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以后至1949年间，沪上居士佛教组织逐渐进入到独立发展阶段，并进而参与到全国性的佛教事务以及众多的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在这一阶段，沪上居士逐渐建立了由自己主导的各种佛教组织，并在这些组织中起到核心领导作用。据尘空的《民国佛教年纪》记载，1917年11月上海的王舆辑、沈惺叔、陈完、王一亭等沪上居士在普陀山与太虚、了余法师共同商讨，拟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1918年，沈惺叔邀请王舆辑在沪上锡金公所讲佛学，筹设居士林。尘空：《民国佛教年纪》，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民国佛教篇》，第172页。在1919年至1920年间《海潮音》第3卷第3期，1922年4月16日，记载“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于1919至1920年间；《海潮音》第16卷第1号中智臧所写的《十五年来之居士界》一文，则明确记载“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于1920年4月。，上海佛教居士林正式成立，王舆辑为首任林长，地址初借海宁路锡金公所，后迁往爱文义路64号（今北京西路）新闸巡捕房对面。据《上海佛教居士林暂行公约》规定，该居士林以“集在家善信，熏习佛法，力行善举，弘扬佛教，自利利他为宗旨”。其入林要求条件规定，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且有本林居士2人以上介绍，经该林认可者，皆可入林为该林居士。其具有条件是：“一曾受五戒或菩萨戒者；二修习禅定者；三皈依三宝者；四曾研究一经一论者；五每日诵持经咒佛号者；六信仰三宝乐行慈善者。”《海潮音》第2卷第2期，1921年6月20日。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之初，就已建起了演法堂、放生会、莲社、弘法布教团、慈善布施团、图书流通等组织。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又一分为二，分别形成了“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这两个居士佛教组织经过发展成为民国沪上最大的居士佛教社团组织，它们不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弘法活动，也开展了各种社会慈善活动，从而成为沪上也是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居士佛教社团组织。早在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之前，太虚与沪上居士共同发起的“觉社”就已成立，其后“上海佛教功德林”、“上海佛教维持会”、“省心莲社”、“法明学会”、“法相学社”等诸多居士佛教组织相继在沪上成立。1918年8月，由上海居士陈元白邀请太虚来沪上，同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共同发起在上海长浜路关帝庙内（后《觉社丛刊》编辑部迁恺自尔路，即今金陵中路）成立“觉社”。该社推举蒋作宾任社长，太虚任编辑，主要从事佛教书籍出版、佛学演讲以及佛学实践活动。1919年2月，蒋作宾离沪，觉社事业由刘笠青、史裕如等继续维持，推太虚为社长。《觉社丛刊》主要宣扬太虚的佛教改革主张，弘扬人间佛教思想。《觉社丛刊》出至第5期后停刊，觉社也停止了活动，后由太虚改名为“海潮音”一直延续下去。1922年4月，“上海佛教功德林”在上海成立，它是由沪上实业家、佛教居士简照南捐资建立。功德林内设蔬食处和佛经流通处，在提倡素食的同时，宣传佛教知识和理念。当时的佛经流通处由沪上著名佛学居士江味农负责，初设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后因业务扩大先后迁往贵州路与辣婓德路（今复兴中路）。此后，范古农在此基础上单独创立了“世界提倡素食会”，亲任名誉会长。这是专门以提倡素食为宗旨的一种新型居士组织，这类组织内除了提供素食聚餐外，还设有修持、阅经、演讲、问答、教经等多种部门。1926年，“上海佛教维持会”在沪成立。该会是民国时期沪上明确以“护教”为目的的居士组织，由沪上名流居士施省之、王一亭、黄涵之、关絅之等发起组织，成员包括程德全、李云书、聂云台、丁福保等居士名流多人。该会章程限定会员只能为在家居士，其宗旨是“凡涉及佛教重要事件，誓当尽力维护，不涉其他四人无理争诉”。1931年，“省心莲社”在上海成立，社址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慈惠北里，社长为江味农居士。该社社员多为佛教界知识人士，有一定的佛学水平。江味农社长每星期二、五晚上在该社讲《金刚经》，直到1935年才结束。1938年7月，江味农逝世后，由李慈莲居士继任社长，并于1938年中秋起，于每星期二、四、六晚上请范古农居士讲《大乘起信论》。