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的黄洋界往下转，就可以直达一个有名的县城永新。永新人会给你摆出很多自豪的东西，其中就有永新女子贺子珍。
贺子珍的家境并不坏，他们在县城开有店铺。然而贺子珍兄妹几个却毅然反叛家庭，投身革命，为穷人谋幸福。这在当时是很让人想不通的事情。穷苦人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拿把菜刀就走了，有钱的人却总要瞻前顾后，不舍吃穿的。贺子珍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吧？因为哥哥贺敏学在1927年就当上了永新县委书记，贺子珍也就腰带一扎，学着哥哥闹革命了。当地传说贺子珍是腰插双枪的神奇女子。
贺子珍细条高个，一脸俊秀，即使现在来看也当列美女之行，何况那时闹革命的女子并不是很多，所以特别的扎眼出众，很快在当地闻名遐迩。毛泽东率领工农武装秋收起义失败后，撤往了井冈山脚下。这时的军队士气低落，军纪混乱，很多人对前景感到茫然，必得要寻找一个好的容身之所来进行长久的斗争。有人就提议，井冈山是个好地方。其山石陡峭，林幽路险，只有五大哨口可以突破，把住五个哨口就等于把住了整个井冈，可谓进可攻退可守，是一个天然的打游击的好场所。
山上有一个王佐，一腔豪气，杀富济贫，打败其他的山霸土匪，统领井冈。要想上山，必得做通王佐的工作。王佐同驻扎在茅坪的袁文才是把兄弟，袁文才这时已是共产党员，做他的工作还比较容易些。
说了这么多，还得说到贺子珍，当时贺子珍就在袁文才的手下。曾有一个传说，说王佐和袁文才听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正在山下，他们对这支队伍也是有疑虑的，因为那是刚刚由旧军阀的队伍和一些农民百姓组织在一起。袁文才就派了贺子珍化装下山。贺子珍来到红军驻地，看到墙上写的标语和红军的所作所为，回去跟袁文才说了，她认定这是一支真正的工农武装。于是袁文才就又派贺子珍去直接找毛泽东联系。毛泽东见了贺子珍很高兴，送给了贺子珍一杆新枪作为礼物。贺子珍回去后把毛泽东给她讲的革命道理转述给了袁文才和王佐，并且提到毛泽东想把队伍拉上井冈山。
袁王二人再派贺子珍下山时，毛泽东给了王佐的部队一百多支枪作为礼物，并且同意王佐不改变其部属的要求。可以说，最初的见面，毛泽东对这个大胆、泼辣、精明、俊秀的井冈女子有了很好的印象。
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达三湾之后，很快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然后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农村社会调查，贺子珍作为生活秘书调在了身边。贺子珍每天陪着毛泽东下田劳动，走访群众，搞农村调查。
我来到茅坪的八角楼，在二楼看到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卧室，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住在了一起。
十八岁的贺子珍给毛泽东带来了生活与精神上的安慰。贺子珍每天为毛泽东打来洗脚水，帮毛泽东点拨煤油灯。那时毛泽东的脚上有伤，贺子珍每天给毛泽东洗脚上药，包扎伤口，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
井冈山人包括王佐和袁文才也希望毛泽东能与贺子珍结为秦晋，因为这表明着毛泽东带领的红军同井冈山的地方武装的联合与融洽。因而在井冈山与茅坪之间的一个尼姑庵里，大家为两个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实际上就是请几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后来永新人不愿意，觉得应该请一请贺子珍的家乡父老，那样才能被认可。所以毛泽东在山下又摆了一次宴席，两个人就算正式结为了夫妇。
在八角楼的这个小房间里，有了贺子珍的陪护，毛泽东显得很有精神，工作效率也高，他写出了《永新社会调查》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本书。他像一个诗人，奋笔疾书，文字显出繁华异彩。比如他写道：“革命就像十月怀胎而躁动于母腹中的一个婴儿，像东方欲晓而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像苍茫大海上的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
红军转移下山时，毛泽东将这两部著作交给了王佐保存，王佐把它同其他的文件藏在了一个山洞里，可惜由于王佐事件的发生，这两部著作无迹可寻，直到现在都成为井冈山的一个谜。
我觉得贺子珍是给毛泽东甚或说给中国革命带来某些希望的人，她坚定了毛泽东立足井冈山的信念，也坚定了井冈山人对山下红军的信任。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的斗争中，贺子珍始终陪伴在毛泽东左右。在毛泽东被剥夺了职务受到挫折时，更是不改初衷。李敏在回忆中写道：“妈妈拖着孱弱的身子，硬是挺着，把苦埋在心里，把笑放在了脸上，真可谓做到了一心一意为爸爸的地步。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方能找到知音，找到知己，找到自己的同志。妈妈在爸爸连遭打击身处逆境甚至牵连到自己时，她毫无怨言，却更加关心体谅爸爸。我想，如果当年没有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难以想象爸爸将会怎样度过那最难熬、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正如爸爸和妈妈的一位老战友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劳。’（陈士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当是感慨的。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贺子珍又毅然随毛泽东走向了长征的艰辛之途，可以说，她不知道前途命运如何，她只知道紧紧跟随始终信赖的人，哪怕当时怀着身孕。
