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潜流，永不停歇的高科技追逐赛
当回首“十一五”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中闪现的可能是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这些重大赛事的举办，中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在这些大事、喜事的背后则是中国国力极大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国的繁荣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丰硕成果，而这是在遭受南方冰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取得的。
“十一五”让人记住的还包括一组组漂亮的经济数据：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粮食总产实现“七连增”；进出口总量分别跻身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中国外汇储备的显著增长，“十五”末期，中国外汇储备为8189亿美元，而到“十一五”期末，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85万亿美元，五年时间净增了2万多亿美元。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十一五”得到了集中的释放。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更深切的感受则是汽车多了，马路宽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各种购物中心人潮涌动，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到处焕发着生气和活力。然而与这些看得见的变化相比，中国的经济生活中还有很多看不见、很少被人们关注的变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已经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必然借助于全世界的资源，必须积极拓展全球市场，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备竞赛、大规模战争已经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国家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赛，在经济竞赛中能否最终胜利的关键则取决于科技的实力。
中国经济在“十一五”获得飞速的发展，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外部条件，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科技的不断进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不可能成为推动中国这辆经济列车持续前进的最佳动力，拼刺刀式的价格战也不可能构成中国制造在全世界的竞争力，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更多地是中国制造质量的提升，技术含量的不断增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仍处于全面扩散的过程之中，这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技术，不断缩小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在“十一五”中，追赶和超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主题，科技的超赶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火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机械交通工具。火车代替马车，成为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标志和象征。到1836年，总长超过724公里的铁路将英国各主要工业地区连成一体，火车和铁路成为正处于工业革命中的英国的一条“经济动脉”。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美国和其他欧美国家都建立了庞大的铁路网，为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腐朽、保守的清政府却对这种新生事物充满了畏惧，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1876年7月3日，由英、美合谋，由英国在华的代理人——怡和洋行——背着清政府修建的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上海吴淞铁路正式通车运营，清政府竟然出银28.5万两，分3次交款赎回这条铁路并予以拆除。
当1881年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时，中国已经被欧美列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为2.2万公里，虽然已经建成了中国铁路网基本的骨架，但西北西南地区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标准低，且近一半处于瘫痪状态。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不具备火车制造能力，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机车。至1949年，中国可统计的机车有4069台，分别出自9个国家的30多家工厂，机车型号多达198种，人称中国是“万国机车博物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铁路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机车的需要日益增加，自行制造机车是当务之急。而此时，火车已经经历了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机车三个时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人如何开启自己的火车制造呢。中国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山寨”，从最原始的蒸汽机开始。
1952年7月，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定名为解放型，代号JF，它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产品，它是在美国为满州铁路设计制造的货运机车“米卡多”的基础上仿制的，旧中国遗留下的各种机车型号基本上都被仿造过。
在苏联对华援助后，中国又开始仿造苏联的机车，在ПB（罗马字母缩写FD）型蒸汽机车的基础之上，中国人仿造了前进型。这是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功率干线货运机车。蒸汽机的技术毕竟落后，中国又开始“山寨”内燃机车。1958年，大连机车车辆工厂仿照苏联ТЭ3型电传动内燃机车，最早是叫巨龙型，巨龙型实验成功性能稳定以后，又改称东风型机车。以此为基础，中国又引进了罗马尼亚、美国、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的技术，形成一个庞大的内燃机车家庭。