1943年2月起，每星期二、四、六晚上又请范古农居士讲《大乘入道次第章》。1944年秋，再请范古农居士讲《成唯识论》，时间为每星期二、四、六下午5时至7时。直到1948年10月，范古农居士还从嘉兴来沪在省心莲社讲法相唯识诸论。“法明学会”，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胡厚甫、黄涵之等，会址设在常德路418号觉园佛教净业社内。实际负责人胡厚甫为南京金陵大学教授，精通英文，主要从事禅学研究与佛经翻译。该会成立后，经常聚众讲经，并主办电台佛学讲座，与国际佛教徒也有交流活动。1947年下半年，该会还与上海菩提学会在汉口路金山饭店联合举办电台佛学讲座，胡厚甫、黄涵之、万少石等居士还亲自主持过此类电台讲座。1936年1月，“佛教徒护国和平会”由赵朴初等上海居士发起成立，以联合国内佛教徒维护国家、倡导和平为宗旨，实际目的是抗日救国，反对内战。该会选举出王一亭、黄涵之、屈六文、大悲、常惺、赵朴初等53人为理事，大悲为理事长，赵朴初为总干事。1936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简称慈联会）由许世英、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等人发起成立，地址设于“仁济善堂”；许世英任主任，黄涵之、屈映光任副主任，赵朴初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实际负责该会的慈善救济工作。顾名思义，该会是一个以居士为主体的慈善组织。1939年，“上海佛教同仁会”由胡松年、乐慧斌二居士发起成立，范成被推为董事长，胡松年为总务主任，会址设在净业社法宝馆。该会虽有僧人参加，但居士仍是活动的主体。该会简章规定：“本会以体佛慈悲，学行施度，绝不参与政治工作为宗旨。”1946年8月，“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是抗战胜利后沪上成立的青年佛教组织，其发起人为方子藩、郑颂英、罗永正、王兆基、傅贤灼、陈子琦等，并得到李曾石、范古农等60名居士的赞助。“上海市佛教青年会”主要面向青年居士，其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设有弘法、福利、修持、康乐等方面的部门。其中，电台弘法、星期天佛学讲座、同乐会、肯亲会以及佛化电影等，都非常有特色，深受广大青年居士的喜欢。“法相学社”于1948年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范古农、方子藩、蔡济平等37人，实际创办人为范古农。该社由范古农亲自撰写缘起、订立章程、编订课程、亲自教学，明确以培养佛学研究人才为务。学员先后有沈心师、许国培、章伟川、余雷等数十人。此外，像“法苑”、“菩提学会”、“诺那精舍”、“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金刚道场”等组织，虽由僧人发起组织，但实际参与者也主要是沪上居士们。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第105—108页。
除了上述规模较大且具有典型近代意义的居士佛教组织外，民国期间上海还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具有民间传统莲社组织形式的居士佛教组织。这类组织往往以“念佛会”、“莲会”、“精舍”等命名，组织比较松散，数目难以统计清楚。如，“西方法会”（1926年成立）、“浦东佛教居士林”（1927年成立）、“上海西方莲华会”（1933年成立）、“上海净业省修社”（1937年成立）、“印心精舍”（1941年成立）、“芳林莲社”（1943年成立）、“上海鹿苑佛学会”（成立时间不详）、“念佛科学研究会”（成立时间不详）、“上海正心念佛会”（成立时间不详），等等。这类组织大都是由居士发起，或由居士与僧人共同发起，其地址除少数设在寺庙内，绝大多数地址已经设在居士自有场所或公司中。如，“上海西方莲华会”、“印心精舍”会址均设在上海宁海路锡金公所内；“上海净业省修社”社址设立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东南信托公司内。这些念佛会组织虽也邀请法师讲经，但居士同样也可以登台讲经，并且其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实际上也都是居士。关于这些组织的具体情况难以详查，其名称与简单情况《上海宗教史》稍有提及，参见该书287—290页。
