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尘埃里开出的花:民国乱世中的至情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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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4)

杨之华这一次的萧山之行相当不顺利。而在上海牵肠挂肚的瞿秋白自杨之华离开的第二夜,就焦虑不安地去火车站接之华。秋白的心底也是翻江倒海般患得患失的。那一夜,之华羁留萧山,瞿秋白就眉目紧锁地在车站的月台上踱步了一整夜。第二天,杨之华愁眉不展地回到了上海。瞿秋白掩饰住自己疲惫的神色,柔声细语小独伊一定可以回到她的身边,他也会像一位亲生父亲般爱着小独伊。爱人的话语,令杨之华仿佛在酷暑时节倏地转入了一处翠色逼人的山麓。焦灼的她平静下来,像一只安静柔顺的绵羊偎依在秋白的身旁,动情地讲:谢谢你,秋白。

不久,秋白决定陪之华一起再回萧山尝试接回小独伊。这次他们想了一个暗度陈仓的办法:他们先与沈府大姨太议定了接头的时间与地点,再请大姨太把小独伊偷抱出来,直接带回上海。

是夜,月华如水。等待在一座小山上的秋白与之华,犹如魈拨夜色中两棵孤寂的树。好不容易看到沈府大姨太带了小独伊过来,杨之华急不可耐地迎了上去,把孩子紧贴于胸怀,小独伊也把两只小胳膊亲昵地挂于母亲的颈项间。忽然间,从沈府的深院间传出了一阵狗的狂吠。转眼之间,从沈府奔出两个壮汉,他们从杨之华的手中强抢过孩子,就一阵风似的消失于沈府的深深庭院之中了。

四处都是静而黑的夜色。秋白与之华只能心情沮丧地沿着汩汩而流的小河往回走。以后,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杨之华都没有见过瞿秋白流眼泪。可那一个静谧的夜间,杨之华却看见瞿秋白难过得落泪。这是杨之华与秋白的十年婚姻中,见过的秋白的唯一的一次落泪。

后来,由于深陷于权力争斗的沈玄庐疲于奔命。小独伊终于回到了之华与秋白的身边。

1928年,瞿秋白参加了在苏俄召开的中共六大,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两年。杨之华也带着小独伊去了莫斯科。

当时,独伊已满七岁,对人事已有了鲜明的印象。继父瞿秋白与独伊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不甚长,可是继父细腻的关爱却像一股淙淙而流的清泉,隽永地润湿了小独伊成长着的心灵。1930年底,在政治争斗中落败的瞿秋白被迫与杨之华一同回国。考虑到国内政治斗争的严酷,他们把小独伊留在了苏俄。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瞿独伊只能从报刊上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继父与母亲的消息。1935年的夏天,瞿独伊与其他孩子一起前往乌克兰参观一个集体农庄。乌克兰高远湛蓝的晴空,经常会使这个寂寥的少女有一种莫名小独伊与瞿秋白、杨之华的感动。就在那里,不经意的一天,她忽然从《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继父被杀的消息。一股巨大的彷徨无依的感觉迅速地向她袭。其实,早在1931年的春天,被王明集团罢免了的瞿秋白,回国的伊始,就与妻子杨之华介入了上海“左联”的领导工作。当时,“左联”的年轻人与思想者鲁迅的相处不是很融洽,工作局面难以打开。瞿秋白就与冯雪峰一起,专程到了鲁迅在川北公寓的家中,虚心地向鲁迅请教革命文学发展的问题。鲁迅对于瞿秋白的到来很是高兴。两人破例把酒言欢,心境甚是酣畅。后来,鲁迅、瞿秋白并肩反击“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资产阶级的文化围剿,推动着左翼文化重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因此,后来的茅盾曾诚恳地讲:“促成这个转变,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据杨之华后来回忆,恢复了书生本色的瞿秋白活跃于“左联”的一段时期,应该是他生命中最滋润的时期。远离了战场的硝烟,也脱离了组织高层残酷的路线斗争,瞿秋白的每天,只是得心应手地运用着手中的笔,进行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同时因有着自己深爱的夫人之华温情脉脉地陪伴于身旁,秋白从前为政治角力苦恼的苍白的脸上竟然又恢复了些许的红润。

