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华语电影在降低文化折扣方面缺乏有效的策略。如上所说，商业电影的市场表现更多与议题设置、满足社会心理有关。由于海外他国媒体难以主动制造相关议题，华语电影国际竞争力最终表现为制造议题、吸引市场的媒介力量，由此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出较大调整：
（1）强调议题设置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避免局限在国内但无关于海外的议题。这是内地电影为了满足国内市场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如缔造国内票房纪录的《唐山大地震》和《让子弹飞》，因设置了国内社会关注的话题（前者即是唐山大地震纪念的集体记忆，后者则针对国内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但在海外市场缺乏关联性与参与性，导致国内外市场严重失衡；再如，《失恋33天》主要针对中国式的剩女现象，《泰囧》在贺岁式背景下心灵暂时的放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突出“时代怀旧”这个具有排他性的社会情绪，等等。这种特殊群体的特殊经验没有向内心深处走，而停留在特殊的社会、群体层面，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价值，在跨文化传播中脱离这种特殊社会形态后，难以引起海外市场的共鸣。华语电影的故事创意、内容生产的普遍性应当是：从全球化经验与视野观照中国社会，在故事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关联性；这种普遍性需要通过特殊的故事形态表现出来，即是从中国特殊的经验、视角切入全球性议题。
（2）增强内容生产的现实性与敏感性，尤其需要以积极态度应对重大的国际问题、政治事件以及突发性危机。华语电影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偏离社会现实，减弱电影媒介的社会功能，成为一种无关痛痒、可有可无的娱乐活动。但是，电影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达，在对国际政治事件的回应与阐释中，不仅能够充分表明自身的国家立场，形塑国家形象，而且，也因议题的关联性，更能吸引海外观众的关注，斩获优异的票房成绩。印度在“9·11”事件后，迅速拍出一系列表现穆斯林生活的电影，如《我的名字叫可汗》塑造了一个美国印裔穆斯林，形象生动地演绎了“后9·11”时代美国社会广泛出现的宗教敌意，不仅从平民的角度有效地“去污名化”，实现政治传播的目的，而且因其敏感的题材内容，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获得了高票房的经济收益。韩国更是如此，长期以来大量拍摄关于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电影，很大程度上宣扬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从《生死谍变》、《太极旗飘扬》到《台风》、《向着炮火》、《柏林》等，都是紧紧围绕国家利益进行敏感的政治叙事。我们认为，国内急欲产业化的电影生产机制，缺乏必要的政治与传播意识，简单回避国际政治的热点事件、国家政治观念，恰恰失去了引起全球关注、阐释民族国家政治立场进而经济获利的可能。
（3）转变艺术观念，从否定性的现代艺术观念转向正面价值的阐释与肯定，积极接近北美市场所代表的审美趣味。而且，从本质上说，这种观念更能体现艺术向善的道德力量以及艺术在人类精神结构中的价值。令人惊讶的是，当下华语电影无论是商业还是艺术类型，均凸显人性批判的否定性思路，如《苹果》、《青红》、《人山人海》等获奖电影，社会颓败、政治黑暗、人性丑陋成为彰显艺术性的标志。商业电影也是这样，如《危险关系》、《消失的子弹》等所呈现的人性灰暗、人际关系的恶化。古装大片在这方面最突出。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以及新近的《铜雀台》、《王的盛宴》等，都是用展示悖逆基本人伦道德的人性恶奇观的路径获得消费性。我们认为，这种否定性叙事模式与艺术价值并无必然关系，仅是华语电影受到欧洲电影节获奖模式影响的产物。当下创作需要在逆境中生发出正面的人性价值，应成为我们亟待重视的内容。
（4）利用叙事的假定性，设置相似的微观人物世界、情境遭遇，这是降低文化折扣的有效方式，也是寻找国内外市场、东西文化“通约性”的重要路径。我们发现，电影等大众文化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微观的故事形态及其用以阐释人物价值选择的文化逻辑上则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运用假定性叙事获得相似的人物关系、情境遭遇与故事前提，成为实现文化交流、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如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充分利用假定性叙事，从离婚的情境开始，不断添加设置家庭、社会关系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冲突，虽然人物的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宗教信仰存在很大差异，但离婚、争吵、护理老人等相似的生活情境无疑构成了理解前提；在此基础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所作所为及其背后的情理逻辑，形成了观影快感。就目前的情况看，华语电影叙事过于随意简单，缺乏必要的假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艺术性与观赏性，也是造成文化折扣的重要原因。