中国在50年代修通了宝成铁路以后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宝成线宝鸡凤县（现在的凤州）段坡度太大，隧道还多，蒸汽机进隧道以后动力下降得太快，内燃机车也不够好，最后只有向苏联专家求助。苏联专家给的答案是上电车，电车才不用在隧道里跟活人争氧气，可塑性还好，马力也大，于是研究人员开始着手研究电力。这个时候苏联把他自家的VL60机车送过来，又是和ТЭ3一样的授权“山寨”。
很快在1958年中国终于自己造出了一款电力机车，型号是6Y1型，不过这个车性能不够稳定，不太好用。经过10年努力，中国人终于一点点搞定了各个技术难题，把6Y1的技术路线做了重大调整，6Y1008号机车正式挂上了韶山的牌子，代号SS。后又经过大量的技术改进，中国人逐步有了自己的东西。
后因中国进行铁路电气化改造，中国自有的火车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中国便把目光投向了世界，这时又从日本引进了6K型电力机车，6K机车因6个动轴，用的是可控硅整流技术而得名。在电力机车的制造上，中国还引进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8K、白俄罗斯8G等先进技术，不断完成了中国电力机车的升级换代。
铁路的发展似乎永远跟不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春运”也成为中国铁路繁忙最真实的写照。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春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难以承受之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中国引进消化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也开始了中国铁路发展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事件——“提速”。自1997年4月1日进行“第一次大提速”后，中国接连在1998年、2000年、2001年、2004年、2007年进行了五次大提速。在中国既有的铁路线上，火车时速也从原来普遍的八九十公里，迅速提升到200～250公里，中国紧张的客运形势得到一定的缓解。
然而在中国进行铁路提速的过程中，中国似乎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当中国在电力机车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时，世界铁路的发展又进入了高速时代。电力机车由集中动力阶段发展到分散动力阶段。分散动力改变了把全部牵引动力集中在机车上的状况，牵引动力可以沿全列车分布，以形成动力分散的形式，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自主发展的集中动力机车终因技术不成熟而未能成为高速客运列车的备选。现有铁路上的提速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而要彻底解决中国“春运”难题，需要更快的高速列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分别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引进全套技术，分别开发出CRH1、CRH2、CRH3和CRH5四种型号的高速列车。
幸运的是，中国终于在这一次走出了怪圈，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之上，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改进，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和谐号动车组。2010年12月3日，中国的高铁380A列车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间创造了486.1公里/小时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到2012年中国高铁将超1.3万公里，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高铁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中国第一次在铁道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上实现了对欧美国家的赶超。当我们对“十一五”的发展进行梳理时，会发现，中国的高科技之路已经显露出一丝曙光。
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进步，第三代移动互联网技术，也就是人们所谓的3G，中国自主的技术标准TD-WCDMA终于开花结果。2009年1月7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中国移动颁发了TD-SCDMA业务的经营许可证，在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的夹击下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上，中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位置，而不再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航空发动机的研制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两颗明珠”，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人在这两大领域上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导航系统曾被美国GPS垄断，中国曾希望借助加入欧洲的“伽利略计划”而分享先进的技术，在遭受到歧视后，中国毅然开发出自己的“北斗”系统，反而走在了欧洲的前面。
中国想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性的大国，必然要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跟在别人背后亦步亦趋，在世界的科技争霸赛中必须永远冲在前面。
房地产，新的造富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在“十一五”期间，我们终于开始看到很多领域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但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赶超是异常艰辛的，仍需要不断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十一五”中，房地产却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差不多吸引了人们所有关注的目光。
