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同样必须指出的是，“主旋律”作为一种文艺的指导思想，同时向下延伸为一种艺术样式，在进入到21世纪，尤其是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宏伟目标的今天，其自身在理论上的局限性也日渐凸现出来。这种局限性首先来自于其产生的仓促性，是为了应对一种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而提出的对策性措施。既然是一种对策，那么，就必然带有强烈的针对性，而这种针对性也就必然要被烙上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印记。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当全党全国人民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统一，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化，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当我们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提前实现“小康”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自然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新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来审视“主旋律”的问题，就不难发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如果不能被我们所认识，将会有可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当“主旋律”所针对的那个混乱局面不复存在，社会正在逐步迈向稳定和谐，那么，人为地将文艺划分为“主旋律”和非主旋律，就不一定是恰当的了。
二
“主旋律”的文艺方针催生了一个新的影片类型，即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主旋律影片”。一提到“主旋律影片”，人们不但自然会联想到特定的思想倾向和主题诉求，同样自然会联想到一种特定的美学风格和特定的审美情态，似乎“主旋律”已经约定俗成，成为了一种影片的类型。
按一般的逻辑理解，“主旋律”应该是指一部电影（当然也可以包括一切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如果这个理解成立，那么，一切非主旋律作品的思想倾向都应该是我们所不坚持的，或者说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反对的。同时，既然“主旋律”所指向的是一种思想倾向，那么，它就先天地应该包罗一切艺术样式和艺术风格，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式、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艺术作品，只要其思想倾向是符合“主旋律”所要求的，都应该被视为“主旋律”。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主旋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固化为了一种艺术样式，在电影领域中，这种“样式”是一种包括主题思想、故事结构、人物造型，甚至艺术风格等等在内的“片种”或曰“类型”。而一种思想倾向一旦被框定在某种特定的艺术样式中，其所发挥的影响力就有限了。
前面说了，“主旋律”这一概念来自“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由两句话组成的政府的文艺方针或指导思想。其中的“提倡多样化”，显然不能理解为提倡文艺思想倾向上的“多样化”，因为，如果同样是指向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我们怎么能在“坚持”一种主张（主旋律）的同时，又“提倡”多样的主张呢？这不但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事实上我们肯定也不能“提倡”那些我们所不能提倡的、思想倾向上不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文艺作品。由此，“提倡多样化”显然应该是指向文艺创作中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和不同样式，也就是说，我们鼓励艺术家在风格和样式上的大胆探索，形成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的竞争局面。
然而，在实际的运行中却很容易给那些带有非主旋律思想倾向的作品留下一个“后门”。因为，当“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两句话并列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直观地将我们的文艺划分为“主旋律”的和非主旋律的两大部类，而原本属于风格流派范畴的“多样化”也暗度陈仓，神不知、鬼不觉上升到了思想倾向的层面。于是乎，“多样化”也就很容易地成为了那些在思想倾向上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不尽一致，甚至有所相龃龉的文艺作品的挡箭牌和庇护所。
事实正是如此。一些年来，我们的银幕上出现了不少那样的东西，历史虚无主义有之，诲淫诲盗有之，甚至歌颂封建帝王，为其血腥统治张目的，那种明目张胆反人道、反人民性的、具有明显法西斯倾向的、为进步人类所不齿的东西也大行其道。那种东西的危害性在于，如果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和血腥屠杀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可以欣赏，甚至是可以赞扬的，那么，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近代以来的革命党人的革命运动就是多余的、不可理解的了，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流得就没有道理。这是一种情态复杂的历史虚无主义，它所要颠覆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根基。
其实，弘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本应是一切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进行创作的文艺作品的共同责任，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责任应该由一切文艺家共同承担，而不只是一部分文艺家、一部分文艺作品的责任。如果这一前提是成立的，那么，我们的文艺就不应该被划分成“主旋律”的和非主旋律的，只能划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合格的和不合格的；我们的文艺家也应该划分为有责任感的和没有责任感的、坚持正确方向的和没有坚持正确方向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也应该提倡各种艺术流派、艺术风格、艺术样式各尽其美，百花齐放；我们可以，也应该要求从事不同艺术流派、艺术风格、艺术样式创作的艺术家恪守艺术的良知，把弘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并贯彻到一生的创作实践中去。
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今后的奋斗总目标，由此，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十分明显的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新的总奋斗目标下，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斗争哲学”及其所依托的思想方法，以及由这种思想方法所派生的林林总总，就显得不那么和谐了。
毫无疑问，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主流价值。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就必然会要么宣扬主流价值，要么消解主流价值。我们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达至这一目的。是用画线的方法，还是用别的方法？是不是我们就只有画线这一种方法？必须指出，画线在哲学的方法论上属于二元对立的范畴。这种方法操作上比较简单，也比较便捷。然而，这种简单与便捷，一般说来又只适合于那种需要快刀斩乱麻的特殊时代，当社会进入稳定而平和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的，恐怕就应该是与这种二元对立的划线法不一样的，复杂得多，也精致得多的“和而不同”的方法。
“和谐社会”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先贤们不懈追寻的理想社会形态，而一个“和”字，也包涵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在这里，和，指的是一种包容，是对“不同”的承认和尊重，有了这种承认和尊重，才会有“谐”。所谓谐，指的是顺当、协调。《尚书·舜典》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意思是说，多种音色、音高的声音能够共同达成一种相谐的和弦，就能产生无与伦比的美妙音乐。一部优美的乐曲肯定不可能是一个音，或者两个对立的音构成的；一幅精美的图画也不可能是一种颜色，或者两种相对立的颜色构成的。同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艺，也不可能是由一种文艺样式，或者两种对立的文艺样式组成的。所谓万紫千红才是春，就是这个道理。“和谐社会”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先贤们不懈追寻的理想社会形态，而一个“和”字，也包涵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
