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总结与评析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一些学者对60年来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和评析。
刘国光认为，在共和国60周年之际，我们对前30年和后30年的辉煌成就和曲折失误，都应抱着客观的分析态度，决不能只用后30年的成就来对照前30年的缺失，更不能扬后30年而贬前30年。共和国的6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①
卫兴华、侯为民认为，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结60年的经验教训，需要客观评价前30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功过，科学分析后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得失，前30年为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基础，后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验与实践发展的脉络看，我国在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重视发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科学发展。②
杨承训认为，经过60年艰辛探索，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总结和升华历史经验，应当从深层次上认识生产社会化规律所要求的“市场调节、调节市场”双导向机制及其内生性和复杂性，自觉地促进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有机耦合，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双导向反馈型调控体系，着力完善社会主义的“神经器官”，深化改革，进一步扫除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③
文魁、徐怀礼认为，新中国60年辉煌发展历程表明：始终从人民利益出发，以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为主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基本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基础性经济条件是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规律是贯穿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共同的灵魂是人民利益，共同的着力点是发展。人民利益是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根本目的；是基本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内在动力；是新中国经济60年的主脉。④
黄泰岩指出，对于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回顾中国历史200年经历的由强变弱又由弱变强的历史变迁，也要看到新中国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国在6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创造了年均8%以上的发展速度，其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年均发展速度达到了9.8%。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创造出比其他制度和体制更高的生产力。⑤
葛扬认为，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进行简单的全盘肯定或简单的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必须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历史评价。否定一种经济体制不等于否定一种经济体制所创造的经济基础，也无法否定。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改革开放进行的必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新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取得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的。⑥
（二）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与模式，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
1.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张宇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了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中国模式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把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几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⑦
何自力等认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域特征是公有制居主体地位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政治域特征是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和经济功能；文化域特征是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资本塑造和谐社会；社会域特征是收入分配多元化与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形成路径是循序渐进。⑧朱可辛也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以人为本”；它的构建是对原有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加以借鉴、对传统文化积淀进行挖掘以及对全球化趋势顺势迎和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以及对外战略等要素构成了它的基本轮廓。⑨
李炳炎等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具有以下特征：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的目标是富民强国、共同富裕；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依靠力量是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推进；改革的前途是促进社会生力的不断提高，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富民强国。⑩张建君也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转型目标；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约束刚性化；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阶段性转换；中国经济转型的措施实验性；中国经济转型的双主题联动性；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程恩富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是“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12梁波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依据中国国情建立的发展模式，是有效发挥国家主导作用的模式，是以培育多元利益主体，增进公民福祉为核心的模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均衡发展模式。
2.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和意义
林岗认为，中国改革模式的普遍意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改革的目的；传统与现代、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开放与自主、稳定与变革不是对立的，相反，只有使不同的因素保持平衡，使它们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才能使改革稳步向前推进；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于保证改革的顺利推动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李炳炎等认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基本经验是确立了以下五项改革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通过利益分享构建和谐社会。
张宇认为，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16但刘志明认为，中国模式彰显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这种独特个性，决定了其成功经验只可以供外国学习和借鉴而不能照搬。
漆思认为，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看，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性自觉、改革的循序性安排、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发展的人民性立场、发展的和谐性追求，形成了自主发展、渐进改革、开放兼容、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人本和谐发展观正在成为推动中国模式走向完善的主导性发展理念。
3.不赞同和主张慎谈中国模式
李君如提出，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因此，他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19施雪华也认为，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道路有中国特色，还不能构成一种模式，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
俞可平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
邱耕田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因此，基于中国以往发展的高代价性及其“中国模式”的历史动态性而言，不要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中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
（三）“国进民退”的争论
近期，一些国企尤其是央企，在一些行业对民企进行整合与兼并，于是一些学者就认为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批评者有之，赞成者有之。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总体上的“国进民退”，于是理论经济学展开了不同思路与观点的论述与交锋。
1.反对“国进民退”
夏业良认为，出现“国进民退”的深层原因是过去的计划思维没有转变，对民营企业有偏见，认为民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主体部分，充其量只是对主体经济的补充，只有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主体标志。
反对“国进民退”的理由为“国进民退”是倒退，将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陈志武认为，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将会产生五大后果：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难以实现、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会受到影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国进民退”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倒退。24张鸣认为，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重走回头路。25许小年同样认为，“国进民退”会制造社会不公平，背离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市场化方向。政府管理经济和经营企业会导致效率低下，是没有希望的。26何伟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缩小国有经济控制行业和领域，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空间，因而“国退民进”是改革的大趋势，而目前出现的“国进民退”，是逆改革取向而行。27张曙光认为，“国进民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共同行动，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业，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和介入。“国进民退”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28黄孟复表示，简单地对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中心，对企业进行“合并同类项”的兼并重组，是不现实的做法，全国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已经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相关方面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29曲瑞雪和张文魁说，所谓“国进民退”，其实就是国家所有权的扩张，使私人所有权受到压缩，其实质是市场的扭曲。30笑蜀认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进民退，属于明显的体制复归；更可能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跑马圈地，从而加深中国经济权贵化、寡头化的趋势。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进民退的社会危害，首先在经营范围上为垄断国企套上笼头，划定边界，非经授权一律不得越界经营。这当然意味着垄断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如果不这样做，国企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继续咄咄逼人，则肯定要伤害全体国民的利益并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吴敬琏认为，10万亿元贷款一下去，主要是贷给了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项目的企业，大量民营小企业贷款日益艰难。这样就出现一个“挤出效应”，发生了“国进民退”。这并非好状况，应充分注意。