贺子珍为毛泽东怀过八个孩子，即使在长征的途中她还怀孕、生产或流产，那些孩子不是送给了当地的村民就是中途夭折。作为一个女性，瘦弱的贺子珍应该说是为毛泽东付出很多的，而贺子珍却毅然决然地跟随着毛泽东和红军，一步步走过雪山草地，并一路上照顾着毛泽东的起居生活。
贺子珍是女红军中的佼佼者，很多长征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给他们信心与力量的瘦弱女子。一次敌机轰炸，正在行军的红军队伍受到损伤，枪林弹雨中贺子珍看到一个担架员被炸死了，而担架上的伤员在挣扎着要爬起来。贺子珍全然没有考虑自身安全，在隐蔽处直向那个伤员扑去，用自己的身体覆在他的身上。炸弹爆响，贺子珍身中16块弹片，血肉模糊，这个伤员却毫发无损。共和国成立后，这个伤员成了第一批被授衔的将军。
当时毛泽东以为贺子珍死了，没想到她会奇迹般地活下来。她身上带着残留的弹片，一直坚持着跟毛泽东到了延安。有些弹片伴随了她的一生，也许伤及了她的某些神经以至精神。
延安时期的贺子珍心神十分疲惫。她提出要去苏联治病、养伤，这中间也有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是想阻止的，最后在贺子珍的坚持下还是放行了。贺子珍当时去的苏联环境十分恶劣，生活得不到任何保障，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这里她还生下了与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孩子，她为他取名廖瓦，但不久就夭折了。贺子珍又一次饱尝了丧子之痛，之后又收到了毛泽东的要把关系变为同志的信，贺子珍的心情可想而知。
1950年回国后，贺子珍来到了上海，由在井冈山一块闹革命的陈毅安排在一个区当组织部长。按照贺子珍的经历和对革命的贡献，这个职务显然是太低了。但是贺子珍接受了，并愉快地开展起了工作。
贺子珍实际上是十分想念毛泽东的，因为在贺子珍的心目中，这就是她依托一生的丈夫，也是她崇拜和信赖一生的革命者。1954年毛泽东发表新年讲话，那熟悉的抑扬顿挫的湖南乡音在收音机里播放的时候，贺子珍一下子震住了。这是多少年来她第一次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她手拿着收音机，颤抖着呆呆地听着，直到昏迷过去。我曾读到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毛泽东与贺敏学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会客厅一边踱步一边扳着手指说：“她18岁结婚，共同生活10年，生了6个孩子，在苏联10年，回到国内38岁，到解放40岁，解放后再加4年，现在44岁。”毛泽东突然转身对贺敏学说：“叫贺子珍再婚吧。”贺敏学乍听了这句话，一时怔住了。他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说：“主席，子珍跟我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她一生只爱一个人，坚决不改嫁，在苏联时，就有人追求过她，她一口拒绝了。”毛泽东听了轻轻叹了口气：“这个事也不好强加于人，花开花落两由之吧。”
贺子珍在这个阶段十分想念跟毛泽东同生的托付给乡亲的孩子。其中一个据传就在井冈山下吉安的附近。妹妹贺怡替姐姐去找，妹妹十分知道姐姐的心事，她太着急了。那个时候的路尤其不好，寻找孩子的车子在半路出了事故，贺怡当场死亡。此后贺子珍把贺怡的儿子接到上海，当成自己的孩子。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的女儿李敏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毛泽东接到了中南海。
多少事交织在一起，贺子珍的精神垮了。她变得整日里痴想，说着迷迷糊糊的话语。时间让她挺到了1977年。
在这之前，也就是建国之后，贺子珍同毛泽东只见过一面，也是最后一面。1959年，在庐山，贺子珍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毛泽东还是她心目中那般潇洒、英武，那种自若的神态，那种豪情满腹的诗人气质与领袖风范，贺子珍不由得大泪滂沱。贺子珍在这一次见面后，精神更加恍惚，她许在白天黑夜里想的都是一个人。
1977年，贺子珍的病情稳定了。有人问她有什么想法时，贺子珍说：“我想去北京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近三十年了，作为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的贺子珍却从未去过北京。她是很想去，那不仅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她心爱的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但是多少年来，她知道，北京不属于她，她只能远远相望着，祝福着，等待着。而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在唯一的孩子李敏和女婿的陪伴下，贺子珍来到了北京。贺子珍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推着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她坐在轮椅上，瘦弱的身躯上是那个瘦弱的脸庞，瘦弱的脸上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此时，眼睛闪着惊异的光，仔细地看过毛泽东的每一个细节，从头到脚。
在她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写着：战友贺子珍。她多么想署上爱人贺子珍，但是她不能。这个给了她无尽的爱和无尽的痛苦的人，她没有抱怨过，没有忘记过，她唯一没能想到的是自己只能以这种形式同毛泽东再一次相见。
贺子珍的眼泪又一次止不住横流了。
自此之后，贺子珍的健康每况愈下，直到有一天她的时间停止在75岁的年龄上。
贺子珍去世的消息在国家的报纸上只占了很小的一角。一个甩着长辫子的永新少女，一个井冈山女儿，中国革命的奠基者之一，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第三任妻子，永远地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