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伟大之处在于她的一切都“建设”的细密无间，恰到好处。是谓“鬼斧神工，天衣无缝”。
即便人们认识到了大自然的神奇，明了“自然是道”的不可更替性，愿意诚心诚意地师法自然，人们也很难达到自然而然的功力。这就如人类对于完美的追求，只能够无限的接近而不可能真正的达到。否则一定是过头，离完美更远，所谓过犹不及便是。
社会生活中有的是过犹不及的情形。譬如我们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有些人则相反，他们拼命工作，以致无暇顾及友情、亲情乃至自己，不知或忽略了人是需要真实温馨的生活的，是需要娱乐和休闲来调节身心的，一味工作而不知生活不过是可怜的工作狂而已。他们或许会很有钱，占有许多的物质财富，但他们未必有闲暇消受，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容易贫乏无味，因为他们同样会“没时间”顾及。这样的人生决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暇去体味生活本身。
“过犹不及”出自于这样一个典故。春秋时期，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颛孙师（子张），一个叫卜商（子夏），前者天资聪颖，但性格急躁，做事情往往超过恰到好处的标准；后者天资较差，性格慢条斯理，做起事情来往往达不到恰到好处的标准。换句话说，子张的缺点是“过”，子夏的缺点是“不及”。对此，子贡问孔子，这两个人谁更强一些的时候，他回答说“过犹不及”，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据《论语·尧曰》记载，在尧传位于舜，舜传位给禹的禅让时代，就提出“允执其中”，即把握做事的“度”，不走极端，做到恰到好处。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倡中庸，反对“过”和“不及”。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行为都可分过度、不及、适中这三种状态，比如，在鲁莽、怯懦、勇敢这三种相关的状态中，鲁莽是过度，怯懦是不及，勇敢是适中。在浪费、吝啬、慷慨这三种状态中，浪费是过度，吝啬是不及、大方是适中。在纵欲、冷淡、节制这三种状态中，纵欲是过度，冷淡是不及，而节制是适中。等等。亚里士多德的适中与孔子的中庸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执其两端以扣其中”，即审视两端而取中，亦即在两个极之间保持适当的“度”做到适度、适当、恰到好处。有人将这种不走极端而保持适中的思维方式喻为“三条大路走当中”，即思维、办事既不偏也不斜，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亚里斯多德和孔子反对走极端，崇尚适中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火花，以辩证思维观察事物，就要着眼一体而分见两边和多面，既要讲全面性又要讲两点论，而不是像形而上学那样，不知“执其两端以扣其中”，而是将某一端绝对化。办事走极端，好事也可能办坏，道理说得偏激，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在国外，中庸之道历来被提到很高的地位。莎士比亚说：“美德是一种中庸之道”，他认为人的激情和由激情所引起的行为中的“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美德就在于舍两极而执其中，这就是讲中庸合理。
崇尚适中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捕捉客观法则，避免极端、偏激、片面性、绝对化的毛病有借鉴作用，但这种借鉴所解决的还只是思维形式的问题，至于怎样算适中、适度、恰到好处，则需要我们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把握。不同的人，把握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
毛泽东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又说：“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中找出与确定具有一定安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的评介是中肯的。
中庸之道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含有与进取精神、竞争意识相冲突的因素，但它主张把不偏不倚与无原则的调和折衷相区别，强调人格培养的全面性，把握言行的一定界限等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