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语里，“贪生怕死”是个贬义词，出自《汉书·文三王传》。其实，“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而“本能”只能升华或超越；若与人的“本能”作对，企图抹杀它，比如否定人的利己本能搞“斗私批修”或“大公无私”注定是要失败的。
古语说“蝼蚁尚且贪生”，这种修辞隐含的不言自喻的意思是：何况人呢！“贪生怕死”既然是人的本能，那就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将基本人权排序，安全（免于死亡的恐惧，包括受伤害横死、因匮乏冻饿而死、生病暴死等）肯定位列第一。
另有一个听起来无骨气却被世世代代人实践着的大俗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与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分别讲了死亡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威慑和摧残。前者有个场景是男主角“葛优”在镇压地主的枪声中吓得尿了裤子；后者是不惧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痞的京剧大腕“张丰毅”。我们当然不是要嘲笑“葛优”和“张丰毅”贪生怕死的怯懦，而是试图追问是什么力量把人变得这么胆小如鼠。
本来，最美好的生死状态，应当如庄子所说：“适来，时也；适去；顺也。”庄子的顺生论即顺其自然，享受天赋寿命。可是，纵观上下五千年，中国人要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历朝历代中国人死于非命的太多了！
粗略梳理一下，严重“逆生”（基本人权不保，专制极权的酷虐使人做出违背“贪生怕死”本能的选择）的情形大约有四种。
其一，严刑之下，但求速死。
严刑逼供是中国“司法”的传统。连中国人理想中的“包青天”也是不例外，不是抬出龙虎狗三种铡刀威慑当事人，就是动辄喊“大刑伺侯”。这种“司法”模式的价值预设是视人命如草芥和“有罪推定”。这种前现代的“司法”传统，在今日仍然强势存在，虽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天下有几人能做“江姐”，竹签穿指不动摇？京剧《玉堂春》里刘潘两位大老爷重审苏三“谋杀”亲夫案时说：你不该招供呀！苏三道：“无情的拶子，我难受刑。”
美国大兵上战场身上带着多国语言的“护身符”，军方和道德舆论不仅将抵抗无效时的投降视为当然，而且容许在被俘受刑时招供（为此，当然要有相应的保密和防范措施），就是对“贪生怕死”权利的尊重。连麦克阿瑟那样强悍的人，对胜利后从日军战俘营解救出来的将士也表示了相当的同情、敬重和歉疚。
最野蛮的统治者，往往连“敌人”但求速死的愿望也不予满足，反而故意折磨之以增加临死的痛苦。莫言的长篇《檀香刑》和周实的短篇小说集《刀俎之间》，对凌迟等反人性的杀人“艺术”有惊心动魄的描绘。
其二，峻法之下，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有两种。一种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去感动掌握生杀大权者反而保全了生命。《蒙田随笔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里都有这样的事例。这种情形要求“司杀者”有惺惺相惜的品格或刘备、宋江那样的揽才之心。
另一种，俗话叫“死里求生”、“狗急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元年七月，陈吴等900人被征戍渔阳，在大泽乡遇大雨，道不通，不能按期赶到，依法皆当斩。陈胜、吴广乃谋曰：现在我们失期当斩，逃亡也是死罪，“举大计”造反也不过是死罪，同样是个死，何不赌它一把，兴许还死不了有好日子过？这种严峻到不近人情、逼人拼死一搏的效果，是秦王、李斯当初订律时没有想到的吗？不得而知。
其三，暴政虐民，厌生轻死。
对此，老子有最透彻的表述。《道德经》第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5章解释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为什么人民填不饱肚皮？因为统治者吞吃的赋税太多，所以人民只能挨饿。为什么人民难以管理？因为统治者恣意妄为，所以人民难以服从。为什么人民不怕死？因为统治者自我奉养太奢靡，所以人民了无生趣。）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即为什么统治者“厚生”，人民就只能“轻死”。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总财富没法跟今天相提并论，正如高亨所说“厚养则苛敛”。
