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和研发行为及其变化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中的技术扩散效应和技术扩散效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技术扩散效应是伴随在直接投资行为中的技术外溢，而技术扩散效果是指技术扩散效应对东道国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影响的最终结果。由于技术等级和跨国公司技术控制程度以及东道国自身条件不同，技术扩散的效果是有差异的。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信息化的时代，再先进的国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进技术，不能完全依靠自身进行技术创新。因此，国际技术扩散就成了各国技术进步的捷径。技术扩散的途径便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技术的拥有者——跨国公司是否情愿，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都会引发技术的外溢或扩散。技术扩散效应作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一种内在功能，是必然发生的，但是能否产生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的结果，却是不确定的。过去很长时间内，大部分在华投资企业不引进海外母公司的最先进的技术，这也是受到中国国内对引进外资的意义质疑的焦点之一。
整个20世纪80年代，总体上外国投资项目技术水平并不比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高。80年代末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中，被认定为先进技术的企业仅为2%左右，技术先进的企业的投资额仅占全部直接投资的5%左右（江小涓，1993）。总体技术水平不高是这一时期外商在华投资的特点之一，所以也招致引进外资不符合我国引进直接投资目的的诸多批评。
造成引进外资总体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整个80年代我国的直接投资来源均以港、澳、台地区中小企业投资者为主，占我国外商投资总额的75%左右，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十分有限，即使有也是试探性的，许多产品是从后封装开始的。美国、日本、欧盟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在华投资也都是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在这种状况下外商在华投资项目的总体技术水平自然不高。二是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引进外资的目的主要是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各地为吸引外资竞相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对外资技术水平并无更高的要求。三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国内还未发展起来对跨国公司具有竞争性的同类企业。在这种市场结构中，跨国公司难免会产生垄断动机和行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生产技术水平低，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期，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一时期外资在中国市场上的突出表现是，一两家外资企业占很高的市场份额，这在某些重要产品市场上尤为突出。如汽车工业，1990年以前进入中国生产轿车的跨国公司只有德国大众和标志/雪铁龙两家公司。实际上1983年4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后，上海大众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垄断中国轿车市场，桑塔纳轿车在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占有国内同档次轿车100%的市场份额，90年代初期还占有90%的市场份额。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已是其母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淘汰的车型，在中国竟长达16年几乎无变化，而价格却高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近1倍。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情况有了改变，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到2001年底，世界500强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来华投资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转为大型跨国公司的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加大技术投入，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含量和技术档次有明显的提高。据江小涓等人2000~2001年对京、沪、深圳、苏州的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第一，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第二，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引进技术变化显著。高新技术产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据有关调查，2002年以来4/5以上新投资项目采用了其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这方面信息产业的跨国公司最为明显，全球主要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和主要芯片制造商都在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建造大规模、最先进的生产能力的公司或拥有先进技术和有大规模加工能力生产线。如日本东芝公司投资建立的杭州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投资70亿日元，产量将达240万台。日本夏普公司在常熟的子公司已开始生产笔记本电脑，其目标是要占领中国市场份额的10%。惠普公司、三星电子都在中国建立笔记本生产基地。再如，自2002年8月“中芯国际”首批芯片下线，成为中国第一家能批量生产0.18微米8英寸晶圆的半导体生产厂商以来，全球主要芯片制造商基本上都已在中国建立技术先进的有大规模加工能力的生产线。无疑，中国将成为全球性最先进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和最大的芯片生产国之一（江小涓，2002）。除信息产业之外，在药业、电子、汽车等行业，跨国公司也向中国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行为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增加高技术投入方面，还表现为跨国公司研发行为的变化上。近两年来，随着跨国公司的高新技术投入的增加，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如摩托罗拉、IBM、朗讯、宝洁、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目前设立的研发中心已有200多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青岛等地。涉及行业主要集中于计算机、软件、通讯、化工、汽车和医药等领域，而这些领域也是跨国公司投资集中的行业。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有三种类型，即创新型、适应型和专利技术型研发。在中国跨国公司研发行为的特点是适应型、专利型技术研发占主要部分，研发的项目主要针对中国市场设立，研发的成果主要是应用于在华制造企业。从技术开发角度观察跨国公司在华研发行为，发现两个显著的变化：第一，其研发的目的已从过去的贴近市场、协助在华生产制造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改善公司在华企业的适应性专用技术的研发，转向基础研究及创新型研究上，并把在华的研发纳入其全球研发网络。第二，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与国内的一些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多种合作关系。跨国公司此举的动机，除了积极利用我国较为廉价的研究力量，树立公司良好形象外，与一些具有较强实力的研究机构合作，也是其利用外部战略资源的重要手段。第三，是对内资企业的扶植。跨国公司的另一做法通过OEM的方式进行合作，并不是过多地投资设立企业，而是寻找内资企业作为供货商，对一些内资企业进行技术支持使其达到所需的技术标准，采购其产品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系统。目前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采用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总之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研发行为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是由被动的硬性技术转让到自觉的技术投入；二是由单纯技术转让向研究开发经营战略转变；三是产业结构转移与技术投入同步进行。