这一段时间,秋白先生的文学创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在《申报》上发表了六十余篇杂文,其笔力的老道与辛辣堪与鲁迅先生的文风相媲美。他还利用这一段难得的空闲时间,大量地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而由他撰稿的系列开拓性的文艺论著,亦代表了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的最高成就。

这一段时间,上海的白色恐怖气氛甚浓。瞿秋白夫妇曾经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在危难中,秋白夫妇与鲁迅以及许广平之间建立了很好的私谊。

可是,王明集团仍然惦记着幽居于上海的瞿秋白。1934年,江西苏区已经进入了风雨如磐的最后关头,组织的高层却忽然命令瞿秋白火速赶往苏区报到。这一回,瞿秋白没让杨之华跟随自己去环境险恶的苏区,而是决然地把之华留在了上海!

后来,瞿秋白到江西仅仅数月,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就遭到了惨败。红军主力决定于1934年的10月进行长征。最高“三人团”商议把重病在身的“异己分子”瞿秋白留在苏区。瞿秋白想请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给他讲几句公道话,准许他参加长征。可当时的毛泽东也失去了实权,自身都是难保,他也是因为朱德等一些军界实力人物的坚决要求,才踏上了长征之途。

瞿秋白叹息不已,他只能服从高层的安排留在苏区。他把战马送给了老迈的徐特立,又把一件半新的长衫送给了老部下冯雪峰。这个时候,依照他自己的直觉,他应该是相当的危险了。

1935年2月,瞿秋白的肺病复发,到了一种危重的程度。党组织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回上海去医治。就是这一次转道,把瞿秋白送上了归途。

在去往香港的路上,由于他们这一行人口音殊异,行至福建上杭的水口镇时,引起了当地保安团的警觉,将他们突袭擒获。最初,瞿秋白化名为“林祺祥”,自称一介走方医生,敌方并没有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对于“林祺祥”这样的一般走散人员,敌方通常的做法是在感化所中关押数月,然后结具候保,勒令还乡。

可是,进入4月的时候,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的妻子徐氏也被敌方俘获了,她供出了瞿秋白在上杭地区被俘的情报。敌人让被俘的收发员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身份大白的瞿秋白微然一笑,讲:“是的,我就是瞿秋白。这些天来我的笔供与口供,就权作是一篇小说了。”

得知“林祺祥”就是瞿秋白,保安团如获至宝,立即把瞿秋白送到了驻扎在长汀的蒋嫡系部队第36师师部。师长宋希濂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过去在台下聆听过秋白先生的演讲,因此他待秋白先生礼遇甚恭,以“学生”的名义自居。宋希濂给瞿秋白一间单独的囚室,又嘱咐去掉瞿秋白的镣铐,敬以烟酒医药,供给纸张笔墨,官兵见面则一律称之为“先生”。瞿秋白坦荡大方地与宋部的上下官兵接触交谈,每天依时作息,写诗文、刻图章,从容度日。官兵有问秋白先生讨字要印的,他一般都是满口答应。但涉及组织的机密以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他则闭目不言。

当时,陈立夫的观点是,倘若可以说降了瞿秋白,则可以在国际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为此陈立夫特派中统局的训练科长王杰夫去长汀劝降瞿秋白。王杰夫对瞿秋白讲:既然他的组织已然有负于他了,就应该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瞿秋白冷静地答之:不愿丧失人性而生存,不愿做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王杰夫走后,瞿秋白就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日恐怕是不多了。他想起自己投身于政治的沉浮不定的身世,不由得伤感交集。于是和着陆游的《卜算子》,作词一阕: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词的忧伤、高洁,留下了一种卓立傲然的清雅的余香。他还写下了《多余的话》这样一篇奇文,其间的一种我心犹怜的自负,以及风雅、深邃,令后来无数的读者为之折服。

果然,有关瞿秋白之处置,不久,蒋介石即发来密电,命令宋希濂将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瞿秋白得知消息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淡定地讲:“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一切准备就绪。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的作为!”

是夜,服过安眠药的秋白先生睡得很憩静。

次日,瞿秋白换上了一身洁净的黑褂白裤。他泡上一杯清茗,点燃一支袅袅的香烟,看着一轮鲜明的朝阳,徐徐地升起于窗外浓绿的群山之间,禁不住文思涌动,乃提笔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