2011年1月初，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了2010年度香港富豪榜，长和系主席李嘉诚再度蝉联榜首，身家约为240亿美元（约1865亿港元），较去年增长12.67%。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新鸿基地产郭氏家族和恒碁兆业地产李兆基。40大富豪中，地产商共占逾1/3，其中前四位均由地产商包揽。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的打击，香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在此背景下，香港的经济结构全面向第三产业发展，除了贸易、金融等产业，房地产业成为企业家和商人集中投资的领域。经济的持续发展给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充足炒作的素材，和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和股票市场一样具备较强的短期获利能力，而技术密集、回报周期较长的产业很难被投资者接受，这创造了香港房地产高度的繁荣。
对于大陆企业家而言，也面临着房地产的诱惑。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已趋白热化，利润空间遭到了严重的挤压，而高科技的投入存在较大的风险，国际市场的开拓需要长期的精耕细作，这些都使很多企业将目光转向了房地产。
于是，我们看到了千军万马聚焦房地产的壮观现象。做服装的七匹狼、雅戈尔，做家电的美的、海尔、长虹、苏宁、国美、苏泊尔、格力、奥康、奥克斯，做饮料的娃哈哈、喜之郎，做床垫的长城，做酒的五粮液、郎酒、水井坊等都往房地产里钻，神奇的房地产让七十二行最后都殊途同归！
无独有偶，2010年底，福布斯中文版和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发布2010年《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达到38.3万人。由于房地产价格近十年持续攀升，房地产行业的可观利润造就了11.6%的千万富豪。在投资方面，千万富豪选择房地产投资的超过六成。
中国的房价在2005年之后如脱缰的野马一般一路狂飙，中国房价迎来了最长时间的上涨。住房和教育、医疗一起被称为新时期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高房价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十一五”期间，“房地产调控”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焦点，“国八条”、“新八条”、“国十五条”、“24号文”等词汇屡见报端。
房地产问题为什么不在其他时间而在“十一五”一下变成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呢？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中国根本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国家将财力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建设，这实质也压抑了人们的住房需求，将社会产出更多用于积累而不是消费。八九十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统建楼林立，一家几口蜗居在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内，留给一代人非常深刻的记忆。改革开放后，中国住房市场放开，这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人们不仅需要吃饱穿暖，还需要住好，这是经济建设最根本的目标。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收入，购买住房，改善生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在原有实物分房的体系下，只有效益好的单位才能为职工提供住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房地产行业涉及的生产环节众多，可以增加社会生产规模，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先突破禁锢的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
深圳特区的起步非常艰难，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钱从何来。中央政府当时只给了3000万元的贷款，3000万的小牛犊似乎拉不起整个深圳特区327.5平方公里这架马车？
时任房管局副局长的骆锦星奉命负责深圳的基建，当时深圳计委还给了房管局明确的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按省科级以上干部住房标准，建好2万平方米300多套干部宿舍。但深圳计委只给了他50万元。
骆锦星这个巧媳妇也不可能做无米炊，必须在土地上做些文章了。他从《列宁选集》中找到“住宅问题”这一节，里面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道：“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这让他眼前一亮。
最后，通过与香港人合作经营房产的模式，东湖丽苑216套图纸上的房子在香港全部卖光。东湖南苑、翠竹苑、湖滨楼相继拔地而起，分得的利润将300多套干部宿舍全部建了起来。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而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土地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一步确立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建立有了制度保证。
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并未完全建立，不具备培育房地产市场的土壤。虽然深圳房地产市场已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中国大部分城市仍然执行住房的实物分配，房产在全社会并不能有效地流通。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并没有紧随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所执行大幅贬低本国货币币值的措施，贸易下滑严重，资本外逃让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财政极其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将住房、教育及医疗放开，执行市场化的措施，这为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解除了最后的束缚。经过“十五”的积蓄力量，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十一五”中终于爆发了。
从各国经济发展史来看，房地产是基础性和先导性的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同时房地产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住宅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房地产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支柱，房地产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加速器。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交通等基础配套不断完善，学校、医院、市政公用设施进一步改善，这些都为房地产提供了迅猛发展的温床。