7.3.2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研发行为变化的原因分析
7.3.2.1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转移行为与全球趋势具有一致性
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给予了一定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一项新技术、新产品从研发到应用扩散要经过几个基本阶段。在第一阶段，因为：一是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没有竞争对手，价格竞争在此阶段并不重要；三是只有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才有消费这种高价定位的新产品，所以新技术、新产品局限在技术发明国内生产、使用和制造，市场主要在国内。即使出口，也只是面向其他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第二阶段，产品向海外出口。此时技术更加成熟、制造规模扩大，产品成本降低，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得起这种产品，发达国家制造上开始向外出口产品，同时随着技术扩散更多的发达国家厂商投入制造该商品，引发了价格竞争。第三阶段，生产向海外转移。经过以上各阶段，发达国家市场已经饱和，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技术开发广泛扩散，竞争加剧。此时技术发明国家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其生产能力，寻求扩大产品市场，技术也随之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经过一段时期，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开始向发明国出口这种产品，最后随着生产越来越集中在生产成本低的国外，技术发明国就由最初的产品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
应该说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解释以少数发达国家垂直一体化的大型企业为主导的这个时期技术跨国转移模式是有用的。但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条件下的技术与产业分工格局中，跨国公司跨国技术转移模式其理论解释力不足。按照该理论所遵循的三个阶段，发达国家是不会将其最新产品与技术向海外扩散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依靠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获得新技术产品和提升产业结构，就只有永远落后，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上。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分工格局在新技术变化的基础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技术和产业新分工格局形成，在这种分工格局中，首先，技术升级速度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发明企业或者首先实现技术应用的企业，要保证在短期内尽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生产规模，以避免研发和制造投资迅速折旧而导致的损失。其次，由于水平分工型体系的形成，每个水平分工的参与者都专门经营原来产业链条中一个价值点。在这样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结构中，单一产品要想达到经济规模和降低成本，局限于国内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要求有全球性市场规模，这就必须同时面向全球市场。再次，同行业中竞争企业的数量增加，全球通讯与运输技术的进步以及水平分工体系形成，以往大企业才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水平型全球分工的网络中，中小企业也能从事高质量某个环节的全球性竞争，从总设计、制造、物流到专业服务这些过去只有依靠大企业拥有的资源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小企业都能参与其中。所以除少数大企业垄断的行业外，绝大多数行业中相互竞争的企业数量在增加。同一行业中大量竞争者存在，使技术进步进一步加速、成本压力导致的大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加强。因此，只有那些在新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能以最大产品、最短时间，在全球市场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正是如此，近几年制造业的普遍趋势是，技术产品一经问世，就同步进入全球市场，甚至同步实现全球制造（江小涓，2004）。
正是这种迅速形成的全球新的分工格局，给中国制造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力巨大的新机遇。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看，中国大量吸收外资的同时，有可能同步获得最新技术与产品制造的能力。前面所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迅速提升在华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以及近几年又开始同步向中国转移最新设计产品和技术现象，就与全球产业分工变化同步。由此可以预计，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行为不是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造成的暂时现象和短期行为，而是与全球趋势高度一致的行为。这种趋势也不会因母国和东道国政策的某些调整而被打断。
7.3.2.2 中国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提升技术水平的基础条件
如果说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技术和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形成是以一种客观的力量促使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技术转移的话，那么，中国自身的优势是吸引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技术水平提升，建立研发中心的重要原因。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自身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中国具有的优势体现在：
（1）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十分突出，低成本具有的竞争力，使跨国公司感到局限在本国制造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加速推进新的分工体系的形成。
（2）中国制造业具有的竞争力，使得许多拥有先进技术和强大科研能力的跨国公司发现，虽然它们的母公司掌握着核心技术，但在本国制造产品仍然不具备竞争力，惟有在中国形成大规模的制造能力，才能分摊其巨额的研发成本，收回研发投资并且盈利。
（3）中国已经具备了跨国公司所要求的配套能力。
