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们把几乎都非常片面地把“学而优则仕”理解成学习好了就可以做官，因为有了这样极端片面的曲解，因此，在长期的封建历史时期形成了高度腐败的读书做官论。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竟然成为一些人认为是对学而优则仕最佳注释：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村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正因为孔子的“学而优则仕”被片面地理解成学习好了就可以做官，读书可以做官，便成为国人的一个原始情结，一个据此可以实现的梦想；不论身处社会三教九流的何种阶层，不论自己家境地位如何卑微；只要肯下功夫苦读四书五经，就能在每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中，有金榜题名的机会，从而一步登天；范进中举就是一个精彩的写照。
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成了国人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杠杆。任何人只要抓住它，就可以福星高照，转眼间上九重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读书赶考，便有机会做官，做官自然会有钱，这样红颜便会成为知己。
于是，古往今来，不读书会让人看不起，读书不做官，更会被人耻笑；其结果是中国文化里缺乏平民意识。鲁迅才说，中国文化里没有人，只有主子和奴才。因为只有读书才有当主子的可能，否则，你就甘心老老实实地做奴才吧！所以，历史上说某位领导好，常誉为“某青天”“某父母官”；当过一点小官的文人墨客，才常常抒情“达则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以救世主自誉。
“学而优则仕”原话是这样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话是子夏说的，当然可以代表孔门的学说和思想。但是，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学好以后就可以当官的话，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个“优”字的理解。它至少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优秀，还有一个就是优裕、悠闲，时间、精力、智慧的优裕都叫做“优”。马融注曰：“仕优则学，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也。”就把“优”字解作了优余。由此可见，学而优则仕该解作：“学优则仕，行有余力，则可以从仕也。”和“仕而优则学”句合起来理解，就成了这个样子：
“做官的人，有了闲暇或者余力，便去学习探索真理，这样有利于自己的人格修养和管理艺术，会提高自己的政绩。学习的人，学习有了闲暇或者余力，不妨去做做官，走走仕途，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智慧和人生的真理付诸实践，饶益众生，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张。”
确实，古人做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而且手续极多，只要你有能力、才智，尤其是在战争等非常时期，更加容易。范睢、商鞅、孙滨、苏秦等，都是一介平民，甚至是奴隶，但却一跃而为公卿宰辅，一人之下，万姓之上，权倾天下。所以，在士与官之间并没有多大的鸿沟。包括孔子本人也是如此，“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等，都说明做官与治学并不矛盾，转换起来极为方便。
在子夏的眼里，做官与治学都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有一个转换的机制，那就是“优”。“官”的意思是器官，“百官”为各种感觉管理器官，做官就是为君王和百姓负责，上传下达，仿佛是君王和百姓的感觉器官。但是，君王和百姓都是人，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所以受着自然和人生的规律所支配。
鉴于知识分子承担着“学”与“仕”的双重身分，载体只有一个，所以必须把这双重身分“优”化。疲于奔命的官不是好官，沤心沥血的儒不是好儒。官要通达不违，儒要潇洒轻松，都会游刃有余，然后才能使这双重身分都圆融实现。
“学”的意思是效法实践人生的学问，这是根本，无论为官为儒，都应该以此为本。不仅为儒时应该参悟修学透彻，当官之后更应该有所领悟，身体力行，行不言之教，榜样天下，才是真仕。
子夏这两句话，到了曾子的《礼记·大学》那里，便成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两段，概括起来，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字，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必须接受的八大训练，也是治学为官的八大准则。“欲明明德”一段，是从“仕”的角度讲的，便是“仕而优则学”；“物格”一段，是从“学”的角度所讲，便是“学而优则仕”。
不过，对于人生之真理和为官之道学习好了，也一定会得到官禄：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君子“谋道不谋食”，是因为把道谋好了，自然会有人供给衣食。统治者需要一批明道之士佐己治理天下，所以进道之士不会忧愁衣食。但是，如果你去做农民，耕耘稼穑，难免会有旱涝饥荒；但是，只要你去学道，就会有进道的那一天，君王自会养着你，不管天下是旱是涝，都不会缺着你的。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君子忧愁自己进道的境界，而不愁自己的衣食。这种观点，是非常实际的，可见孔子讲话，并没有什么高的调子，反而最最实惠。
古人对于入仕做“官”者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仅要处理好公务，而且要研究好人生的课题，自己做好榜样；对于治学而为“儒”者的要求，也不简单，必须在研究效法人生真理，成为圣贤的时候，还必须去走入仕途，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官儒合一，仕学兼融，遂使知识分子成为人类文明的载体、社会秩序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