。于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他的名字从中国的芸芸众生中凸显出来。他在外国人的脑海里几乎拥有超人的特质，比如外交上的聪慧和卓见。
事实上，李鸿章身上并没有什么超人的特质。他之所以能获得非凡的名声，原因在于一些前所未有的条件，即使在他落魄的时候，也能为他不断地创造发挥专业知识和无穷精力的机会。
下面的各个章节将要讲述李鸿章事业中的主要实践，根据他从事的职业的不同来考察他的事业生涯，这些职业包括官员、外交家、政治家以及海陆军事防御组织者。
担任中国官员
有关李鸿章的官宦生涯，在《英国公使馆之京城及各省高官名录》
（1902）中简明地概括为：
“1853年与太平军交战。1859年，福建道台。1862年，江苏巡抚。1868年2月，南洋通商大臣。1867年，湖广总督。1870年，直隶总督。1875年，内阁大学士。1882年（代理直隶总督），守孝。1884年9月，再任总督，大学士。1885年，海军衙门会办。1894年2月，三眼花翎。1894年9月，卸去三眼花翎和黄马褂。1894年10月，革职留任。1895年2月，担任赴日和平使者。1895年8月，回京。1896年，担任赴俄使者，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1896年10月，上任总理衙门。1898年9月，从衙门退休。1898年11月，黄河。1899年11月，通商钦差大臣。1899年12月，代理两广总督。
1900年5月，担任两广总督。1900年6月，直隶总督。8月，全权和谈大使。
1901年4月，政府改组会议。1901年11月，去世。身后封侯，谥号为‘文忠’（博学而忠诚）”。
可以发现，李鸿章的生涯记载并没有涉及到1885年至1894年间任何大事或职务之变。这是一段丰富而幸运的岁月，期间他度过了充满吉兆的60岁大寿，轻松地收获了丰硕的财富、尊严和权力。1894年2月，朝廷赐给他三眼花翎，这个花翎几乎是尊严的象征，同时也标志了他的命运已经攀到了巅峰。赞美者评论说，这等空前的荣耀让这位总督大人胜过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的财富由当地媒体的作者们描述成可与著名的官员和珅相匹敌，后者是乾隆皇帝时期的大学士，将贪污发展到了无可比拟的境地。
到1885年为止，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职位已经15年了。这时他已经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与此同时，他凭借与大太监李莲英和紫禁城内其他奴才建立起来的互惠关系而受到保护，才未被敌人的阴谋所害，并使自己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他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在采用西洋方式组织北洋水师时所展现出来的积极有力的首创精神也是相当了不得的。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做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备战工作所具有的实际价值，还没有受到严肃考验；其有效性在崇拜他的国人们和大多数外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在外交方面，对于欧洲政府的代表们，李鸿章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的化身：事情在北京讨论，却在天津解决（因为李鸿章的衙门在天津，译者注）。海军衙门于1885年创立，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担任其有名无实的总理，而李鸿章担任执行官，这说明朝廷对他过去十年中在总督位子上的付出是肯定的。此后的十年里，直到日本扑向这条华而不实的纸龙，剥掉它身上浮华威武的装饰之前，李鸿章在军备建设上一直收获颇丰。
正好在这些安宁富庶的大年结束之前，皇太后打算用三眼花翎来满足李鸿章的虚荣心。他深信中国如果不冒险和日本交战，就无法维护自己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于是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主题为“告别”的折子，陈述自己年老多病的状况。他当时71岁，他到那时为止所遭受的失败和不幸，与取得的成功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他完全有各种理由渴望戴着桂冠退休，让他人去面对他已经预见到的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必将很快打破他大肆吹嘘的防御系统。但是慈禧如同不想让自己过退隐的生活一样，也不想让她最信任的顾问甩手不干。
1894年暴风雨来了：六个月之后三眼花翎不再属于李鸿章，一起失去的还有黄马褂（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皇帝赐给他的）、紫缰和其他皇恩的象征。他命运里上涨的潮水开始回落，现在迅速退潮起来；他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时光布满了让人同情的辛劳与悲伤。
如果慈禧批准他于1893年退休，或者若是他在目睹了70岁（1892年）寿辰的辉煌荣耀之后便辞世而去，李鸿章也许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后辈们自然不会将中国后来收到的屈辱归因于他的指导的缺失；他在40年里几乎不间断的成功会让人相信他能独当一面，避免灾难。但事实上，李鸿章在晚年时十分危险地面对着敌人，同时遭受愤怒的国人们的指责，成为外国人轻蔑批判的对象。如果不是皇太后忠实的友情和保护，他一定会在1895年遭到死刑的惩罚。