（4）中国的人才优势显著。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科技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发展重点在于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则对技术的投入也相应的更为重视。因而，利用中国的科研能力和人才，是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重要原因。根据薛澜、沈群红、王书贵等人的研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行业分布与中国人才知识供应的学科特征有紧密关系。信息电子行业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集中的行业，也是跨国公司建立研发机构的主要行业，就是因为对这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来说，有效的人力资源的供应具有重要意义，跨国公司可以得到所需的低成本高素质的人才供给。在这些研究机构，雇员本土化是基本的特征，跨国公司除了聘用中国优秀人才的同时，还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广泛的技术合作关系。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独立的研发机构和中国的大学等创新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其研究内容基本上处于行业内的领先水平，这对于研发人员同样重要，既有利于其专业知识的提高，也有利于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所以，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人员市场上是具有吸引力的。当然跨国公司也面临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全球人才竞争在中国市场上的延续，它在电子信息行业的高级研发管理人才的竞争上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将面临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具有制度优势的高技术民营企业的竞争。但是，竞争的加剧在一定范围会促进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研发性投资来获得人才竞争中的领先者优势，或者积极跟进。在此意义上，中国本土人才的供给，尤其是拥有与跨国公司知识基础互补的专业知识人才的有效供给，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的独立研发机构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是其他的优惠政策因素、市场本土化需要的推动作用无法替代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开始转向全球范围内组合和使用技术资源。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研发的吸引力，是跨国公司在中国从事研发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生产全球化和研发全球化的趋势，是中国吸引较多跨国公司技术、研发投资的重要大背景。
7.3.2.3 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也是引起跨国公司技术引进行为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若干市场结构由垄断转为竞争性市场结构是促使跨国公司积极引进技术的又一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形成垄断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在我国某些行业中的重要地位，确实引起国人担心跨国公司会凭借优势形成市场垄断。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确有垄断的意愿，这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寻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和行为表现出来。但此种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结构的改变不是加强而是减弱。在大型跨国公司刚进入中国时，一个行业只有一两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在这种独占或寡头市场中，外资企业对市场有较强的垄断性，典型的表现是不引进先进技术、产品更新换代慢而价格居高不下。轿车、移动通讯、洗涤用品等行业均出现过一段时间内一两家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产品占市场份额很大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跨国公司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其一，是加快先进技术转移；其二，是下调产品价格。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变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致。首先，同行业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当一两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时，高额利润会诱致其他企业的进入，当同行业内有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时，跨国公司巨头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跨国公司巨头之间的中国市场的竞争会不断地要求跨国公司能够在中国市场确立起稳固的竞争地位，而迅速有效的应对中国市场的需要，是跨国公司中国市场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跨国公司的内外企业处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相当比例的产品要销往国际市场。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必须使用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保持低成本水平。再次，国内竞争者的形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有一批内资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总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被更多的跨国公司认可，没有哪个跨国公司愿意将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随着众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出于扩大市场的目的，跨国公司在投资中加大技术投入比重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市场竞争强度不仅是打破垄断的有力武器，而且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转让先进技术和加强研发的推动力。
7.3.3 跨国公司引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7.3.3.1 跨国公司引进技术的溢出效应
技术的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和研发能力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内部向东道国企业扩散的效应。一般分为产业内溢出效应和产业间溢出效应。
（1）产业内溢出效应。产业内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对其所在东道国同一行业内的竞争者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市场竞争效应。跨国公司凭借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优势，参与不同东道国的市场竞争，打破原有的市场垄断均衡，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从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此过程中，必有一些低效率的企业被淘汰出该行业，最终使得资源流向效率高的企业，得到优化配置，整个行业竞争力提高。二是示范效应，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市场需要并且有较好的活动能力，这也会刺激东道国企业通过各种方法，如：逆向工程的模仿研究和开发，或雇佣曾经在跨国公司工作过、受过培训的技术管理人员，从而间接获得该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2）产业间溢出效应。这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业务活动时，对当地供应商、购货商会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购买加工原料或零部件是其间接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后向联系，可以使东道国上游产业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能力得到加强。同时为保证其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跨国公司往往会为供应商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这种后向联系，可以促进东道国上游产业技术重组，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二是前向联系。东道国企业通过购买跨国公司较先进的技术产品，能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跨国公司产品的相关技术也会向东道国企业转移。这种前向联系对东道国下游产业技术水平将产生影响。