“有土斯为财”，这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或者房产，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财富。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财富观，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前30年压抑的房地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繁荣后也被迅速释放。
巨大的购买力创造了房地产市场巨大的需求，促使各种力量纷纷挤进房地产欲分得一杯羹，这推高了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的上涨使开发商只有卖更高的价格才有利润，开发商不惜血本进行宣传，描绘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房价不断攀升，早期投资者所获颇丰，这引发更多的资金进场，房价再度上升。
投机似乎是人类的天性，从最早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开始，人类便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对财富的追逐之中，伴随着理性的完全丧失，最后迎来的只是泡沫的破灭和千百万人的倾家荡产。但在泡沫中，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最后的倒霉蛋，都拼命加入击鼓传花的游戏之中。
而伴随着经济的起飞，各国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房地产的调整发展。在1923～1926年，美国佛罗里达的地价出现了惊人的升幅。房价以每年超过1倍的幅度疯狂增长。1925年时，仅有7.5万人口的迈阿密市居然出现了2000多家地产公司，2.5万名地产经纪人。当时，地价每上升10%，炒家的利润几乎就会翻1倍。
1926年，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碎，许多破产的企业家、银行家或自杀，或发疯，有的则沦为乞丐。紧接着，这场泡沫又激化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了华尔街股市的崩溃，最终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但房地产泡沫永远也不可能结束，1997年前的东南亚，房地产一片繁荣，任何人都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在日本迎来“失去的十年”以前，东京地价竟然超过了美国全国地价的总和。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支撑美国金融业繁荣的最大理由便是美国的房价不可能下降，当你还不起贷款的时候，把房子卖掉还可以获得一大笔收益。
对于“十一五”期间的房地产而言，同样也充斥着房价不可能下降的言论。13亿人口带来的巨大需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国的房地产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光环，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众多的调控措施，但中国房地产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
高房价背后最大的推手
香港这个高度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总共经历了六次大的轮回，房价一次次高涨，最后又一次次打回原形。在1953～1959年及1985～2003年的两个周期的末期，房价跌幅都超过70%。房价暴跌使那些曾经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如同经历了一场没有边际的噩梦，香港经济因此备受打击。
中国的房地产似乎并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对各种政策有足够的免疫力，中国房地产真能脱离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吗？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在次贷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中国房地产就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2008年，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终于显现出来，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再盲目乐观，这也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楼市的信心，商品房销售出现大幅下滑，房价出现明显的松动。房价下降对普通购房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可以提前实现安居梦想。房价下滑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中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房地产绑架，控制住房价的涨势则将有助于减轻政府的压力。
然而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却坐不住了，纷纷出台“救市”的措施。如北京开始执行“个人购普通住宅契税减半”，成都将第二套房的贷款比例降至两成，以前为抑制房价上涨对购买第二套房设置的较高的门槛，现在统统放宽。曾经鼓吹政府不应干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任志强则开始转变立场，认为政府的救市措施很不给力，需要再出新政策。
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连续出现大幅的下降，地方政府更是雪上加霜。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最先遭受打击的便是地方政府，这也成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积极采取“救市措施”最根本的原因。
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其根源还在于分税制，分税制拉开了中国房地产神话的序幕。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的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这使中央政府在应对经济变化中的应手不足，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力成为中国税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分税制实施之前的1993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2%和78%，而在实施分税制之后的1994年，这一比重分别变为55.7%和44.3%。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税收总额是固定的，蛋糕就那么大，中央的财政问题是解决了，但地方政府却陷入困境。分税制后，地方财政明显减少，1994年与分税制改革前相比，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33.7%。