在上述为数众多的居士组织之中，既有像“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这样的大型综合性居士社团，也有诸如“西方法会”、“上海西方莲华会”这样的较为松散的小型念佛会；既有“觉社”、“法明学会”这样的以佛学研究为主的研究组织，也有以“护法”为主的“上海佛教维持会”；既有以青年居士参加为主的“上海佛教青年会”、“上海鹿野佛学会”，也有以科学知识人士为主的“念佛科学研究会”。此外，像“上海佛教维持会”等，明确地以“护法”为己任，并积极参与到全国性的佛教事务之中。当然，其中最能代表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社会化与组织化发展程度的则是“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这样的大型综合性居士组织，它们不仅集中居士修持佛法，开展各类弘法活动，而且还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慈善活动之中，从而成为中国佛教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的建立
“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是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中规模最大、组织管理最现代化、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居士佛教组织，这两个居士佛教组织都是从其前身“上海佛教居士林”分化而来。早在1920年4月，“上海佛教居士林”正式成立，王舆辑被选为首任林长，地址初借海宁路锡金公所，后迁往爱文义路64号（今北京西路）新闸巡捕房对面。1921年，王舆辑、沈辉、关絅之等居士以上海是华洋杂居之地，浑浊更甚于内地，非另辟道场专修净业，不足以化导为动机。于是，在1922年，经过协商，将原“上海佛教居士林”一分为二：（一）由王舆辑、沈辉、关絅之等居士发起组织了上海佛教“净业社”，地址设在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64号，后迁入上海常德路418号（觉园），施省之居士担任首届董事长。（二）由王舆辑、朱石僧、李经纬、曾友生、陈佐明等发起组织了“世界佛教居士林”，地址设在上海海宁路锡金公所（后新林址设在上海闸北新民路国庆路路口），周舜卿居士担任首届林长。1956年，“世界佛教居士”与“上海佛教净业社”合并，改名为“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1964年，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与上海佛教信众会合并，继续沿用“上海佛教居士林”一称。当初，“上海佛教居士林”一分为二，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实在找不到居士组织内部矛盾的资料，因为这两个居士组织事实上也是相互支持，并有一些知名的居士在共同维护的。所以，只能将分开的原因归结为有部分居士想专门立净土道场。
“世界佛教居士林”于1922年8月正式成立后，将林址迁回到宁海路锡金公所。该所为周舜卿创办的无锡人的公所，所以就推周舜卿为第一任林长。何以命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呢？“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林说》解释道：“何谓世界？何谓佛教？何谓居士？何谓居士林？若就狭义言之，所谓世界，舟车所通闻见所及之五大洋五大洲是。所谓佛教者异于耶教回教之正觉教义是。所谓居士林者，集合在家修心之人，群聚办道以辅僧众丛林之所不及也。所谓世界佛教居士林者，举全世界之人士，无国籍种族之区别，无尊卑贫富之阶级，凡属信仰佛法者，皆得以入林修道，故以世界佛教称焉。”《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之《林说》的第一页，上海档案馆档案资料，档案编号：Y31179。事实上，“世界佛教居士林”只是取佛教“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之意义，它虽然强调无国籍之差别皆可入林，但它并未发展为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组织。1922年8月20日，“世界佛教居士林”第一届会议推举周舜卿为林长，丁云轩为副林长。组织机构设弘化、总务二部。据资料显示，“世界佛教居士林”刚成立时，规模不大，经费也非常有限，所办事业也只是念佛讲经、印送佛书之类，而推周舜卿为林长也有经费上的考虑。该林的“第一次林友大会报告”记载道：“‘锡金公所之居士林’继起者朱石僧先生约沪宁铁路诸君改设世界佛教居士林于锡金公所。因周君为林长，故房租免给，按月修理费5元。当时有李经纬之干事，朱石僧之外交，林友之扶助，共同分作，进步特速。每星期六、日，念佛讲经，研究佛理，印送佛书。风声所播，举国感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资料：《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126页。1923年7月，周舜卿逝世，其子周肇甫代理林长。1924年，“世界佛教居士林”进行第二届改选，选举施省之为林长，王一亭、周肇甫为副林长，罗杰为弘化部长，李经纬为总务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