到目前为止，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作用的评价，许多学者认为利大于弊（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Zhang，1999、2001a、2001b和2001d）。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外资总体上导致投资扩大、就业增加、出口扩张，更重要的是新技术的引进及其导致的产业升级，及其外资效益的溢出作用。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实际看，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外的技术溢出效益是明显的，具体通过下列途径达到：
第一，对中国配套企业的带动作用。这是跨国公司技术扩散的重要方式。具体方式包括对配套产品的质量、技术和性能提出较高要求，提供相应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援助，或者共同投资开发。通过当地企业的配套，跨国公司有关技术能力会向中国企业转移。
第二，引导国内研发能力面向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将国外的学术思想、学术关系带进来，国内的研究人员进入这些机构，获得了与世界最前沿的科技直接接触的机会，把握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动态。外商研发机构通过与国内科研机构、大学的合作，向合作方提示本领域研发工作的方向、取得进展的途径、存在的问题、可能的突破方向等一些重要知识诀窍。
第三，示范和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对国内企业形成竞争压力，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会迫使国内企业加速技术开发和提升技术水平。中国的通讯设备、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中的内资企业之所以不断的提高技术水平，与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投资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不无关系。
第四，为国内企业提供高水平配套产品。中国有一些产业和产品，在最终产品的设计、继承和组装上，达到了较高水平甚至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国内配套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加工工艺达不到高质量的要求，使整个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下降，如果大量依赖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会导致产品成本大幅上升，甚至从财务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相关的配套行业，生产了高质量、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使国内已经具有的最终制造技术具备了应用的可能性，提升了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
第五，人才流动。人才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流动，是跨国公司技术外溢十分重要的途径。在全球尖端技术的传播中，人才流动是最重要的综合性载体。一方面，吸引了一批在国外学有成就、在国外大公司经过良好训练和工作成绩突出的海外留学人员到研发中心工作；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向国内研发机构和企业输送高档次研发人才。2002年，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中出现了其高级研发人员回流国内研发机构和企业的新现象。这种人才流动意义重大。
7.3.3.2 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利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经济素质的重要体现，各国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出口竞争、国民所得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不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大，产出效益就越大，国际分工地位就越高。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是工业化国家的根本特征，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是后工业化国家的根本特征。我国产业结构正处在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过渡时期。产业结构的这一特征从三次产业结构和主要产业所占的比重上显现出来。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参照日本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做一比较。众所周知，50~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65年它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降低，1950~1960年，第一产业由26%降至14.9%，1970年实现了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转换，第一产业已降到了6.32%，而第三产业升至45.19%。再来看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1996年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0.24%，相当于日本50~60年期间的水平，说明中国正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过渡。而第二产业占49%的比重反映了中国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仍然高于对服务的需求，属于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成长期。在这一重要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起何作用？总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力度与上面分析的在华的外资技术引进行为和研发行为变化基本一致。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的是投资于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如服装、鞋类、电子元件、塑料制品等行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什么带动作用。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进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在成长的产业，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我国增长较快的行业与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些行业投资份额的增长有明显的相关性。
外商投资研发机构的大量设立和提升其研发项目的水平，增强了我国在重要行业领域中的技术开发能力。以往我国利用外资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重视引进生产能力，而不重视引进技术开发能力。外资研究机构的进入和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技术投资的加大，具有提高本土技术开发能力的作用。目前我国在通讯技术、芯片设计和制造、汽车设计和制造、飞机设计和制造等重要产业中，技术开发能力大大提高，外商研发机构和技术投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没有先进技术的引入，我们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成本，在更长的时间内无法形成研究能力，当然也就形不成有较大规模、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主流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1996~2000年高新技术制造业年均增长21.2%，高于同期全部工业产值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吸引了较多的跨国公司的投资。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01年增长到378.81亿美元。6年当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比重从1996年的58.6%上升到2001年的82%。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产业，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焦点。在我国制造业领域，由于外资的技术层次也在不断提高，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涉足服务业领域也不断扩大。