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来看，王一亭、周舜卿、简玉阶、简照南都是近代上海的新兴工商业精英，他们为居士佛教组织的建设提供了资金物质资助以及卓越的领导管理，如，周舜卿曾将自己创办的锡金公所地址作为上海居士林及世界佛教居士林的临时林址；简玉阶、简照南将自己的私家花园捐献给了上海居士佛教净业社作为永久社址；王一亭不仅捐献了巨额的资金从事佛教活动与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而且凭借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与社会活动能力维持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的种种事务。关絅之、施省之都是政府官员与租界官员出身，在当时的上海滩很有社会声望，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与社会关系网络来维护居士佛教组织者与社会各界的关系。此外，范古农等则是佛学造诣很深的新式佛教知识分子，他以自己的佛学特长与弘法热情积极参与到居士佛教之中，成为居士佛教组织中著名的佛教教育家、佛教出版家、编辑家以及佛教社会活动家。可以说，这个由工商业精英、社会名流以及新型知识分子连接成的组合，已经成为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领导者与最核心力量。当然，在这个最核心的组织力量周围，又活跃着如上文所示的较为广泛的中间核心层居士群体，他们共同维护与发展了民国上海的居士佛教组织。
此外，在讨论近代居士佛教组织的核心主体时，也不可忽略居士与僧界的互动关系。虽然民国居士组织已经摆脱了僧团的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居士与僧人的割裂。事实上，民国居士佛教组织也需要僧侣的支持。一方面，不少居士个人往往都有自己所崇敬的皈依法师近代居士与皈依师之间的关系与古代似也有很大的不同，法师有时与皈依弟子之间也是一种朋友关系，并相互尊称对方。如，印光法师与沪上很多皈依居士弟子之间的通信就很谦虚客气，太虚也经常与沪上居士平等讨论佛学及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居士组织也会聘请一些德高望重的法师来做居士组织的“导师”，或为居士提供讲经说法，或为居士日常修持做指导。如，当时世界佛教居士林和净业社就曾聘请谛闲、冶开、印光为“上座导师”。此外，世界佛教居士林聘请的历任常驻讲师有能禅、授松、显慈等；聘请的名誉讲师有太虚、仁山、圆瑛、慈舟、慧西、静权、成达、根慧、宝静、静修、净宽、允祥、道成、慧明、净因、持松、慈筏、戒乘、妙通、禅定、普泉等等。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39页。民国上海居士组织与僧人的互动关系也说明，尽管近代居士组织不再依靠寺院，但却不能对立于僧伽阶层而独立存在。近代僧团在整体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广大僧伽的素质也亟待提高，但也不可否认民国时期确实仍有如印光、谛闲、太虚、圆瑛等这样的高僧群体。这些高僧不仅能为广大居士讲经说法，同时也是广大居士皈依的对象。因此，在着意描述近代居士佛教兴盛的同时，笔者也深刻意识到居士与僧侣之间那种无法割裂的相互依存和互为动力的关系，而事实上这也应该是中国“居士佛教”未来的走向。
新兴工商居士群体佛教信仰的动因
一、新兴的工商业居士们
随着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新兴工商业阶层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已经从昔日的社会边缘迈向了前台，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一支中间力量，正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商业发达论》，《江苏》杂志第3期，1903年6月。民国时期，上海的工商阶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旧式商人、新式商人、新式知识分子。其中，旧式商人固守传统的行业，固守传统的经营机制。旧式商人面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其昔日的辉煌不再，往往被市场淘汰。不过，旧式商人一般还是能凭借雄厚的财力，维持体面的社会地位，或者通过买官的方式由商归绅。新式商人主要是指在近代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商业主，以及为受雇于洋人进行各种代理的买办。有学者将买办的来源分为四种：其一，是在通商口岸与外商进行交易的华商。他们精通业务，社会关系广，因而深得洋行的信赖，被洋行雇佣进行进出口贸易。其二，是世袭或者与总买办有地缘关系而被推荐的。其三，是外商企业的学徒、雇员、杂役，升任为买办。其四，是由外国人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第20—21页。买办因直接与外商交往，熟悉经营网络，往往收入颇丰，很快就成为商界的弄潮儿。买办往往先通过与洋人合作赚取第一桶金，接着又从事某种独立或合伙的商业经营，因此这些商人往往身兼多重身份：外资企业雇员、股东、合伙人。据统计，至1927年，上海总商会成员中买办身份的有56人，其中28人在会录中注明的是华资企业。[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55、164、165页。新式知识分子是指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青年，他们学有专长，走出学校后进入经贸、工商、文化、卫生、行政等部门谋得职位。同时，新式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在民初商业热潮中往往成为最理想的经营管理人才。民国上海的工商业者和中高级专业人才，收入也相对可观，成为上海消费市场的主流。他们一般衣食无忧，而且享用较高档次的餐饮、服饰。据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上海华界从商的人数就达到华界从业人员总数的10%左右，其中1930年为174809人，1931年为143882人，1932年为149222人，1933年为170236人，1934年为175176人。参见《上海年鉴》（1935年）；李国林：《民国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而在1935年租界华人职业构成的统计中，从商人数竟占据租界华人从业总人数的16.36%，人数达到183328人。参见《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华界与租界华商总人数竟达到36万左右，可见在民国上海的社会职业结构中，商人已经位于工人之后，占据了第二大比例。这些不断成长起来的城市商业者，在民国上海已经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仅改变了近代城市的阶层结构，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消费市场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商人中除了资本家与小摊小贩外，有不少都属于中产阶层，他们和当时的其他中高阶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构成了民国上海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层的出现，不仅给当时的城市生活增添了活力，也给城市宗教信仰生活与宗教慈善事业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此外，近代以来，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官商混杂、绅商一体的现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官绅统治陷入危机，而上海商人的政治势力却开始抬起头来。太平天国的战乱，又使得大量江南士绅逃入上海租界避难，由于士绅对商人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士绅与商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外，政府的“官督商办”制度，也使得许多官员进入工商业领域，使得官商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后，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买办通过向政府捐钱和军需品，而获得一官半职，从而由商人身份跨入官场与社会上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官绅及退休的官僚，主动进入商业领域，实现了由官而商或亦官亦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