2.当下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博弈共存
金丹元田承龙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的电影无论从产业自身发展、本土票房收入还是全球文化影响力都可谓呈喷薄之势，风起云涌。从电影产业的经济指标维度来评判，早在2010年，中国全年总票房就已经突破了百亿大关，2013年全国总票房更是达到了217.69亿元。目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和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和壮大可堪骄人。
然而，在高速持续发展的辉煌态势下，与好莱坞电影存在已久的矛盾也日渐凸显。2012年2月18日《中美双方就解决世贸组织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即媒体所称的“中美电影新政”在美国的洛杉矶签署，宣布了每年增加进口14部美国大片等相关规定，这确实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迷信好莱坞到害怕好莱坞，再到提出要建立自己的“华莱坞”，我们的担心、焦虑与力图重塑国家形象的信心，也始终并存。在“狼来了”的忧虑中，中国电影人突然发现好莱坞似乎是“好莱虎”。“新政”签署的当年好莱坞的大片就终结了国产影片在本土市场连续九年压倒好莱坞电影票房的纪录，以88亿元对中国影片82.73亿元取得票房优势，中国电影业界一片哗然。纵然当年有7月的“国产电影保护月”、8月暑期档的国产影片集群上映、“十一”黄金周之“本土保卫战”以及多次中生代导演的集体抱团保护国产电影票房的举动，也仍然无法抵挡“好莱虎”的强大攻势。中国电影如何与“虎”共舞，又如何在“新政”下取得自己的大发展，已成为当下亟待思考的问题。
一“新政”下的尴尬与悖论：中国电影与好莱坞间的
新一轮博弈与共存
好莱坞与中国电影颇有渊源，随着中国电影产业越来越强，与好莱坞的对话、合作乃至“交锋”已经无法避免。面对好莱坞电影的霸权和强势，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似乎还是一个“小学生”，尽管中美已签署协议在上海组建“东方梦工厂”电影项目，小马奔腾也收购了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王国”，在合作与并存方面双方似乎有了共识，不过，这些信息同时也显示出国际电影业对中国市场的觊觎，而且一旦与好莱坞现代化大电影产业模式发生利益冲突，就必然构成力量对比的极度不平衡。其实，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目标就是“占领全球所有的主要市场”，“他们生产世界性的、全球化的电影远多于美国化的电影。法国人只为法国人拍电影，印度人只为印度人拍电影，阿拉伯人只为阿拉伯人拍电影，只有美国人才为全世界拍电影。而且美国也是目前唯一为出口而拍电影的国家。”凭借在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综合实力凝聚而成的“硬实力”，美国通过好莱坞大片在全球范围内展示着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可谓一语中的：“在美国，依赖强大资本的创意产业处于主导地位……全球化以及由互联网带来的贸易格局的重构导致贸易各方力量的变化，客观上，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以美国为主导的娱乐成了全球娱乐的主流。”而好莱坞“单边”霸权文化的传播，无疑导致了全球文化趋同性的危机，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诚如美国学者迪诺·备里奥所说，“好莱坞始终致力于大制作，追求高票房，这样做的后果是：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影院都在放映好莱坞的大片，而对民族电影工业来说，无疑造成了伤害。”反观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在票房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然而，这究竟是质的飞跃抑或只是量的提升呢？众所周知，近十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容量得到了快速扩张。2012年国内电影市场已拥有13118张银幕，相比较2002年的1842张猛增了七点一二倍。究竟是“内生性”动力推动中国电影繁荣，还是“外生性”动力堆砌起了看似壮观的产业发展之碑呢？其实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海外“窘态”已经告诉我们答案。电影市场的竞争一向是靠电影本身品质来获胜，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愁眉不展暴露了中国电影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1.中国功夫、动作类型电影的衰颓
