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上，围绕香港电影的类型片研究呈现出多面性。海内外学者分别就香港电影中的黑帮片、青年电影、贺岁片和酷儿电影展开了讨论。北京电影学院钟大丰教授认为，香港黑帮片中的“黑道”其实暗含了对正统社会准则的否定和反叛，因此才会成为商业类型电影反复表现的题材。电影中对于“黑道伦理”的表现重点在时间轴上发生了一系列演变，大致以“情义—欲望—权力关系”为变化线索。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周学麟教授在《游走在天台的青春：当代香港电影中青年电影的边缘化研究》的发言中，围绕“房顶”、“青春”、“边缘”三个关键词展开分析。“房顶”的影像美学表现出空间的开放自由、规章制度的“缺席”以及潜在的危险性，三者都与青年电影的边缘气质相吻合。香港大学LAWYukwaFiona通过分析《大话西游》、《东成西就》等香港贺岁片，指出上述影片在表现爱情、喜剧等元素的同时，还蕴藏着对于家庭影像的构建。《大话西游》就是一个东方版的《奥德赛》，寻求一个归家的旅程。而影片中盘丝洞、土匪窝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臆想着“家”的符号。香港教育学院NicholasY.B.Wong通过对《出埃及记》和《神探》中警察形象的分析，探讨了1997年之后处于危机中的男性焦虑气质，从而颠覆了以往香港电影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像逻辑。银幕上自信、激进、阳刚的男性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男性在危机中“死去”。澳门大学陈时鑫教授以1952—1986年间邵氏出品中的酷儿电影为例，分析了中国式酷儿电影中糅合的奇怪、惊奇、奇迹及奇异的“奇情”（QiQingRomances）手法，并概括出“奇情电影”的一些范式，如“人＋人”、“人＋神”、“人＋仙”、“人＋妖”、“人＋鬼”及“人＋人/鬼”等，而影片的“超界爱情”隐喻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抗。
明星、身体、媒介与独立影像
作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工业制度，明星研究是近年来华语电影研究中的一个新兴课题。中国艺术研究院丁亚平研究员在《华语电影三代女明星的文化表征及其转移轨迹》的发言中，通过研究中国不同时期的三个著名女明星，描绘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化的轨迹。《庐山恋》中的张瑜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情人，女性形象在作为“被看的对象”之外，还需要根据角色的不同而被赋予一些相应的审美判断或标准。从《红高粱》中走出的巩俐是作为传统东方文化及想象的承载物而出现。当今华语影坛最走红的章子怡则是完全按照电影工业和明星机制打造出来的产品，这是包装时尚明星的成功案例。从张瑜到巩俐再到今天的章子怡，她们分别对应了身体性的历史展示、一种假想的情色奇观以及纯粹符号化的快感凝视。上海戏剧学院张仲年教授在《章子怡明星之路的特殊与普适》中认为章子怡的出现源自中国明星制的现实需求。中国占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荧屏和银幕为青年演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平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黄望莉博士在《被编码的明星：华语电影中“明星”整合现象研究》的发言中指出，要想在新环境下理解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必须用“华语电影”的概念进行整合性思考。两岸三地明星的多向流动与整合也促成了区域间文化差异的消弭，并形成多种文化形式的共融。随后她从细节着重分析了明星编码在电影表意系统中的重要性，从而得出结论，即两岸三地间明星的整合现象消弭了人们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区域文化的隔膜，在彼此宽容和接纳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广义的华语文化村落。
《色·戒》无疑是2007年华语电影国际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吸引了海内外与会者的研究目光。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助理教授科拉多·耐希（CorradoNeri）对《色·戒》与《天明》进行细致的比较阅读，试图为《色·戒》中的女主角形象赋予电影史的经典意义。韩国圣公会大学的SuHyunKim则运用通俗剧（Melodrama）及精神分析学的“凝视”（Gaze）概念对《色·戒》进行文本解析。她指出《色·戒》中的女主角始终处于国家、公众及男主角的“窥视”之中，但女主角的欲望与国家欲望并不一致，她在不断逃离这种“窥视”的掌控。这部影片隐含了一种女性试图逃离他人凝视的欲望，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式”剧情，《色·戒》中女主角临死前的微笑正是代表了这种欲望的变迁。福建师范大学颜纯钧教授客观地评价了华语电影中由“性场面”引发的诸多文化事件。从电影本体的意义上讲，电影和“性”之间存在一种或然性关系。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与表现需要，性的元素可能被调用，也可能无需被调用。与过去的断然禁绝相比，当代华语电影对性的涉及有了更多的选择。一批优秀影片借助于性元素描绘出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动。而有趣的是，政府对涉性镜头内容的删减与广告媒体的大肆宣传形成了一种矛盾，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电影审查的无效性。在面对电影中的“性”时，审视其是否出于艺术追求，考量其是否符合艺术规律显得尤为必要。
文学名著改编是华语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学界在讨论改编问题时，通常会关注于电影作品与原著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隐藏在其中的媒介转换机制。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曲春景教授在《媒介：电影改编中意义增值的重要因素》的发言中，以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改编为例，围绕从文字到影像改编过程中的“意义增值”，陈述了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其一，不同的媒介特性规定和制约了故事的特性；其二，电影媒介的空间特点必然带来对线性故事内涵的改变。研究改编就必然要从两种不同符号的差异性入手，从媒介角度探讨故事由存在方式改变所带出的问题。复旦大学周斌教授以编剧刘恒的电影剧作系列为例，指出如何在艺术个性和商业元素两者之间寻求结构性平衡。
独立电影是国际电影界“眺望”华语电影的另一个取景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EricBordeleau发言指出，全球化是一种机遇，也是一个陷阱，因为全球化是一个“空心化”的过程，贾樟柯的影片就体现了这种“空心化”的症状。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在《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运动的伦理与形式美感》的发言里指出，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大陆独立纪录片运动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和自由性，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先锋性。数字技术的进步在经济上为个人的独立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使个体在与国家体制的经济对比上获得了更平等的地位。在这种机会与挑战中，纪录伦理显得十分重要。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聂伟教授则认为，“解禁”前新生代电影的“先锋”姿态值得怀疑，“先锋”只是多数新生代导演常用的叙述策略，而非本体追求。“解禁”后的新生代电影采用了“奇观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它是新生代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票房观众期待相妥协的产物。此外国际电影节对于新生代导演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众多国际影展为独立电影打开了国际交流与融资的渠道。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电影或许得以脱离本土意识形态的桎梏，与此同时还需要警惕新的“电影节权力”。目前国内数量有限的电影节应当创建切实有效的电影交易平台，帮助新生代电影脱离“文化被领养者”的窘境。香港大学马然博士具体分析了中国独立电影制作的政治面向，同时也对“电影节电影”概念加以反思。“电影节电影”催生了独立电影制作的某种程式和套路，也带来了独立影像风格同一化的危险。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程波副教授具体分析了“先锋”的三种策略，即底层视角、边缘文化和泛自传策略。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先锋电影从旧的支持网络中挣脱出来、还没有被新的支持网络淹没的合力。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还围绕大家关心的一些理论专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如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金丹元教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民族审美特性的强调，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林建国教授关于中国电影原群性（TheChinesePrimalHorde）的探讨，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小青副研究员围绕中国电视电影产业化的精彩发言，等等。上述富有创见的观点提出之后，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