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9年，鲁国的大夫穆叔奉命到晋国去访问。晋国的卿范宣子接待了他，并且与他交谈起来。范宣子问穆叔道：“古人有话说：‘死而不朽。’你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吗？”穆叔不清楚范宣子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没有马上口答。范宣子以为穆叔答不上，得意他说：“我的祖先，虞舜前是陶唐氏，夏朗后是御龙氏，在商朗是象韦氏，在周朝则是唐社氏。周王室衰败以后，由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执政的是范氏。所谓‘死而不朽’，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
穆叔听他这样说，觉得很不入耳，便说：“据我所听到的，这叫做世禄，也就是世世代代享受禄位，而不是‘不朽’。鲁国有一位已经去世的大夫，叫藏文种。死了以后，他的话世世代代没有被人们废弃。所谓‘不朽’，说的是这个吧。”他接他又说：“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如果能做到这样，虽然死了也久久不会被人们废弃。这叫做三不朽。若只是保存和接受姓氏，用来守住宗庙，世世代代不断绝祭祀，那是每个国家都有的，不能说是不朽。出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左传》提出了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谓不朽”。最高的是“立德”，即以卓越出众的道德规范，为后人立下不朽的榜样；其次是“立功”，即以顽强艰苦的努力，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功绩；再次是“立言”，即为时代留下精彩精当的不朽言论。
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都必将长远地影响于后世，也即其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是永不消失的，这也就是说三立者的精神远远超越于死亡而臻于不朽。他们虽死犹生，其名永远立于世人之心，才是不朽。
后来唐代的一位学者对这“三立”又作了精辟的阐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于是，“三立”有了定论。
在中国历史上“三立”就成为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和许多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即使是现在，人们还常常提起，不时赋予一些新意。
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框架中，人并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人们所有的思想行为都淹没在封建社会的附属关系上，所以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在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
因此，在我们常说的“成才”应当包括：“立人、立事、立言。”这三个方面，想成才者不可只立其一而废其余。
“立人”乃一切之本，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惟有品质优良、道德高尚者方可成一大器。
“立人”包括立德和立志。
“立德”主要讲的不是个人修养多年，一遇外部社会的冲击，瞬间即可土崩瓦解的私德。现在要讲的首先应是公德。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合理秩序和规范，这些都需要人们自觉去维护，比如包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对所交往的人讲诚信，救死扶伤等等。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会有很好的品行。这时候的立德，是社会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回避的。真正无穷的力量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榜样，所以没有必要呼唤圣人或“雷锋”出现，每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立德”，就将形成真正文明的社会环境，这比起塑造一些头上有光环的道德大师供人们去瞻仰实际得多。
“立志”要求一个人要有优良的品质。勤奋、好学、善思、进取、自尊、自爱、拼搏。
“立事”是人才毕生要实现的目标，一切的拼搏付出，一切的孜孜不倦，一切的不畏艰险，都奔着那立事的目标而去。
当“立功”不再为某个朝廷所驱使的时候，这个词会因其平民化而显得生气勃勃。何为“功”？现在可解释为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也就是“立事”。一个企业家办好他的工厂，一个科学家取得科研的突破，一个工程师完成了某个项目，一个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获得丰收……等等，都和军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一样，立下了功业。在人们完成自己的事业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立事”从来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对社会的贡献。问题只是在于，做成的每一件事，不仅要利在当代，更要功在千秋，这个“事”方才立得起来。
“立言”是人才自我发现和自我改造过程的见证，它不仅可以启迪自己，而且可以激励和指点后人，教育和感召永远是人才的神圣使命。
“立言”在历史上是最具风险的事，从当年司马迁因说直话而遭到宫刑，到明清的文字狱使无数小知识分子丢掉头颅，直至前几十年文化被“革命”，万马齐喑究可哀，使人们觉得立德易立功易而立言最难。其实，立言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玄妙，无非就是发现真理，坚持真理。给这个世界留下人类的精神财富，而这却不是修身养性或是只有勇气就可以办到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立言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要总结历史，要研究现实，要预测将来，还要敢于说真话。而历史是扑朔迷离的，现实是错综复杂的，谁能洞若观火？能够“立言”的人，中国还是有一些的，但毕竟不多，象李敖、鲁迅那样的人就算的上是了。
值此一生，一定要励志图强，竭力成才。先立人，以图立事，并以立言。这样的人才可达到至死且不朽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