类型电影在西方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和完备的生产机制、创作规范、评价标准，并且特定的类型电影已经与其特定的观影人群形成了一种“观影默契”。中国电影想要更大限度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类型化电影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中国一般依靠的是主流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来对电影进行划分，但一旦走出国门在海外发行之时，这种源于价值取向的划分方式就会因相互之间区别度不大而导致类型模糊，令海外观众难以适从。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已经重新修正概念，开始逐渐重视类型电影的创作，2012年上映的208部国产故事片中，类型片占到了156部，较2011年558部影片中只有255部类型电影同比增长了29.3%。2012年国内产出的类型片主要有以下几种。
通过对2012年中国院线发行的156部国产类型片比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爱情片和喜剧片是产量最高的两大类型片种，惊悚片、动作片也有较高产量，而警匪片、悬疑片、儿童片则表现平平，剩下的几种类型几乎都只是边缘产品。中国电影在自身类型化的发展道路上已取得显著的进步，然而这样的电影类型分布是否适合海外观影人群的观影爱好，进而能打开国际文化推广之门呢？
分析海外观众对国产各类型影片的偏好程度数据我们可以得知，海外观众对于动作片、功夫片仍然“情有独钟”，偏好程度相对较高。两张表综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动作片、功夫片一直是中国电影深受海外观众偏好的类型，是中国电影的“拳头产品”。然而我国的动作片产量近年来却不如人意，与之相对的是爱情片和喜剧片的兴起。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国内电影业界，由前几年的《失恋33天》开创的爱情喜剧类型片一直保持活力，近年来如《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具有社会话题效应的中等成本、现实题材的影片给国内的电影市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兴奋点；2013年上半年的电影市场更是以“青春”为关键词，《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小时代》等高票房青春片的连续出现迅速催熟了这一电影类型，且无不是打上爱情或喜剧或爱情喜剧的烙印。另一方面，中国动作片、功夫片近年来在海外遇冷极大地打击了国内电影业界的创作信心，从近十年来中国动作片、功夫片在北美市场的票房可以直观看出此类影片的衰落。
从《赤壁》开始，中国的功夫、动作类影片的北美票房就一直在低谷游走，《满城尽带黄金甲》已然是近年来最后一部在北美市场票房过百万的中国电影，之后《战国》、《刀见笑》的北美票房更是屡创新低。中国动作片、功夫片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创新，已经使得海外观众对中国此类影片失去了往日的兴趣，老套的题材，平淡无奇的故事，苍白空洞的叙事，加上有些影片明显的临摹痕迹导致海外观众逐渐流失，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总分为9的偏好度调查中动作片和功夫片得分只有5分左右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动作功夫片正身处动作明星后继乏人的颓势而无计可施。国内外均拥有相当知名度的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等早已过知天命的年纪；而具有一定功夫根底的吴京、赵文卓却因为形象气质、戏路定位或宣传包装等方面的不足而难以撑起大旗；谢霆锋、余文乐等一线小生虽然拥有超高人气，但“半路出家”的功夫只能在国内市场露露脸，很难成为海外中国功夫动作片的代表。海外观众认可度高的武打影星仍是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有扎实武打功底的演员。“女打星”更是从郑佩佩、杨紫琼、林青霞后就缺位，只有章子怡在《卧虎藏龙》、《尖峰时刻》、《一代宗师》等影片中还有一些所谓“功夫”的亮点，这也是因为章子怡有较好的舞蹈基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成龙在拍摄《十二生肖》时只能启用没有太多演员经验的全国跆拳道冠军张蓝心为女打星了。动作明星“青黄不接”而呈颓败之势，无疑会加大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的难度。
2.“生产过剩”却“乏善可陈”
2012年5月，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以26亿美金，加上5亿元美金的运营费，共计31亿美金的大手笔完成了对在全球占有近10%市场份额的美国第二大电影院线AMC的并购，实现了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营销与传播的一次“破冰”之旅。然而并购后在美国的第一次试水却如同推出影片的名字一样着实“太囧”。这部集合徐铮、王宝强、黄渤三大国内一流喜剧明星的《人再囧途之泰囧》虽然在国内掀起了一阵观影狂潮，乃至形成了一种现象，但在北美的总票房仅收获了可怜的5.7万美元。其实万达集团对自己“乏善可陈”的境况十分清楚，对这样的结果也早已预料到，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万达集团只敢拿出AMC拥有的5050块银幕中的区区35块荧幕来放映这部影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