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上海传教的初期，常常在一些小教堂边附设一些孤儿院和学校，并在一些大教堂的周围办起了男校与女校，由修士或修女担任教师。据统计，解放前上海市区天主教男女小学共有30所，而天主教建立的中学大概有15所。中学著名的如“徐汇公学”、“徐汇女中”、“圣方济中学”、“启明女校”、“中法学校”、“震旦附中”、“震旦女学”等。此外，天主教还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震旦大学”以及“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1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并入“震旦大学”法学院与文学院。1952年，上海大专院校调整时，震旦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合并成为“上海“教会医院”。
相对于天主教，基督教在沪创办学校与医院方面也毫不示弱。据统计，及至1949年，基督教在上海创办了大学4所、中学26所、小学43所。其中大学有“圣约翰大学”、“中西学院”、“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中学之中著名的有“中西女中”等。这些教会学校早期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如圣约翰大学，首批招生39人，虽然学杂费概免，食宿衣着、书籍文具亦悉由校方提供，但要求学员必须是教徒，且每日举行早晚祷告，周日举行礼拜。19世纪末年，圣约翰大学由免费开始收费，并招收非教徒学员入学。而“中西女中”则适应中国洋务运动后的西学热潮，将其招生对象从免费的贫穷学生转为富家子弟，其目的在于“让富有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传播福音”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8页。。至此，西方教会学校的慈善性质已经荡然无存。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的医院主要有“仁济医院”、“同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广仁医院”、“伯特利妇孺医院”、“上海养疗卫生院总院”、“上海疗养卫生院分院”等。这些医院中不少都带有慈善性质，如“仁济医院”就曾自诩其历史是“服务的历史，为受难的人服务的历史”《工部局档案·仁济医院》（英文），第89页，转引自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899页。。客观而言，仁济医院的维持主要靠国内外个人或团体的捐助，其本身确实带有一定的慈善性质。据当时的《申报》记载，仁济医院“不取脉金、药费，悉心调治，全活贫民”《申报》，1888年5月7日，转引自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898页。。直至1932年，据统计，仁济医院的免费率仍达到就医比例的30%，被赞誉为“苏州河以南唯一贫穷人可前往就诊之医院”《工部局档案·仁济医院》（英文），第89页，转引自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900页。。
总体来看，西方教会在其传教过程中非常注重用创办学校与医院的形式来争取信徒，事实证明这些多少带有慈善性质的学校和医院，确实也为他们争取了大批信徒。据统计，民国期间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基督教信徒数量已经远远大于佛教信徒的数量。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区和郊县的大小教堂就有300多所。其中，仅杨树浦的“和平之后堂”1929年教徒为739人，1935年就达到1638人。参见《和平之后堂》，《中国通讯》1935年5月号。就崇明岛而言，19世纪末天主教徒就有近万人，而1926年崇明岛的天主教徒就已达28000多人。参见《圣心报》1926年第7期。西方教会创办医院、学校以及开展各种社会慈善事业活动，既为中国传统佛道教争取信徒带来了严重挑战，也为后者在教育办学、施医施药等慈善事业方面树立了榜样。可以看出，民国期间居士佛教所开展的各类慈善活动，除秉承佛教传统的慈善形式之外，其中诸如孤儿院、临时赈灾、战时救助，特别是医院与学校的兴办确也有西方宗教慈善影响的影子。
民国居士佛教慈善的主要形式及其实证考察