我们今天研究李鸿章毕生的事业，已经明白他既不该完全得到高度的荣誉，也不该完全受到深重的灾难，因为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得坏，他本质上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控制或改变那个环境。他是中国官员的典型范例；那种一度让观察家们忘记了这个事实的环境，是瞬息变化且十分新奇的。把他带到世界舞台并让他格外有名气的环境力量不仅是他无法掌控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他都无法理解。
当我们倾向于把李鸿章当作一个不择手段的、精明的、充满智慧的政客看待时，我们要记住在儒家知识的范围以外他对人和事的了解和其他普通官员一样肤浅，一样会出错。我们还要记住，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成功的基础，就在于他以一名艺术家的技巧摆弄着手里的毛笔，而中国书法的艺术是天生而来的，不是后天苦练的结果。
在中国，尊重书面语言是一种风尚，在获取名声方面，笔比刀剑更强劲。每一个读书的中国儿童都在笔盒里装着一枚官扣。一级优秀学者的卷卷字迹都被一代又一代人收集和珍藏，这些人对此怀有宗教般的热情。李鸿章的书法在早年当上翰林的时候就出名了，他为此感到骄傲。那本假冒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日期显示为1846年1月，这让人看上去以为确有其事。这段文字说的是一个同窗向李鸿章出示了几卷原稿，李鸿章这样写道：
“我不忍明说的话是，虽然我好友作品的故事着实引人着迷，但语言太过平淡，如同市井方言一般。但是，我仅仅批判了他的手迹，说是字太俗气，不雅观。我想着自己最好的行书在天头和左角上都有精美的图饰和讲究的颜色，当把我的行书放在他面前时，他稍显不安起来。”
这当然是一种典型天真般的自足感，李鸿章直到生命结束都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成就里头。但他有资本对自己感到得意，因为他总是努力工作，以他舞文弄墨的自然技巧为基础，登上正统学者的最高峰。他用很大的热情学习中国诗词的艺术陈规，而极其优良的记忆力使他能够无拘无束地引经据典。
李鸿章第一次成为曾国藩的属下无疑是他勤勉睿智的结果。到这时为止，他已经利用自己的绝对能力与渴望成功的意志力而名扬天下；同时，他对传统教育的巨大热情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一名纯粹的正统官员，但对中国学者的老套课程外的一切东西却一无所知。他有一些数学知识，对文学也有基本的概念，但他的学识的主要部分是从儒家文学的不毛之地的土地上获得来的，这包括此前有关治国之术的陈词滥调，以及古人们应用于社会经济与礼仪先例的名言和警句。
作为一名作家，李鸿章从来都不愿像其著名的同事和对手张之洞一样，成为一个锐利的散文家；他的奏折与文书主要以明白易懂罕见的直率而著称。虽然他进入官场时充满了智慧与活力，但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官员一样，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出现的一些势力还是一无所知，而这些势力正在稳步地聚集于中国大地，使得这个国家被迫推翻她自鸣得意的古老优越传统。他注定要比同僚们快一些明白，无论是艺术性的书法，还是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从今以后都无法保护中国的统治者不受来自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但意味深长的是，即使当他认识到这个事实时，他也没想到要去海外学习。
有关李鸿章作为官员初次登台的情况，前一章已经记录了一些主要的事实。在没有官方文件证据的情况下（大多数文件被毁于1900年），有关他进入公共生活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并不确定。但是，我们有理由驳回被英国作家普遍接受的说法，即他还是平民的时候就组织了一支镇压太平军的民兵，以此显示出的爱国之情。这是一个传奇，很可能这个传奇来自一个事实，即他把合肥藩库（1854-1855年间李鸿章在此任职）筹集的主要银两都上交给曾国藩用在军事上了。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生涯也许不是始于记载中的1853年，而是1855年。虽然他后来得到了很快的晋升，但直到四年过后，曾国藩精心组织的机动部队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李鸿章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名声大噪，知名度才不仅仅局限于当地。通常来说，他的军事功绩得到的回报便是文职上的晋升：他在1856年当上了道台，次年又当上了代理按察使。直到1860年，在他作为江苏巡抚与华尔、白齐文、戈登和上海的外国社区有接触后，才从官僚阶层中脱颖而出，并开始发挥那些最终带给他显赫荣耀和闻名全球的外交才能与手段。
我们已经谈过有关戈登对李鸿章施加的影响，即戈登引导他了解了欧洲文明的道德方面，这种道德与他的伦理观完全不同。
戈登对李鸿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从他第一次出任总督（湖广总督，1867年）时，同年撰写的呈给皇帝的一份奏折的文字当中得到验证。这份文献不容我们质疑，他在那时所怀有的信念的真诚态度，这也将是他政治家身份的永久纪念碑。
那时皇帝颁发密诏，呼吁所有省级高官提供机密建议，以对付洋人在《天津条约》即将修订时的一切野心计谋。由于入侵的欧洲人所采取的军事和商业政策，京城已经意识到威胁大清帝国的新危险，但总理衙门和皇帝在各省的钦差大臣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傲慢自负的优越感再也无法与中国最明显的孤立无援状态相配。有些人也许隐隐约约看出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他们缺乏承认它的勇气。李鸿章当时是最年轻的总督（当时44岁），不仅认识到那种形势下的基本事实，而且还勇敢地面对这些事实。省略掉这份奏折中有关当时外交、商业和传教问题的一些篇幅，以下的选段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