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从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戏剧演义的集大成者、个人性情的真实写照和权力地位的对应关系等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床榻所凝聚的多种信息，最后，我们拟宏观地从床榻作为文化、思想特殊载体所承载的文学、伦理、宗教、性学、文娱体育、音乐美术等多种文化、思想印记的角度来描述不同凡响的明清床榻。
1、文学的印记
首先是文采飞扬的诗句、字句和楹联等以及它们和绘画的搭配，即诗画配。一张清代红木架子床前端两侧的花板，分别题写“人与花心各自香”、“丹药长春”的字句，配合的是写意画面的阴雕花蕊和松树枝叶。的楹联内容晦涩深奥，属于文学上的“掉书袋”文风在床榻上留下的痕迹。则似乎是文学泰斗的形象在床榻上的展示：这张堆漆彩绘床上描画的两位长者神情含蓄：其一既像是诗仙李太白酒后未醒，又像是天上的太白金星昏昏欲睡；其二呢，不是诗圣杜工部在酝酿“惊人”之语，便是陶渊明在桃花源中做美梦。“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在明式架子床上经常出现。有一组图案共有三个画面：中间为三人，左右各二人，皆围桌而坐。所谓竹林七贤系指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这些才子名士，不满于司马昭的篡魏，崇尚老庄学说，主张冲淡高远的文学风格。由于他们经常在竹林中聚饮，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
一张新婚床上的楹联：“赋桃夭诗允矣宜家宜室，占吉祥梦诚哉维熊维罴”；“新景新春添出许多新趣，佳郎佳妇合成无限佳风。”多么优美的诗句，多么隽永的意味。
一张典型的宁波式嵌字画床，其中虽然只有极为含蓄的“於此间得少佳趣”一句话，但言简意赅，使人回味无穷。同此句妙言匹配的则是一组以写意笔法描画的妙趣横生的“文人雅士出行游猎图”：一行人从一城游向另一城，充满动感，极富想象。这就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文学意象在床榻上的生动印记。
2、伦理及哲学的印记
儒家伦理在明清床榻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特别是儒家关于“传宗接代为尽孝之首”的伦理观念几乎随处可见。一张古色古香的清代拔步床的门头，上面挂着一个匾，描金阴雕四个大字：“螽斯衍庆”。“螽斯”原本是一种触角细长，以翅膀摩擦发出声音的昆虫。《诗·周南》以“螽斯”为篇名。《诗序》曰：“《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以螽斯比喻子孙繁多。“螽斯衍庆”当为称颂或期盼子孙满堂、多子多孙多福。该匾高悬床头，可见床主人对儒家伦理中关于传宗接代的意识是如何推崇之至。
一张宁式嵌骨红木床，制作于清末民初，上绘“和合二仙”。这里的“和合”不仅指夫妻和合、执手到老，而且喻示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两块精雕花板以田园牧歌式的场景和神态生动的人物形象吐露出老庄“无为而无不为”的哲理。
3、宗教的印记
在我国绵延数以千年的儒、道、佛三大宗教在明清床榻上更是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儒道的印记主要反映在床榻的造型和各种楹联、字画上。把床营造成房舍的缩小版、精华版，使人们所崇尚的“礼乐”、“仁义”、“中庸”等儒教思想充溢其间。前面提到的“诗书礼乐”床、“四进士”床、“康乾御榻”、戏剧故事床、育子床、文人床、武夫床等大多贯穿着儒教思想。
佛教对我国文化的影响也甚大，特别是观音大士作为与世人关系极为密切的佛教形象，在明清床榻上经常现身。“观音送子图”是床榻雕刻的重要主题。
一张清代古床，前端四根门柱上有圆雕神像，据称是佛教中的“四天子”的变身，即东晋天子、南天国天子、西大秦国天子和北月国天子。四天子腾云驾雾、神情肃穆，令人敬畏。
道教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源。道教源于古代神仙信仰和方士之术。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并以三清为最高尊神，同时承袭祀神敬祖传统，敬拜其他古代神仙和中国古代圣贤人杰。
“三官临门喜洋洋”。三官为道教尊神，即天官、地官和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祛厄。三官临门，喜态可掬，同居在床头，睡于此床之人便可乐在心间。
为典型的“仙风”、“道骨”图，仙人和道士出凡入圣，指点人间风尘，普济天下众生。
为张仙图。张仙是民间传说中的仙人，原名远霄，五代时游青城山得道。传说有一位四目老人授以弹石，能够避开瘟疫。由于“弹”与“诞”同音，后人误传，将二者混为一谈，附会出“诞生”之意，于是“张仙送子”便成了佳话美谈。这两块用精品红木雕成的床花板记录了“张仙游青城山”和“张仙送子”的故事。
则是一张明代全榉木围板、银杏木门面的踏步床的床裙，一个十分显眼的太极图镌刻于其中。《易·系辞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原。该床主人崇尚道教如痴如迷，将如此一个“太极”安放在床裙的正中，这样就可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飘飘于宇宙之中。
4、性学的印记
床本来就是做爱的工具、性交的场所。由于深受儒家封建礼教的禁锢，我国男女交合之事被蒙上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床榻的制造，特别是作为婚床的制造是充分考虑其私密性和隐秘性，如四周封闭的围板、前边伸出的踏步和可以挂上一层层床幔的床架等。但是，床笫之事毕竟是人性的原始冲动，具有不可遏制的人性力量，如果男女共居的床榻完全引不起性感，则不免大煞风景。聪明的明清造床者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巧妙地在床榻中渗入性学的元素，使之更加人性化、性感化。
前边提到的鲜红欲滴、金艳夺目的小姐床、婚床等用颜色、图案、造型配合了性的需要。则是一张豪华琉璃三踏步大床的门面，几只圆雕描金的硕大、饱满的盛开怒放的鲜花状器物实际上是变形的阳器，而该床每道门上方的挂匾分别雕刻着“关雎兆瑞”、“君子好逑”、“二妙同光”。前两句显然是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直接引来；而“二妙同光”恐怕要将“二妙”拆字解读，即“二位少女”之意，“同光”之意则不便具体道明了。看起来这张琉璃大床很可能是清朝中期江浙某大型青楼所使用的。当然，见仁见智，也不排除做出另外的解释。
5、文娱体育活动的印记
前文提到“百子百戏”床记载的种种游戏实际是我国古代文娱体育活动样式的重要研究资料。明末清初的造床者认为文娱体育活动的情趣性和审美性应该在床榻上得到表现；或者说，反映这类活动对于陶冶人的心灵情操是十分重要的。一组文娱体育图。其中有集体的拳术、放鞭炮、中国式足球——蹴鞠；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两个人肩挑一根木棍，而另一个在木棍上做类似今天的单杠上的高难动作。
至于美术方面的印记那更是无处不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清床榻也是一种特殊的美术作品。
五彩缤纷的明清床榻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多样了，而每一位鉴赏者在品评每一件明清床榻时又会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情绪进行赏析和解读，即“有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看来，紫禁城高高围墙内曾经被皇室成员专门使用的黄花梨、紫檀、老红木床榻固然气派和华贵，但散落在民间的形形色色的床榻的巨大文化含量、信息容量同样值得我们仔细地观赏和认真地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