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大特色：首先当然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包括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后裔），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民风淳朴的胡同四合院里，延续着“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我不知道使用“大院”这个概念是否规范，它主要指北京地面上那些国家机关、部队或文化部门割据的办公及宿舍区，以及别于胡同地带小巧封闭、平民化的独门独院。这里所说的大院，相当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后在旧皇城外围（包括当时的近郊）扩建的，高高的院墙，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大门可通汽车，有威风凛凛的士兵或系红袖章的门卫看守。在大院里集结并和平共处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干部及其家属，从那么一天开始，他们遵照这个古老国家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为名正言顺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间，是属于这些新时代的移民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后来，他们的孩子又有了孩子……这些孩子们啊，在红漆院墙的保护下醒来，在楼房之间的绿化地带玩耍，或者去邻近的学校上课，说标准的北京话，渐渐淡忘了遥远的老家。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群部队大院里的少年，自恃遗传着贵族的血统，而在那整个社会人性都面临考验的特殊年代，无意识地被推举到荒草滋长的舞台上，成为一幕荒诞戏剧的角色：逃课，躲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后学抽烟，比赛喝啤酒，吹嘘各自追逐女孩的经验，砸仇人家的玻璃，偶尔纠合起来，骑着自行车、脖子上斜挎的黄书包里藏有铁器，浩浩荡荡地去和另一所大院里的少年团伙打架……他们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优越感和张扬的野性中荒废的。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啊，当年龄的迷彩被院墙外面的风雨剥离，脱离了温室之后也获得清醒，回首那被时代夸张的少年血性，开始温和、平淡且豁达地看待周围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凶猛》之所以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他也曾经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他太了解这些少年的梦想是如何在绿树红墙之间奔突而最终寻找到出路的，因为岁月将作为隐形的导师，以铁一样的法则教育它阶梯课堂里所有蒙昧的学生。
北京错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带有母性色彩的——摇篮般呵护着他们盲目的青春，宽容得简直近乎纵容。天永远是蓝的，树天生就是绿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阳光灿烂的日子……
西郊某些地段是军事单位所在地，较著名的有海军大院、空军大院以及玉泉路的国防大学校园等等。据说王朔本人就是在海军大院里成长的。走过那由绿琉璃瓦院墙、鹅卵石甬道乃至假山石、月亮门组成的街边公园，我忽然幻想《动物凶猛》里女主人公米兰美若天仙的笑靥是否曾在这里绽现？
我从南方移居北京已不少年头了，刚来时借宿在三里河一带某位朋友的空房子里，那是计委大院，层层叠叠的苏式老楼房排列成方阵，中间是蝉声不绝的林阴道，树木已长到三层楼那么高。我下班时从木樨地地铁站口钻出来，才发现十里长街已繁星满天、华灯初上。往北走约一站路，就是三里河——地名虽与河有关，我却连一条稍气派点的溪流都未找见，倒是附近修筑有玉渊潭公园，可惜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湖泊。计委大院与公园仅仅间隔一条马路，我在灰漆斑驳的筒子楼里写诗，只要推开窗户，就能听见对面公园里传来孩童们嬉戏的笑声——不知为什么，世界一下子就显得仁慈安详了许多。
朋友姓卢，自小便在这座花红叶绿的大院里跌打滚爬，根据父母的官职——他也算高干子弟吧，喜欢在老式的工作手册里写点卡夫卡风格的札记，不太愿意出门做生意，性格中有点闲散的禅境。他在大院里还有几位小时候在同一所幼儿园看图识字的铁哥们儿，周末之夜大伙找一处闲置旧家具的空房间，以深色床单代替窗帘挂起来，沿墙根摆一溜五星啤酒，然后拉开褪色的八仙桌，劈里啪啦地搓麻将。介身其中，我感受到他们习惯周期性的搓麻将，似乎并不完全为了消磨时间，打发寂寞，分明借助这平淡温和的氛围清点心事呢。夜深人静，恍若隔世的大院，虽安插于闹市之中，却弥漫着浓郁的田园情调，给都市里劳碌的游子心灵以一种特殊的安全感……
北京的大院，我似乎是很熟悉的了。然而即使我每天的梦都安置在其中的某一幢楼房里，我，仍然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因为我已习惯了以长安街上外乡人的身份，来发现这座伟大城市所无处不有的平凡的美感。
在结束一年搬数回家候鸟般东挪西迁的流浪生涯之后，我终于改变了认为家的形式不过是一只稍大点的旅行箱的看法。单位在沙滩北街的文化部老宿舍区给我分了间陋室，我终于可以把浪迹天涯的心寄存在这里了，安安稳稳地吃点利息。那里又是一所简直带有文物性质的大院，张中行老人在《府院留痕》中讲解：“这个大院落，指坐落在北京景山之东一条街（旧名马神庙，民国后改景山东街，大革命后改沙滩后街）西部路北高墙之内那个大方块，早是清乾隆时期的公主府，中是清末起的‘国子学’——京师大学堂，后为国立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至于我住的院落，仅仅是旧公主府附属的部分，“路北第一个门，原北京大学的西斋，男生宿舍中面积大、牌号最老的，1904年所建，现在门户依然，但已成为文化部的宿舍。”我住的俗称老灰楼，三层，四面回环，留一豁道，明显是模仿四合院的格式，天井宽敞得可举办足球赛，但几棵槐树、银杏之间蛛网般系满了晾衣绳；楼内每个单间都不足10平方米，仅可容一床一桌一几，附带壁橱，是老北大的独身老师寝室。北窗外的空地屯积着煤堆，因为西侧即是冬天烧水供应这一带暖气的锅炉房。这几幢老楼好几次都想拆除了扩建，都被文物保护机构阻止。我在昏暗的走廊上烧火做饭，生怕烟熏火燎影响了文物的价值，但转念一想：或许多少年以后，在后人眼中，这恰恰增添了一个典故——该有多么好！有时深夜在院内空地上散步，一抬头望见周围黑黝黝的楼群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口，眼前便浮现出本世纪初那一批莘莘学子偎依的青灯黄卷，甚至，耳畔还会突然响起当时的琅琅书声……假若一所有历史的院落有其灵魂的话，这不失为一种回光返照吧？
向南面临街的方向走，可以瞻仰到老北大的红楼——也算那一个时代中国教育核心之所在。而这条西通北海、东连美术馆的大马路，名叫五四大街，五四运动最初的学生游行队伍举着旗帜与标语，就是由这里出发的——虽然今天的车水马龙已淹没了那急促于历史甬道的脚步声。于是我心平气和地迈着书生的步伐向西走，步行约5分钟，就看见黑鸦如织的故宫后门，就看见文武百官、粉黛三千的清朝了。我不再远足，而是在景山脚下驻步悬听——那山头的松涛阵阵，曾经吊死过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文化部大院里的好多居民，月初都去订购了景山公园的月票——以便每天清晨沿石梯的山路跑步，并去山顶的亭台楼阁练气功、练嗓子或花拳绣腿地舞一回剑。而我总是在景山公园门口转过身来，过其门而不入，我总是在那块刻有讲解词的雕花石碑前折回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