古代佛教慈善事业在其形式上相继出现了僧祇粟、无尽藏、药藏、悲田养病坊、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僧祇粟”是北魏文成帝时由官府创设的制度，即特划出一部分农户作为“僧祇户”，以其每岁课纳专作济贫赈灾之用。其方法是将寺院当作“水库”一样进行财富的“储蓄”与“灌溉”之用，即“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年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魏书》志之二十《释老志》。“无尽藏”是南北朝时期专为支持和发展佛教慈善而进行的财物积累方式，颇似后来的基金会性质，即由众人“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无尽藏法释》曰：“教贫穷人，以少财物同他菩萨无尽藏施，令其渐发菩提之心。”（见[日]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别篇》）。“药藏”是免费给药治病的一种慈善方式，其虽主要在僧人中施行，但也泽被民间贫苦百姓。如，南朝陈疫灾流行，百姓死亡过半，僧人慧达“于扬都大市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续高僧传》卷二九之《慧达传》。。“悲田养病坊”是唐武后长安年间寺院在政府支持下组织的全国性的佛教慈善组织，主要针对贫穷弱势群体与病者的一种福利措施。该慈善机构先由僧人管理，后由政府控制。会昌五年（845），武宗下诏：“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赈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旧唐书》“武宗本纪”）及至宋朝，由于居士结社的盛行，“福田”思想便在居士中流行。“福田”是一种比喻说法，它将“布施”比喻为种子，认为通过布施，能产生幸福的田地，因此名之“福田”。古代佛教中所谓的“八种福田”，即造旷路美井、水路架桥、平治险路、孝事父母、供养沙门、供养病人、救济苦厄、设无遮大会等。《佛说诸德福田经》中论有“七福田”说：“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令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贤首法藏大师在《梵网戒本疏》中开示佛教福利事业为“八福田”，即“一造旷路美井，二水路架桥，三平治险路，四孝事父母，五供养沙门，六供养病人，七救济危厄，八设无遮大会”。这些都是佛教福利思想的理论依据。宋以后，佛教慈善在各种“福田院”之外，还积极加入到世间的社会公益活动之中，如赈济平民、修桥铺路、开通水利，乃至操办婚嫁丧事等。民国以来的居士佛教慈善，既有对传统佛教形式的继承，如放生、施医、施药、施茶、施粥、施材等，但更多的则是对传统佛教慈善形式的创新与变革，如，跨地域的临时性赈灾、战时难免救护以及养教结合的慈善办学等，都是古代佛教慈善形式所没有的。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已经彻底将佛教实践活动推向了现实生活的诸多层面，使佛教与现实社会的关联更加紧密，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入世倾向”。
一、佛教慈善的传统承接：放生会与动物保护会
“放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传统习俗，即将被捕获的鱼、鸟、兽等动物放回山野或池沼江河之中。佛教徒在放生之时依仪式进行的法会，即为“放生会”。就思想渊源来看，佛教的放生受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双重影响。早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就有推及动物的“恻隐之心”，而《列子·说符》等也提及戒杀放生的风气。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放生”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扬。就佛教的缘起论与因果说来看，一切生物在其“六道轮回”中都存在一定的“互及互入”的相互关系。杀生一则会遭到因果报应，一则被杀生物可能为己前世之亲眷。故《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应作是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大正藏》卷二四，1006b。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就已形成。隋朝天台智者大师就曾大规模倡导放生，而当时浙江临海之民在智者大师的影响下建有放生池60多处。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曾下诏设放生池81处之多，颜真卿在其《天下放生池碑》中称：“环地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依仁，飞潜受护。”宋朝以后，僧人常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放生已制定了一定仪规，成立了“放生会”。不过，戒杀放生活动也并非是佛教信徒的唯一专利。事实上，放生活动经过广泛传播已经深入到民间习俗之中，甚至一些“善堂”也根据佛教的信条，将从市场上买来的鸟、鱼等动物带到特定的鸟兽禁猎区放生，以求积德。甚至，有的善堂还直接以“放生”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如1874年奚元良在沪南陆家浜路就设有“放生局”，以放生为主，兼施米、施药、掩埋等。