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呼应了一个宏观的历史和时代变迁。因为从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潮流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电影的传统格局，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了一个跨区化的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整合、互相竞争的新阶段。为了理解新环境下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性质、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仅仅把它们作个别的研究已经是不够的了。它要求有一种对于“中国电影”的新概念、新思路，和一种研究“中国电影”的新方法：即把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联系起来，作一种新的、整合性的思考。这无论对于理解特定背景下的三地电影的发展和性质，还是世界背景下的整体华语电影的状态和前途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我们能在一个更广阔和前瞻性的视野中，来理解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目前的性质、发展的趋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并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主流华语电影发展的整体状态。同时，由于这一研究视野呼应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在政治上走向统一和体制上保持多元化这一进程的特定历史背景，它也起到了通过电影这一重要的文化媒体来透视两岸三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的性质、状态和相互关系的作用。这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两岸三地之间文化的理解和沟通，把握政治统一和体制多元化的真实前景和含意，并展望其发展。正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华语电影也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是特定的体制性要求和电影接受与电影学术地缘政治学的产物；一种需要从各种不同的批评视角进行仔细审查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建构，应该特别注意如下一些相关话题：全球化、华人社会作为全球性地区经济力量的增长，电影批评中曾经遭到质疑却始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电影观念，国际电影节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普世性的电影文化。
华语电影作为一个越来越流行的用语或者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学术概念，其现实效应和历史深度，最终会为其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持。当然，相比大陆电影、香港电影或者台湾电影而言，“华语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兼容的概念，理应以更加开放、兼容的态度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质疑、建设或建构。这个从语言/文化角度提出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整合性、广泛的包容性，不论是民族的、跨国的、国际的，还是跨地域的，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都可以整合到华语电影的旗帜下，无形中契合了全球化背景下重新界定中华文化的疆界、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的民族主义诉求。同时，“华语电影”在多重语境和多种力量的协商和角逐中具有多重含义。
二华语电影研究的“文化研究”倾向与“历史化”选择
“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概念，是时代的选择并为时代服务。任何学术概念的合法性，必须深深地植根于历史，才能获得应有的学术支持。华语电影研究的历史化（从文化研究/批评朝历史研究转向），是华语电影概念“合法化”的必由之路。质言之，华语电影不仅应该成为一个电影批评概念，更应该成为电影历史概念。
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时至今日，“文化”和“产业”已经成为电影研究中最时髦的理论词汇。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范式和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近年来逐渐壮大，并在学院内占据一席之地，自有其深刻的学科和社会历史的原因。学科原因在于：电影研究的主要阵地现在已经从电影界和电影学院扩大到各个综合性大学。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则是因为现代科技极大地提升了视觉文化（包括电影）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当今文化表达和交流的主要渠道，并在塑造当代人类的社会经验和主体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与电影相关的知识就不仅仅包括其“器物”层面（如何制作的技术和美学问题），同时也应该包括“形而上”的层面（对电影的哲学和文化思考）。电影作为当代文化的主要形式，也已经渗透到大学的各个其他领域。在美国，中国电影研究除了在电影系被讲授，也在东亚语言系、比较文学系、历史系、政治系等被讲授。这也进一步壮大了中国电影研究中文化研究的力量。
以2005年上海大学的电影国际学术会议为例，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会议论文在标题上就显示了其文化研究的分析视角。民族/种族、性别、主体、身份、语言、身体、欲望、霸权、视觉消费成为最时髦的学术关键词，如讨论民族、身份、语言问题的有：《跨国华语电影中的民族性：主体和抵抗》、《身在何处？：全球华语电影和身份问题》、《异国景观与民族疆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历史电影》；讨论殖民性、阶级与性别问题的有：《从后殖民批评到新左翼激进文化批判：质疑某种精英视角对第五代电影的盘点》、《时间定格：〈新女性〉与30年代上海殖民现代性的影像表达》、《〈苹果的滋味〉与〈疯狂英语〉中的殖民主体性》；讨论跨国资本生产与媒介机制的有：《重塑东亚与好莱坞的“外包工”》、《与好莱坞共舞：商业电影是否是一种新形式的国族电影》；讨论性别、身体与女性的有：《1949年前女性电影中的女性特质与1979年后女性电影的联系》、《跨国与性别视野：知识分子情节剧〈第二次握手〉的影象建构》、《跨国女性图像建构中“野蛮”女孩的（去）女性化》；讨论视觉、消费与公共空间的有：《中国城市中的电影俱乐部：消费与公共话语的产生》、《跨文化怀旧与视觉消费：日本对霍建起电影〈暖〉的改编与接受》，等等。
对电影文化研究成果的观察，我们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1.文化研究往往以一部或者几部电影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原属电影批评的研究，却常常得出具有“历史性”的结论。
2.在文化研究超强渗透力的影响下，电影历史研究慢慢染上文化研究批评的色彩。
3.尽管研究对象是年代久远的电影作品，但是历史诗学（阐释与叙述）多于历史考据（史料收集与编纂）。
4.对于两岸三地电影作品的跨地域研究、政治差异性研究压抑了文化共性研究。
5.采用华语电影的总体视角，实质研究却是分散的、割裂的。
6.将华语电影作为一个免检的学术概念，其内涵飘移不定。
……
历史意识的缺席，使得现有的华语电影研究缺乏总体性和一致性，蓬勃的学术话语变得众声喧哗，有时甚至鸡同鸭讲，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或者没有应答的争论。
华语电影研究的历史化选择，旨在追求一种有距离、有分寸的客观（历史）研究。它有两个内在的基本要求：严格使用历史研究方法；严肃确定历史研究对象。华语电影研究的历史化还有一个伟大的使命：通过历史本身证明华语电影概念的合法性，让华语电影的历史真正潜入中国大历史。
三“重写中国电影史”与“华语电影”的视角
重写中国电影史，应该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那就是“华语电影”的视野。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电影研究中，“华语电影”、“重写电影史”和“文化研究”三大学术热点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中国电影”概念相比，“华语电影”的内涵进一步扩大，成为一个更加宏观的研究范畴；“重写电影史”作为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实际是“中国电影研究”整个学科领域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电影”概念及其内涵扩展之后的必然要求；“文化研究”则是一种带有全球性、跨学科性、跨文化性的新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以上每一个话题既是内容性的又是方法论的，既是经验性的又是理论性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包含与重叠，“华语电影”研究是即将被命名的合法研究领域或者学科，“文化研究”意味着电影研究范式的某种变革，“重写电影史”是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内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