所谓“民不畏死”，就是说，苛政猛于虎，会搞得人民“生不如死”；若搞得人民生不如死，你再用死刑来威胁他们有什么用呢？
老子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即，如果能够使人民常怀恋生畏死之心，而对那些越轨作恶者，我们能够把他们逮住消灭，谁还敢犯法？有人说这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其中隐含的两点前提确是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一是要让人民觉得活着还有一点生趣，生命值得珍惜；二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像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什么一呼百应，大落能大起？饥民太多，与其老老实实等死，当然不如跟闯王闯一闯。此外，朝廷剿抚不定的机会主义，使“杀人放火受招安”成为一条晋身之路，自然也是鼓舞投机冒险的原因之一。
其四，以理杀人。
提到“以理杀人”，人们想到的往往只是男权社会的妇女贞操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以理杀人”的“理学”的经典表述“存天理，灭人欲”，所杀所灭不仅是妇女，也包括被程朱理学洗脑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男性士大夫。明朝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明初的方孝孺，他忠君忠到不怕自己杀头也罢，还要放出不怕“灭十族”的狠话，让他的师门一“族”也受了株连——虽然主要的罪责在极其残忍的明成祖朱棣，但他的偏执与“大义凛然”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另一个是嘉靖皇帝时期的状元、大学者杨慎（升庵），因所谓“大礼议”（关于以旁支入继大宝的明世宗的生父与叔父的称谓之争），与大臣们一再哭谏于宫门，等于向皇上示威抗议其不守礼制，致使旬日之间两被廷杖，流放云南烟瘴地面直到老死。他自以为是存天理，实为于民生无所谓损益的政治自杀。
以理杀人在近现代，最多用最凶险的就是“洗脑”。关于这一点谈论起来颇为费辞而多有不便。我们知道纳粹靠洗脑，在人文底蕴不薄的德国煽动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日本军国主义者靠洗脑，训练了“神风特攻队”之类“人机合一的炸弹”；当代的恐怖头子本·拉登一伙也是靠洗脑来培训“人肉炸弹”。
这种种“以理杀人”，其实也不是纯粹靠“精神原子弹”，同时兼有威胁和利诱。有人采访过日本幸存的“神风特攻队员”，受访者说当年自己的同伴们临阵也怕死，也思亲，但没有回头路可走。而我们知道恐怖组织培养的“人弹”想的是，死后可以上天堂，那里有数个美女在等着英雄的到来，或者家族因自己的死而荣耀，家人因而得到优恤摆脱生活困境——这是以理杀人兼以利杀人。
既然是个人的权利，个人就有处置的自由。换句话说，我可以“贪生怕死”，也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死不屈。
至于“杀身成仁”的“仁”是否真的仁，值得杀身以成之，那由个人的信仰来决定。至于舍生取义的那个“义”，也多是由本人来感知取舍，并非全无疑义的（比如《史记》中记载的那些颇重信义的刺客，今天看来不过是做了权势者复仇的工具）。
然而，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上总有许多超越个人得失、舍生取义的英雄。不然，我们没法解释像沙俄时代贵族出身的“十二月党人”那样一批志士仁人的存在。信仰、信念的力量确实很伟大。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而为万物之灵长的缘由和理由。
你虽然有“贪生怕死”的权利和自由，但权利和自由是有边界的，个人选择是要负责的——你可以为竞技冒生命危险，你可以为探险而冒生命危险，甚至找刺激为冒险而冒险，但无权捎上别人，也要尽量顾及家人的感受，理性地采取减少风险的措施。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既然应征入伍，上战场就不能临阵脱逃而要英勇杀敌；既然当了警察，就不能临危退避，该出手就要出手；既然当了医生，就要跟病人打交道救死扶伤，不能扔下传染病人逃走；既然当了记者，要就不遗余力追寻真相，不能怕被揭露者威胁而放手……诸如此类，依此类推，这原是本分，做到了不算崇高，做不到则是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