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能滋长造成物我矛盾之“欲”。相对并亦具有了解物我变化之“理”。根据前章分析，既知物我变化之理，一本自然，非人所能为力；由是显示，物我矛盾之欲，原系妄为，无异自寻烦扰。庄子看清此点，为求调整物我之间现存的矛盾关系，因之提出“约分”之说。
“约分”之说，原见于《秋水篇》中，郭象注之云：“约己归于其分。”另如《知北游》亦有谓：“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成玄英注之云：
“虽与物相顺，而亦各止其分。”均承《秋水》约分之意而来。简括地说，就是凭得超化之心，约束自己的知欲和物欲，回到应守的本分范围内去，而不再有所逾越。这在“物”的方面来说，且让他顺应自然而化，或可谓之为任万物自身演化，叫做“自化”。另在“我”的方面来说，我是万物之一，或顺应物理而变化；或深体物性，而求与物感通，都叫做“物化”。
上述物之“自化”，与我之“物化”，各行其道而不相碍，便是“约分”之本义。
万物之自化，属于宇宙间普遍现象，而且永不停息，不知所终。如说：
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寓言》）因为自化，全属天然的演化，所以又叫做“天均”。“天均”即“天钧”，意即自然的安排。固然造化之下，一切演化，由之所造；但其原本自然，虽有规律，只是一向宽松的轮廓。故万物于自然规律之中，仍得保有“自化”的活动余地。（人心之有超化成就，亦源于此）故能形成天地之间，飞、走、潜、跃，各别发展，生趣盎然。惟庄子无法寻出所有自化的真正原因，只能任之。有如《天运篇》所云：“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
依次，论到人之物化，则有形体和精神两种情形，可以分别一说——
一是形体的自然演变，人死化为异物，这与近代科学分析，完全相符。骸骨归土，不过变为若干硫、磷、镁、铁、石灰、碳素之类。纵使文人笔下，逞其想象，而谓“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虽较美好，仍无补于实际。庄子了解这一人死物化之事实，外表上故作达观任运的态度，理性上也接受与化俱往的公例；这样，固可不为当下的形体所拘系，随造化而俱化。然而感情上仍免不了无限悲怆的意味。如说：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刻意》）……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田子方》）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大宗师》）再是人于现实生活之中，使日常生活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适应，形成双方的一似天然无间，这样，人的生活一切显得天真自然，虽随处与外物接触，而并不觉物之窒碍，有如与物化而为一。如说：
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同前）仅此尚非物化之精义，尤当凭一己之精神高度修养内心超化，使得与物自然相通，亦即是保持与物为一之感情，而不复知有物我之分。这种物化之境，乃为庄子的一大创见。跨越了天地间生命界的一切隔阂，将之浑然融为一体。而于其中，不见任何“理”之掺杂，但觉“情”之流露。别是一种人生之美善。如说：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则阳》）从物之“自化”，到我之“物化”（特指人心之超化），在这其间，使物我各畅其情，关键所在，便靠人能善自尊重约分之说。关于这种约分的来源，庄子坦承得自前人的启导。故说：“闻曰：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 ”
（《秋水》）所谓“不闻”，便是不求知欲之开展。“不得”便是不求物欲的伸张。“无己”便是任物之“自化”与我之“物化”。约分而能如此，便是达到了最高的修养。有此修养，则物我的关系，可以大见改善。其改善的结果，一是见之于我对物的不伤，再是见之于我对物的欣赏。我对物的不伤，在乎物我将迎之际，无所容心，则两无拘束，牵连自少。如此将迎，任物而已。于物何损，又于我何害。如说：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知北游》）（按，王叔岷校正末句曰：人，唐写本作之，指物言。）另，我对物的欣赏，即是使物所禀自然之性，而与我之精神相通。因而，自然之美，我心之乐，各能得尽其性。如说：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遥游》）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
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我对物之不伤，仅表明二者无碍与和谐。我对物之欣赏，则已使双方关系，进而融会为一。
“万物与我为一”，乃庄子的重要思想之一。但万物与我，既加以分别，一名为“我”，另一名为“物”。则物与我之间，自有不能“为一”之差异性。盖以物我之来源虽同，而其禀赋并非一律。人既为万物之灵，或以惊奇之心，求能了知物象；或纵习染之欲，转而役物。这两种作为，无论为前一种以心知物，后一种纵欲役物，概皆以我之有限，而逐物之无限。陷溺必深，后果堪虞。庄子有鉴于此，遂以“物化”之论，强调物我之可合，用证“为一”之可能；更以“约分”之理，说明物我之可分，借补不能“为一”之缺憾。合之初阶，在我之对物寄情于欣赏，相互感通。分之要点，在我之对物，用心无所将迎，相互不伤。庄子之“万物与我为一”思想，于此分合之际，可以略见其大旨；至于“浮游乎万物之祖”，与“通乎物之所造”，诚为物我自然之最高境界。惟求其出发点，殆皆以此“大一”之思想为本。
群与己
西哲有言：“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即谓一己，社会则指群体。进一步言之，一己乃以自我为中心之每个人。群体为自我以外之众人（或由众人合组而成之社会）。一己之个人与群体之众人，两者同属人类，本宜和睦平等相处。但每一个人，基于天赋之自我保存和发展的本能，总觉一己之优越性，超乎他人。此一本能充量发挥，遂以自我为中心，或多或少，形成种种充满私见、私心、私利的对外行为，而逐渐尖锐化。
这种对外行为逐渐尖锐化的起因，当导源于意欲的增加，生活的扩展，社会的变动。文化突破早期的淳朴形态，不断更张，趋于复杂万状。以是群与己之间，接触频繁，利害密切。
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之一己，复因接触频繁而冲突益多，利害密切而芥蒂难免之故，彼此由对立，转而纷争迭起。这种群与己的纷争，与前章物与我的矛盾相同，成为人生期望由 “德”而“道”，由“人”而“天”，所将遭遇的又一困难。一己陷入人事旋涡，形体不由自主，随波逐流。结果是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 ”《齐物论》。
这也是急待检讨的问题。
照庄子的看法，群与己相处，最易发生的纷争，概括说来，共有三种：一为彼此意见的不同，而引起无穷的争辩。二为内在情欲的扩张，而产生相互牵连纠结。三为强力政治的束缚，而导致上下怀私。针对这三种群与己的关系，庄子复又提出其独有的解决意见，那便是：为了避免彼此无穷的争辩，莫如是非之齐。为了根除相互不必要的牵连纠结，莫如相忘之道。为了改善上下相对的怀私，莫如自然之治。最后并构想一 “至德之世 ”，作为群与己未来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