在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所要承担的事情并没有相应减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患上了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这像一个大家庭，儿子努力赚钱孝敬父母，刚开始父母要求不多，儿子日子也过得还舒坦，但随着父母开支越来越大，只能让儿子孝敬多些。
儿子怎么办呢，只好盯着自家里还有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刚刚实施分税制的那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并未起步，土地的价值并没有显现出来，也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没有纳入地方政府的预算，中央政府也没有要求从中获得分成。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土地价值急剧增大。前面深圳的土地改革开了一道口子，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各地方政府只需要照葫芦画瓢。土地也成为毛泽东时代留给各级地方政府最大的一笔遗产，在改革开放前30年，土地都是国有，统一划拨，但现在却成了地方政府的超级“钱袋子”。
2000年以后，各级政府便搞起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运营”。城市运营说白了就是把城市当成企业来运作，在地方政府手中最大的资源——土地上下工夫，土地变成地方政府最大的钱罐子。各地纷纷成立土地运营公司，从居民或企业中征收土地，进行拆迁整理，将土地性质由以前的工业用地等变成居住用地，最后转手出卖。
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71号令，要求从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项目用地一律公开竞价出让，各地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进行协议出让。全国的土地出让开始严格执行招拍挂制度。
2007年中国房地产的关键词肯定不能遗漏“地王”。有银行、股市巨大资金的支持，中国也迎来“地王”大爆发的一年，这远远超过2005年、2006年的水平，中国土地市场迎来了一次集体的狂欢。高房价背后必然是高地价，高地价则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地方政府也开始对土地上瘾，显然地方政府也成为高房价最大的推手。
房价高了，各利益部门的份额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这意味着蛋糕做大了，大家将分得更多，这样高房价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利益”永远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动力！
房价背后疯涨的推力不仅包括炒家的疯狂也包括媒体和开发商联手的炒作，还包括不断进场的资金。但这些不是房价无限上涨的全部因素，在地方政府的指挥下，各种力量齐聚一台，奏出房价“高亢”的乐章。
房价涨得越多，政府可以收取更大量的税收，而穷人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获得住房支助，这也能维持经济保持正常的运行。这样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高房价毕竟只能使一部分人受益，它会造成更多的人无钱买房，这样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财富脸谱：温州炒房团
瑞安，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都会显得陌生，趴在中国地图上可能要找半天，但说到这个地方的房价，可能会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在2010年前后，当地商品房的价格已经达到2万元/平方米，直追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而瑞安仅是一个县级市，这个价格恐怕是高在云端，让全国其他的县级市只能仰视。
如果我们再仔细了解瑞安的背景，估计就会发现这并不算太奇怪。瑞安隶属于温州，这时我们就可以给瑞安的房价找到合理的解释。
随着温州小商品走向全世界，听着“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王”“笔王”、“锁王”的一串串名字，我们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温州的富有。
在中国古代，有钱了之后怎么光宗耀祖呢？就是买田置地。现代人呢？土地是国家的，并不能私自买卖。富起来的温州人做什么呢？当然是买房了，既可改善居住环境，又可以作为投资用。
敢闯敢干的温州商人，携巨款四处寻找投资机会。国人注意到温州民间资本的威力，最早是由炒房开始。温州人炒房，最初是从自家门口的炒房开始。
刚开始也只能在本地买，但温州只那么大，有钱人也太多，需求实在太旺盛，越买越涨，越涨越买。当温州人把从全世界赚来的钱投到自己的家乡时，我们便见证了中国房价最贵的县级市的诞生。
1998年到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当地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到了2010年，这个价格便达到了2万元左右。
温州人买房尝到了甜头，温州人的触角也伸向了全国，一个让中国普通老百姓胆寒的名字便出来了，那就是“温州炒房团”。
“温州炒房团”的发端是当地的“太太炒房团”。2003年，《温州都市报》上报道了“太太购房团”的事，这在温州迅速走红。“太太购房团”成员的老公要么做生意，要么办工厂，都很有闲钱。老婆在家没事可做，天天打麻将也没意思，还不如去看房。选中了买回来，再卖出去，一倒手就能赚个十来万。
作为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经过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所掌握的民间资本据称有6000亿元之巨。如此巨量的财富倾泄而出，一下把全国楼市搅得风生水起。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了上海楼市。同时，另一支购房团前往杭州。随后几年，约2000亿元温州的资金投向各地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1000亿元。
此外，温州资本还先后大举进入了杭州、青岛、重庆、沈阳等城市。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温州炒房客走到哪里，哪里房价便会翻江倒海。温州人炒房一般采取群狼战术，只要说服一个温州人购房，一般都会有一批尾随的温州老乡前来。一时间，“温州炒房团”广为人知，备受关注。
媒体在对温州人进行讨伐时，开发商却喜欢得不得了，恨不得架起高音喇叭让全世界都知道。有奶便是娘，温州人成为开发商的座上宾，只要能把房子卖出去，何必在乎卖给谁呢。一个楼盘能得到温州人的认可，证明其升值潜力，温州人便成为一个金字招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温州炒房人的经典战役，上海仁恒河滨城，2005年开盘，当时买入1.7万元/平方米，现在5.5万元/平方米。
温州炒房客只是全国轰轰烈烈的炒房运动的一个缩影，不只温州人看到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其他地方的有钱人也早灵敏地嗅到了房地产所散发出来的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