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为别人的书作序，因为我不属于学界名流，更算不上什么宗师泰斗。这次破例为赵秉勋先生的书作序，另有缘由：秉勋是中文系八四级学生，在上大学期间对我所讲的美学有所偏爱（这当然不是说我讲课有多么好，首先是他的专业爱好和趣味有所偏）。他学风朴实，勤学善思，每每能悟彻一些深刻的学理，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虽然在校期间交往不算甚密，但彼此神交心许。也就是这个“神交心许”，使我们在分别之后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彼此不能相忘。记得在数年前，秉勋与同班的一位同学突然登门造访，刚一见面，他就问我记不记得他的名字，我顺口说出他的名字，他很激动。其实我何止记得他的名字，还记得他上学时美学作业的大概内容以及我所写的评语呢。我在大学执教将近三十年了，教出不少学生，绝大多数现在记不清了，但其中才性卓著并在他们的作业或论文中有所显露者，都永志难忘。赵秉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深交不是在庸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建立在学生自己卓越才性基础之上的，这中间也有我对赤诚学子杰出才华的偏爱。这就是我和秉勋之间情分的由来，我是为这个特殊的情分而作的。
凝结着秉勋二十年心血的这部美学著作，当它带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沉甸甸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首先感动我的不是字里行间的深刻见解和美学道理，而是贯注于其间的不为一般读者所觉察的作者的独特精神。
首先是作者与众不同的安身立命的精神。说起精神，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感慨万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作者默默无闻地深居山乡中学，十年苦寒，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时俗所染，安贫乐道，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忙里偷乐，独自一人钻研美学，在美的形而上天地里构筑自己的理想王国，以寄托精神，持存本真的人性。这就是秉勋在近二十年的工作实践和艰难环境中修炼成的一种独特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并且是超越时代的精神。大凡普通人，难免不跟着时代潮流随波逐流。一个人超然独立于时代潮流之上，特立独行，寒江独钓，这需要坚强无比的个性力量。显然秉勋所持守的这种超绝时俗的精神，绝非平常人的精神，是孤独峭拔的大英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便没有现在这部著作。
其次是作者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现在的大学教育表面上呈现着空前繁荣之盛况，每年几百万大学生走出校门，紧接着又有几百万新生走进校门。似乎都为知识而来，四年后满载而归。其实不然，相当数量的人都欣欣而来，空空而去，除了文凭和学位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大学正在应试教育的浮躁和市场化的喧嚣中走向知识的荒原，走向人文精神的坟墓。其症结主要出在陈腐落后的学风上（当然陈旧的教育制度也难逃干系）：现在许多大学里普遍地蔓延着一股实用主义颓风，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把知识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谋生的工具，或获致个人名利的手段。知识一旦作为工具或手段，学问便和精神修养相脱节，再大的知识也和修鞋匠的锥子、剪子一样，它与使用者本人的内在才性、德行、修养漠然对立。所以，死读硬考二十余年而熬成的博士生，并不能成为一位有修养的道德君子，很可能是一位不明事理不谙人情的糊涂庸人或势利小人，因为他的求学之路一直与人文精神相绝缘。有知识无精神，有学位无道德，这便是一部分大学生的普遍精神状况。秉勋在大学期间、大学毕业之后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与时相悖的治学之路。他一向视知识为生存目的本身，将求知与养性、研究与扩充内在精神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知识中有精神，在他的个人的独特精神修养中有知识。我可以十分负责地说：在作者这部美学著作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在他关于美的见解中饱含着他对人生真善的信仰和崇敬，他是借美学来照明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绝无虚言与假话。这种知识和精神的活生生的结合与统一，是最好、最积极、最科学的治学精神，这也是我们民族学术和教育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用以治学立身的传统精神。我肯定秉勋的这种治学精神，是因为这种难得的治学精神在今天值得提倡，值得发扬光大。
说这部著作首先表现的是作者本人的某种独特精神，这并不是贬低其学术价值。所谓学术价值是指在知识的同一领域和层面上对前人的认识有所推进，有所拓展。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美的本质的认识，一是关于美的范畴的认识，在这两个理论领域作者都有独到见解。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一条基本定理。但是对象化总是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在资本主义时代，对象化具有异化的性质，沦为丑的基础和前提。这是目前国内美学家们对对象化的具体解释，其依据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概念。秉勋则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对象化、外化都带有异化的性质，越是古远，异化的性质越是严重。对象化或外化只有在转化为内在觉悟的经验对象的情况下，它才是美的基础和根源。这个观点是这部著作中突出的一个新观点，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在范畴美学的问题上，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优美是人类混沌初开时幼稚心理在审美活动中的初步表现，而崇高和悲剧则是人类心智充分发展了的产物。因此，优美历史地逻辑地发生在崇高和悲剧之前。秉勋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先有崇高，后有优美，指出美与审美是循着从矛盾到和谐的路线向前发展的。从艰难的美转向平易的美，这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美的历史规律。这个观点很新颖，见前人所未见，发先学所未发。单就这两个新观点而言，这部美学著作就具有它独到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美学是世界上最无用的学问，历来如此。在当今之世，实用主义泛滥，人们对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有用性的疯狂追求，已成为一股巨大的时代潮流。在如此时代背景下，执著地追求美学，探索美学，实为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秉勋不守古训，甘当“不识时务”者，自然也就退出时代英雄之列。他自认为在这种背时的孤寂的生存状态中有我的某种“深远”的影响，并为此深表谢意。我深感惭愧和内疚。对别人造成不幸，理应受到谴责，怎么有脸接受别人的感谢呢？！出于师生情谊，我真诚地希望秉勋“识时务”，成为真正的俊杰，超越孤寂，与天地宇宙齐一，友与万物，与民同乐。
魏久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