我国有些服务业垄断性很强，如电信、银行、保险等，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而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效率低下和缺乏竞争力。来自国际的竞争将刺激信息产业、电信、金融、保险、技术和咨询等行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加快我国服务行业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步伐，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服务业落后的状况，促进服务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方式创新。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服务业无疑将成为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这为我国服务业扩大对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大规模完善服务贸易领域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修订或制定、颁布了金融、保险、通讯、旅游、交通运输、咨询、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规则。外商投资设立金融、保险、旅游、航运、现代物流中心和中间机构等不断增加。一些跨国公司还投资在北京、深圳等地设立了采购中心。2002年1~7月份，中国服务行业共吸收外资合同额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实际吸收外资59.3亿美元，同比增长76.5%，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投资的新的增长点。现代物流配送，连锁经营、旅游业吸引外资目前具有较大潜力，交通运输、律师、会计、咨询、医疗卫生等行业的对外开放将稳步扩大，金融、保险、电信、证券领域的种种限制将有步骤地取消，中外合资证券经营机构将开始酝酿设立，服务领域的法规体系将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利用外资整体上是成功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不断提高，成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促使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这一趋势出现是基于多种因素，既有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广阔的国内市场，加入WTO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前景以及制造业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这些内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产业技术分工格局变化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长期性的，所以可以预计，跨国公司将继续提升在中国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在促进我国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7.3.4 对“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评价
7.3.4.1“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出台的背景和实施条件
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引进先进技术。对“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评价，实际上是对过去20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绩效的整体评价，所以笔者认为，分析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必然要触及如何看待“市场换技术”策略的问题。国内学者对此策略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市场出让份额与换回的关键技术的数量极不相称。市场份额的过快丧失把很多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逼入减产、停产和破产的境地。外商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与国家整体技术进步的贡献十分有限，“市场换技术”是个失败的战略（王允贵，2001；谢小霞，2000）。有些产业非但未引进先进技术，反而被跨国公司的技术“锁定”（曾繁华、李坚，2000）。但是，肯定中国引资策略的也大有人在。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对策是东道国最终无法避免的取舍。典型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主要驱动力就是占领东道国的市场，而东道国在此现实下，最佳选择便是从跨国公司那里取得所需技术。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行这样的外资战略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也不失再攀高峰的明智的选择。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为实施此战略提供了可行的基础（张宏霖，2004）。过去二十年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除了技术转移之外，其经营机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示范作用也是溢出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许多实证性的研究支持了这些观点。
我们认为，评价一个策略的正确与否要看策略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具备有效性实施的条件和政策实施后的绩效，并且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看。“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出台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从1979年出台中外合资法以来，这些法规最明显的政策特征是鼓励并提供优惠给予以出口为主的“三资”企业。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加工组装型的“三资企业”发展迅速（主要是来自中国港、台地区及东南亚的外资）。这类企业的发展在解决就业、缓和资金和外汇的短缺等方面的确作出了贡献，但是港、台地区资本规模小，整体技术水平低甚至低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所以限制了引进外资提升技术的作用。80年代后期尽管中国政府仍鼓励出口型的外商企业，但是对与市场型的外资的限制开始松动。原因有二：其一，由于欧美国家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多，来自欧美国家要求放开中国市场的压力增大；其二，这类出口型的国际投资流动性很强，一旦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中国的吸引力就可能下降。而且，许多国家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措施（如免税、低价的土地利用费等）也使受资国的负担加大。其三，中国需要通过外资引进高新技术。而欧美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要高于港、台地区在华投资企业。中国政府意识到只有容许市场导向型的国外直接投资，从工业国家转移技术才成为可能。所以“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逐渐显现。选择此策略在当时是不得不作出但又是明智的（张宏霖，2004）。
如果说在80年后期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是迫于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在当时也同时具备了实施此策略的有效条件。（1）8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色彩还很浓厚，企业自主权十分有限，利用外资合同的签订，更多体现的是政府的意愿和价值判断，同时对外商技术的规定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限制。（2）国内市场是高度保护性的。外商把产品打入中国市场不外乎有两个渠道：一是商品输出，但是我国的贸易壁垒使其出口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二是资本输出，即我国建立外商投资企业，但出口业绩要求和外汇平衡要求又堵塞了这条渠道。因此，在国内市场高度保护的条件下，才存在通过放松出口业绩和外汇平衡要求，使外商得以进入国内市场转让技术的“口子”。显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两个条件已经不存在，我国的引资策略必然要作出新的调整。