人为地将文艺划分为主旋律和非主旋律，恐怕并不符合“和而不同”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21世纪，我们的文艺方针就应该是合和的，而不是分立的；应该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我们应该团结和引导一切文艺样式和风格的作家作品都来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文艺图式应该是万紫千红、百花争艳，而不要人为地定于一尊，让某一种主题、题材、风格和样式的作品鹤立鸡群，享有特殊的待遇。
总之，“主旋律”作为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指导方针，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文艺指导方针恐怕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引导我们的文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才能让我们的文艺园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以满足亿万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
笔者以为，作为工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形式，电影天然地具有一种以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鼓吹主流价值观为己任的本质特性。认清电影的这一本质特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对于中国的电影人而言更是如此。
造成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认识模糊不清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历史的传统束缚了我们的思想，新中国电影的美学传统主要是继承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进步电影，这种电影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其核心诉求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思想倾向上是反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这种传统形成一种长期统治我们头脑的创作氛围，使人们不能及时找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创作方法。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也向电影提出了许多不恰当的要求，甚至把原本应该由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承担的任务强加在电影身上。当笔者还是学生的时候，经常列席旁听一些新出品的国产电影的研讨会。主办者邀请来国内一些不相干的学科的专家，看完电影一通神侃，弄得创作人员云里雾里，手脚无措。结果是作品越来越糟糕，到头来连故事都讲不顺了。不是说电影不应该汲取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也不是说电影不该为普及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作出贡献，而是说电影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所担当的角色，决定了它不可能充当社会变革的先锋，更不可能成为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
另外，由于长期盘踞在我们头脑中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作祟，即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依照这样的逻辑，凡是好莱坞的做法我们都要反其道而行之。既然好莱坞电影是商业化的，那么，我们就要反对电影的商业化；既然好莱坞在意识形态倾向上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那么，我们的电影就要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总之，我们似乎总是在和电影的本性闹别扭，却总是找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电影产业的位置和电影创作的方向在哪里。
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发现，二十年前那股所谓的“娱乐片大潮”，说到底还是人们在观念层面“撒娇”所造成的一种恶果。在那以前人们的观念中，要么电影是政治，动辄就要惊动最高当局，一不留神就要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如《武训传》、《清宫秘史》、《北国江南》、《创业》；要么电影是艺术，是庙堂级的艺术，这种艺术只需取悦世界上极少数的艺术评论家，这种艺术以大部分观众不能欣赏作为自己显示品味的标签，弄得原本应该是衣食父母的广大观众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要么电影是学术，每个镜头都是一串文化符号，隐藏了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密码，每部电影都是一座文化迷宫，不把广大观众弄得一头雾水誓不罢休。总之，电影可以是电影之外的一切，却唯独不是产业，不是大众文化娱乐。
这一切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被计划经济的温柔富贵之乡捧着护着的时间长了，人们就梦里不知身是客，反把他乡作故乡。突然有一天，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把电影推回到原本应该处在的位置，一时怎能适应？于是就手足无措，心理失衡；于是就乱来，就错把市场经济规律理解成为所欲为的强盗经济，就错把健康的大众文化理解成诲淫诲盗的下流文化，就错把建构世道人心、抚慰受伤心灵的本职任务，置换为解构一切主流价值，往别人心灵的伤口上撒盐式的恶作剧。这种自绝于社会，自绝于时代，自绝于观众的态度和做法，当然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年票房才33个亿，年人均电影票支出才两块多钱，算下来国人差不多平均7年才会进一次电影院，要说这是一份光荣，实在有点儿恬不知耻。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清理历史的废墟，不是为了要追诉谁的过错，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让我们变得聪明一点，至少不要再犯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对抗，拿自己的饭碗撒气一类的傻事。
站在今天的高度，上述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之荒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中国电影产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扔掉历史的包袱和一切不合时宜的错误观念，放下架子，回归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本位，老老实实履行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职责，诚诚恳恳和中国的普罗大众做知心朋友。让主流价值观成为我国电影的精神内核，让大众文化成为我国电影的艺术形态。如果我们同意担当这一使命，那么，首先就得摸清当下社会大众的精神消费主流倾向是什么，大众需要什么，渴望什么，摸清以后，再来坐下来想想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不是蛮不讲理，硬拿自己的趣味去强加于人。
未来的中国电影当然还是需要旗帜和口号的。但愿新的旗帜和口号能够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真正落到实处，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终极目标，建立起全社会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符合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要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新而衡常的电影美学标准，而不要再折腾出个什么概念来，任凭长官意志随意伸缩，随意阐释，以至于混淆了社会的视听，弄得我们的银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又腐蚀了世道人心，还空耗了我们宝贵的资源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