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大意”低贱而不可不听任的，是万物；卑下而不可不依随的，是百姓。
庄子认为万物虽然低贱，但人们却不得不听任它们自由生长；而百姓虽然卑下，但统治者却不得不依附他们。庄子的这种学说，正好继承了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思想脉络。
战国时期，齐襄王派使臣带着国书去问候赵惠王的妻子赵威后。赵威后还没有把信拆开，就问齐国使臣说：“贵国今年庄稼收成好不好？百姓也无病无灾吧？齐王好吧？”齐国使臣听了大为不满，说：“我奉齐王之命来问候王后，王后也应该先向齐王问好，现在你却先问收成的好坏和百姓的生活，这岂不是抬高低贱而轻视尊贵吗？”
赵威后解释说：“你说的不对，要是没有好的收成，哪里会有百姓？要是没有百姓，哪里还有君王？先问君王，那是抛开了根本而去问枝节的事情啊。”
赵威后说得很对，国王虽然很尊贵，但如果没有了老百姓，国王还会是国王吗？或者当所有的老百姓都起来造反时，这个国王还能当得了吗？只可惜后世的很多帝王，却总是看不透这一点，结果不但丢了江山，还丢了性命。比如，隋炀帝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隋炀帝（569年—618年），名杨广，为隋文帝次子。他即位前为晋王，曾经统领大军南下，灭掉陈国，一统大江南北，后来又北击突厥，使之臣服。隋炀帝武功赫赫，却也养成了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性格。他即位后，先后派兵攻打南边的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北方的契丹、东边的流求、西边的伊吾（今新疆哈密地区）和土谷浑，由于隋朝强盛，隋军都取得了胜利。隋炀帝引以为功，得意洋洋。
隋炀帝不可一世，自以为是天下共同的君主。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较为桀骜不驯，隋炀帝征召高丽王入朝不至，于是大怒，决定派兵征讨。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命大臣往东莱（今山东）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役，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得休息，自腰以下全都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又征集全国各地的水陆兵，不论远近，会集涿郡（今北京）。同时征发江淮以南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3万人，全部奔赴涿郡。五月，炀帝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5万乘，发河南北部民夫供应军需。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船队前后长达千余里，往返在路上的民夫经常有10万人，日夜不绝，死尸横遍道路，全国骚动。大业八年（612年），隋军一百多万从涿郡出发，分海、陆两路进攻高丽，结果惨败。隋炀帝气不过，又于大业九年（613年）、十年（614年），两次大举进攻高丽，仍然没有成功。
隋炀帝三征高丽，妄想以武力压服高丽，但战事耗费无数，掏光了国库，更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终于激起人民的反抗，战火遍及天下。隋炀帝众叛亲离，最后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隋朝灭亡。
隋炀帝以战争起家，又因战争而身死国灭。其实，战争本身并无好坏，关键看其动机和目的。当初，身为晋王的杨广南下灭陈时，百姓雀跃，群臣称颂，待其为帝后三征高丽，则天下群情激愤，反抗四起。其中的原因，前者结束历经数百年的南北对峙和长期战乱，而且适可而止，后者则为隋炀帝一人好大喜功，炫耀武力，而且连年不休，使国穷民困。而隋炀帝却一味地穷兵黩武，看不清其中的差别，结果为天下人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