7.3.4.2 对“以市场换技术”策略评价的一点不同的看法
评价“以市场换技术”方针实施绩效时，不能只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相关产业市场的挤占、甚至有垄断倾向的现象，就一概否定外商投资企业技术转移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正面影响，也不能只看到跨国公司带来少数先进技术，而过于夸大外商技术转让的积极作用。应该分时期、国别、产品项目、规模大小以及外资进入方式等对其投资及技术转移扩散效果进行全面、系统、公正和客观的评价。
认为中国出让市场获得的是部分技术，并没有获得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这被认为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的理由之一。笔者认为，这并不完全是该策略本身的失误，而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转让策略和技术垄断优势决定了技术转移的有限性，或者说是跨国公司技术垄断或对封锁核心技术的天性决定的。邓宁和金德伯格认为，跨国公司最大的优势在于技术优势，技术优势是企业跨国经营立身之本。跨国公司的几乎所有的特性都与控制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有关。跨国公司即使是在向东道国转移先进技术时，也是要将核心技术留在母公司内的。另外，我们在引资过程中应理解跨国公司的决策标准：
首先，需求档次和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在决定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东道国现有的需求档次和技术水平。如果国内市场对某项技术领先的产品，缺乏需求，或者缺乏支持这项技术使用的技术基础，跨国公司就会选择技术水平相对低一些，但更符合东道国产业和技术水平以及市场需求的技术。
其次，行业特点。建立全球生产和配套体系的跨国公司，其所处的行业通常具有技术复杂、制造过程高度专业化的特点，需要许多配套行业的发展，跨国公司要想使其产品居于领先的地位，就需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配套。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技术整体水平不高，要求这类行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配套很难做到。
再次，国内市场结构。我国的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差别很大。市场结构不同，跨国公司技术引进的行为有很大差别。在存在竞争障碍的行业，国内市场结构是垄断性的，国内企业竞争能力差，跨国公司有较明显的优势，投资积极性较高。
以上因素的分析，一方面说明这些因素决定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方向的选择，并不主要遵从我们的引导政策；另一方面，说明东道国的发展水平对跨国公司转移的技术层次有重要影响，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其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的行业投资。所以，导致“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实施效果不理想，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引进技术的实际状况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跨国公司技术垄断的特性决定的；主观上是中国市场缺乏竞争和国内企业应有的竞争力和自创能力所致。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企业缺乏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创新能力。据国家科委对2300项引进技术的调查，其中仅有9.2%的引进项目得到不同程度的消化吸收。在220家被调查的企业中，只有2%的引进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搞消化吸收。企业不重视对先进技术及未来市场的控制，不关心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在此情况下，无论国内企业吸收多少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企业的技术、管理、人才等因素都无多大帮助。最后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中。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换技术”市场份额出让过快，使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减产、停产和破产，这也被认为是该策略失败的理由，笔者对此不能苟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会与国内企业竞争，对国内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但这绝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其他内资企业同样面临跨国公司的挑战。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破产、停产和减产或许有跨国公司进入后竞争加剧的因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体制的问题以及国有企业自身经营机制和企业制度改革不到位造成的缺乏竞争力。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外资进入才产生的。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不能通过阻止外商投资企业进入达到，保护国有企业（包括一切内资企业）不等于保护落后，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
7.3.4.3 在新的形势下引资战略的调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市场保护和技术转让两个方面动摇了“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根基（王允贵，2001）。加入WTO后我国必须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根据协议，以下四项措施被严禁：（1）当地含量要求；（2）贸易平衡要求；（3）出口业绩要求；（4）进口用汇限制。另外中美WTO协议还附加了两个条款，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引资政策不再要求技术转让条款和从事研究与开发条款。根据中美WTO协议，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日起，外国公司可以分销所有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加入WTO一年内，外商投资企业不但可以分销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而且还可以分销进口产品，这意味对外商企业的内销限制彻底取消。“以市场换技术”实施的两个条件已不存在了。
加入WTO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为的政策有两个方面：首先，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对所有企业实行一律的和无差别的优惠、特权和豁免政策，这种政策调整是对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其次，大幅削减关税，取消绝大部分非关税贸易措施，国内外市场人为割裂的缝隙大大缩小，外商可以在出口、直接投资建厂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和方式的选择。这两种类型调整将对外商行为产生复杂的影响。国民待遇原则的落实使外商投资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取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生产效率或加工效率的提高，会刺激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国内外企业竞争条件的拉平，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则可能会产生相反或抵消的作用。综合而言，加入WTO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大于抑制效应，跨国公司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都大大增加了。
上述分析表明加入WTO后“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已无继续坚持的必要和可能。利用外资战略及政策应该调整，在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中进一步放开市场，中国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总体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