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这句名言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还比较落后，需要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没有外语这一工具是不行的。外语是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加强对外交流、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一个有力工具。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四十四条中，就提出：“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战争环境严酷，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世界联系增强，对外开放扩大，涉外工作增加，国际信息交流频繁，各行各业的涉外活动大为增加，外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各行业都要求结合工作的需要尽量多掌握一点外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生的外语水平作了明确规定，必须学好外语才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其他方面的人才，在普升职称、确定业务水平的时候，也常常有明确的外语水平要求。随着外语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社会普及外语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如果说一个中年人不懂得外语就有很多损失的话，那么，一个青年人才不懂得外语，就无异于寸步难行，更不用说发展进步了。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外语越来越成为不可回避的因素。商品的标牌，各种外来商品的使用指南，报刊上出现的时髦用语，互联网上的提示和许多外语替代词，青年生活中的日常用语，重要场所的外文指示，公共交通的外文提示广播……在各种场合，外语无时无刻地冲击着人们的视线。不懂得外语，很难成为现代人才。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许多出国研究和进修的人才对外语的要求有深刻的体会。在一些需要加强学术沟通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只有具备较好的外语水平，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许多人出国后感觉到了外语的压力，但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一般都能够克服困难，较好地掌握外语。西方学者懂得中文的极少，但是中国学者懂得外文，这本身就是优势。现在外国也出现了中文热，外国知识青年懂得中文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这就更需要我国的人才更好地掌握外语。
（2）革命导师学习外语的榜样
在外语学习方面，革命导师已为后辈做好了榜样。
马克思曾自学几门外语，其中包括英语和俄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同时掌握了几门外语。列宁同他的革命伴侣克鲁普斯卡娅在共度流放生涯时也曾自学英语。
外语应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来对待。我们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学习和懂得外语的也大有人在。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在国外学习过，但也曾认真学习过英语。
20世纪60年代初，章含之曾经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1963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据章含之介绍：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
林克于1954年秋到毛泽东办公室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前后共有12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林克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林克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读书生活》一书中介绍过毛泽东学习英语的生动情景。1954年，林克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年逾花甲。11月，他第一次同林克在一起学英语。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他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人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1960年出版后，毛泽东特地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毛泽东又立即索取英文本，要和林克对读一遍。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毛泽东曾对林克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经常让林克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还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和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解，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一部英汉字典和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这两部字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这两部字典。他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毛泽东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英语。他把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当作是一种特殊的休息。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人睡之前、饭前饭后、爬山、散步中间休息，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1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这期间，他的英语学习都没有中断过。毛泽东主席晚年花了不少工夫学英语，1970年在中南海会见他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就大量使用英语说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许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