参见张仲礼《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团体统计（1930年前后）》一文图表中所示的“放生局”内容；此外，考察该统计所收集的众多善堂中，不少都将“放生”作为其慈善的内容之一。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中，“放生”是一种普遍的佛教活动形式。居士佛教组织大都成立了“放生会”，专门定期组织放生活动。如，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都设有“放生会”。“放生会”的活动程序一般是，先统一收取居士信众指定用于放生的钱款，然后统一购买各类被捕获的动物（通常在菜市中购买），再集中举行仪式进行放生。据统计，世界佛教居士林放生会仅在1926—1931年间就集体举办过放生活动50余次，其中前20次所放生物数量与种类大致如下表所示：
表9世界佛教居士林放生会1—20期放生情况统计表本表节选自《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66—67页的统计表格。
期数时间牛马
羊类鸡鹅
鸭类鱼鳖类禽鸟类蚌螺类其他
11926年二月十九1096斤3459斤
21926年四月初八2876斤682只3130斤田鸡366只
31926年六月十九1329斤1350斤
41926年七月三十1006斤1584斤
51926年九月十九5只1152斤5620斤蛇2条
61926年十一月十七1只14只615斤5530斤
71926年腊月初八4只525斤4450斤
81927年四月初八2只2955斤4590斤蛇500条
91927年六月十九4只545斤1365斤田鸡500只
101927年七月二十九12只401斤8940斤蛇300条
111927年九月十九2只4只1765斤5030斤
121927年十一月十七4只14只2381斤9710斤
131927年腊月初八1950斤6395斤
141928年二月十九1109斤15080斤田鸡300只
151928年闰二月十九150斤2610斤
161928年三月初三245斤1700斤
171928年四月初八2只1755斤5245斤蛇2条
181928年六月十九4只8只1220斤6000斤田鸡200只
191928年七月三十1135斤
201928年八月十五180斤
上表只是截取了世界佛教居士林放生会的小部分活动，由此可见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放生活动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从上表也可看出，放生活动的举办时间一般都选择在一些佛教重大节日进行。如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日”、四月初八的“释迦牟尼圣诞日”、六月十九日的“观音菩萨成道日”、腊月初八日“释迦牟尼成道日”等佛教重大节日常常成为举办大型放生活动的最佳时间。放生方法一般是将牲畜送至大场放生处，其余飞者归林，沉者归海，各随其适当之处而举行之。
佛教净业社也专门设有放生会，定期举行放生活动，并且其规模也颇大。如，1926年7月，净业社举办的一次“菩萨圣诞放生会”，就收到居士用于放生的捐款共计299块洋元之多，而这些捐款都全部用来购买用于放生的动物。参见《净业月刊》第6期，第166—167页。除了居士林与净业社定期举办的放生活动之外，其他居士佛教组织也大都有类似活动。如，1939年由沪上居士胡松年、乐慧斌等发起成立的附设于净业社法宝馆的“上海佛教同仁会”也经常从事放生活动。1944年冬，该会于会内设立放生园，收养鸡、鸭、鹅、兔。1945年，该会成立第二放生园于浦东杨思桥海会寺后院内。该放生园面积较大，至1948年，该园收养鸡100余只，鸭20余只，鹅30只，猪1头，牛2只，每月食粮10余石。胡松年：《上海同仁会近年工作报告》，《弘化月刊》第83期。
除了居士组织附设的各种放生活动，民国上海的居士们还专门组织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动物保护会”。该会由上海佛教界知名居士叶恭绰、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施省之、朱石僧、李经纬、沈彬翰、吕碧城等23人发起，设筹备处于闸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内。1933年5月，该会召开了暨征求会员宣传大会特刊》，撰文宣传保护动物。其时，还在陕西西安成立了中国保护动物分会，北京、长沙、苏州、如皋、东台等地则先后成立了分会的筹备处。为了广泛宣传该会的宗旨，又特地在《新闻日报》上刊行《护生专刊》。同时还筹设了动物治疗所和组织动物掩埋队等。为了使该会的活动有充裕的经费，当时上海佛教界著名人士圆瑛、王一亭、黄涵之、屈映光、兴慈、赵朴初、丁福保、狄平子、关絅之、江易园、朱石僧、蒋维乔等，特地发起成立“放生弘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以放生及弘扬佛法为宗旨，以募足10万元经费为满额。此项基金，由上海佛学书局代收和保管，以后按年由书局提出利息，交给中国动物保护会，专作办理放生事业之用。此后，由于基金充沛，中国动物保护会的放生事业愈办愈兴旺。1937年秋，该会曾在吴淞杨行镇保安寺建筑放生园一座，占地二三十亩，作为该会放生的专门场所。参见《佛学半月刊》第1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