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生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米努夫亚省阿布尔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里。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伊尔·萨达特是政府职员，家中有13个孩子。他的母亲有苏丹人血统。这在他的皮肤上遗留着明显的痕迹，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70年纳赛尔死后，萨达特作为一个临时掌权者登上政治舞台，他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单枪匹马地统治着埃及。他决心要把这个贫穷的国家向现代化推进，这驱使他放弃了同苏联的联盟，投入了西方的怀抱。
“萨达特！萨达特！”成千上万的开罗市民向着无篷汽车上面带笑容的那个身影呼喊着。“萨达特！和平的使者！”
这是1977年11月21日夜晚。萨达特总统刚刚结束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耶路撒冷之行。埃及人对他此行所取得的埃以和解的成果表示了疯狂般的赞许。这次和解确定了1979年和平条约的进程。
是什么致使萨达特在中东历史上具有这样的催化力呢？是一种勇气和适应性的展示。正是这种勇气和适应性似乎在改变着一位普通阿拉伯军官出身的统治者。
与许许多多的阿拉伯领导人不同，萨达特决意抛弃以往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他不同于其他人，他有足够的胆量敢于在极度痛苦的阿拉伯政界做出别人不敢想象的事情--向敌对的以色列伸出和平之手。他扭转了埃及长期以来采取的政策，宣称他愿意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存在。
于是，在许多中东蹉商者失败了的地方他取得了成功，他同卡特总统、里根总统和以色列贝京总理一起，使不可能恢复的友谊关系复活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还赢得了美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中东和解支持者的钦佩。但是，他也引起巴勒斯坦人和认为他背叛了反以斗争的其他阿拉伯人的仇视，而且他也难以消除自己那个穷困而又沸腾的国家中的异议。
他常说要把民主制度传留给他的人民，但是就在他死前的几周，他对激进的穆斯林和埃及基督教徒以及世俗政敌采取了专横的惩罚行动。事后他堂皇地但却空虚地宣称，已经结束了“各个方面或领域中缺乏秩序的状况”。
在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的前11天，他在开罗说，他决意为了和平事业走到“天涯海角”，甚至走到以色列议会。以色列政府宣告耶路撒冷欢迎他。虽然两国间战争状态仍未消除，但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蹉商之后，他飞往了耶路撒冷。
他到达耶路撒冷时，眼睛是潮湿的，由于抑制着感情，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但几个小时以后，他却以坚定洪亮的声调在肃静的以色列议会上说：“如果你们要与我们在世界的这块土地共生，我诚恳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间，并保障安全。”
贝京总理赞扬萨达特这种主动精神，他说：“我们犹太人知道如何珍视这种勇气。”
关于他的柔韧性，萨达特后来说这是1947至1948年在开罗中心监狱54号牢房作为政治犯单独监禁时滋长起来的。他在回忆录《寻求一致》中写道：“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的生活希望和人的天性告诉我，一个不能改变其思想结构的人将永远不会取得进步。”这本回忆录于1978年出版，这时他已经出任总统8年。
他的这种要进行一种改变的愿望导致了和平条约的缔结。在克服了许多障碍以后，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同贝京总理在白宫签署了条约。在达成协议之前，萨达特和贝京进行了持久的、有时是激烈的谈判，为此，他们两人于1978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条约规定以色列逐步归还埃及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该岛。条约还设想在以色列的继续控制下，实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内部自治。
埃及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得到了尼克松和卡特总统的帮助。基辛格在与萨达特多次会见之后写道，埃及领导人“具有联合的洞察力和勇气，这种洞察力和勇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标志”。这位前国务卿在他的《白宫岁月》一书中继续写道：“萨达特具有发动战争的胆量而无人能够抵挡；具有立即推进和平的勇气；具有扭转几十年僵滞势态的机智。”
在同以色列以及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萨达特极力创造一种和睦的气氛，使人很难同他有歧义。在耶路撒冷之行中，他非常大胆地采用了这种方式。
他的这种姿态和对以和约，引起许多阿拉伯领导人对他的愤恨和责骂。由于和约没有规定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完全自治的时间--最终将出现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而引起特别的愤怒。
萨达特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是改变了纳赛尔长期坚持的亲苏态度。1972年7月，他突然要求撤出在埃及的2．5万名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他后来写道，通过此举“我想告诉全世界我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
只要阿拉伯人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盟，而以色列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那么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的对抗就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局。萨达特作出这样的推断以后，埃及同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在作了进一步努力之后，卡特飞往耶路撒冷，然后于1979年3月13日前往开罗，带着打破另一个僵局的和解建议。在机场会见时，萨达特当即赞同这些建议。在当月的晚些时候，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30年的埃以对抗。萨达特借用《以赛亚预言书》中的话说：“让我们共同合作，直到他们把刀剑打成犁刃，把长矛打成修剪树枝的钩刀的那一天来临。”
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阿拉伯人反对这项和约，有17个阿拉伯国家通过了对萨达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制裁措施。然而，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并没有削弱他在国内受到的支持。他巧妙地从这种孤立中获取了政治信任，他强调其他阿拉伯国家已经富裕起来，而埃及承受着四次战争的负担，这种思想被普遍地接受了。
他的声誉增强也来自于非常稳定的经济形势。在1967年战争中埃及惨败之后，埃及的经济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到1979年底，经济增长率已达到7％，成为发展中国家年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美国一年1亿多美元援助的原故。
在萨达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同以色列进行头绪纷繁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话时，国内多次出现了反对他的情况。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声誉，尽管他继续用政府粮食补贴的手段去平息不满情绪，但是仍然有人在继续反对他。
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他在开罗观看纪念1973年反以战争的阅兵式的时候，一伙身着军服的人向他投掷手榴弹，并向他开枪射击。
穆巴拉克副总统在宣告萨达特身亡的消息时说，埃及的条约和国际义务会受到尊重。他说在60天选举之前，议会议长泰尔波将担任临时总统，最后穆巴拉克担任了总统。
行刺者的子弹结束了一个风云人物的生命，这位有胆有识的人的声望来自外交上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1977年11月果断出访以色列去寻求和平，以色列一直是埃及的敌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