2.支持“国进民退”
乔新生认为，我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重要的资源包括土地、矿山都属于国家所有。在其中某些领域出现的国有企业逐渐收购或者兼并重组民营企业的现象，这既不是国有化，因为在这些领域本来就是国家所有；同时也不是压缩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因为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并没有实现健康发展。国有企业进入这些领域，至少可以改变现有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让国有资源真正属于国家所有。这样的“国进民退”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中国前一段时间改革成效整体反思重新做出的慎重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国进民退”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促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公有制，并且对公有制的实现提出更好的建议。过去那种人云亦云、东施效颦的思考和论证模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中国的改革需要自己的理论。
冯冬宁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源领域内的“国进民退”是顺乎经济发展规律的，是大势所趋。在一些资源领域和特殊领域，允许新的进入者，不一定是好事。因此，特殊类、资源类领域的“国进”不仅能缩小贫富差距、修补改革共识，而且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也能够起到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3.不存在“国进民退”和慎言“国进民退”
马建堂表示，从2005年以来的一些经济指标，如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等方面进行分析，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刘伟认为，国家是“进”还是“退”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是，当年退也好，现在进也好，实际上取决于宏观调控要求。当年的改革是基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在“国进民退”现象主要出现在资源领域。民进国退、国退民进，关键在于如何退，在于进退是不是能按照经济规则来进行，在于市场规则究竟是怎样的。
王东京认为，是否真的存在“国进民退”，需要明确：第一，当下国企收购民企是不是很普遍？第二，收购行为背后是否有政治背景？若既不普遍也无政治背景，说是“国进民退”就未免牵强，同时也有危言耸听之嫌。首先，目前国企并购民企只是个案而并非普遍；其次，虽然背后有政府推动，但绝无政治背景。所以，在特殊情况下的国企收购，不能说是“国进民退”。
周其仁认为，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国进民退”现象，要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具体的研究剖析，到底这是双方自愿的市场化行为，还是由于政府的强迫。市场竞争之下，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或退的可能性；因此，要慎下“国进民退”结论。
（四）对当前金融危机的不同见解
国内学者在对金融危机的根源继续探讨的同时，还对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启示进行反思，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1.对当前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认识
王伟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最终是无法克服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防范规避危机成为可能。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全球性危机、制度性危机。
卫兴华、孙咏梅认为，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这种新特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显示出的差别。从危机的根源上说，这次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用以缓和生产相对过剩的金融创新和暂时促进需求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洪银兴认为，现代金融危机产生于虚拟经济，其根本原因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当时的判断，其实质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须以有效的政府干预和制度调整克服市场失败。
张雷声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其在经济全球化中激化的新的表现形式导致了这场危机。面对这场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各种弥补危机损失的方式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调适资本主义制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吴易风认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恶果，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
吴宣恭认为，通过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以及信用制度对危机影响作用的论述，认为美国试图以扩大信贷消费去缓解生产扩大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加速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发展，但是这个矛盾只是暂时由泡沫遮掩着，经过长期的积累、发酵终于爆发危机，这才是根本原因。
吴敬琏认为，这次金融海啸的性质是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原因：19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世界货币体系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美国经济储蓄率过低，向全世界举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美联储一直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这就使美国经济，进而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虚拟财富的泡沫。局部泡沫的爆破，会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
林毅夫提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三个方面：房地产价格持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泡沫成分不小；美国的双赤字影响了美元的地位；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所构造的金融衍生品将风险传递到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实质上扩散了风险，进而引发了次级债危机。次贷危机后不久就出现了连锁反应，引发了金融危机。
杨圣明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实体经济问题会引发严重的虚拟经济问题（金融危机）。反过来，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步步恶化，又引发更严重的实体经济危机，不仅房地产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且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也陷入危机。
吕红娟、何炼成认为，自2001年以来，美国为刺激经济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同时金融机构为谋求暴利发行大量的高风险次级贷款，而其在流通过程中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自身的特殊地位造成对其不公正的评级，当房价下跌时引起了各金融机构的连锁反应，随着金融巨头的纷纷破产和亏损，引发了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张维迎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会失灵。二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
2.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与启示
杨承训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以美国为戒，坚持走自己的路，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全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有金融经济主导整个金融市场；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强化金融监管；在同国际接轨中维护金融主权与增强话语权；强化社会主义的道德规则与操守。
刘国光认为，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少，处置的表现也较好，是因为我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张宇提出，愈演愈烈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应对这场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基本制度、保障社会公平、加强宏观调控、实现自主发展，赋予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以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把严峻的危机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
逄锦聚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经济政策的短期性和经济发展长期性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金融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
何干强认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在宏观调控上不应忽视五个方面的问题：解决金融信贷失衡需要重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失衡，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扩大消费需求必须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扩大就业的关键在于振兴新型公有制地位，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中的独立自主。
陈享光等认为，我们应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一是防止过度金融化。二是鼓励资源向生产性部门流动，避免金融资本的过度积累。三是加强对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的管理。四是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管控。
杨斌认为，我国应建立不依赖美元的国际贸易和结算机制以防止全球贸易崩溃，建立银行存款保护保值制度以防止全球经济“崩溃膨胀”，要求美国救市时区分不同性质的债务。
（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根本提高，资源和环境问题开始凸显，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制约了内需的扩大。特别是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迫切的任务。2009年学术界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和出路。多数学者赞成从扩大内需入手转变发展方式，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路。
文魁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多”、“快”放在“好”、“省”之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实践中又不自觉地延续了“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方式。现在我国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又好又快”，虽然只是快和好排列的简单变化，却是从理念上对经济目的的异化开始复归，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标志着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樊纲认为，我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根本上讲，问题就是要转变增长的机制。用“转变增长机制”的提法比“转变增长方式”更好一点，可以更少一点争议。“改变增长方式”这个词很容易被解释为改变产业结构，被说成是“结构转型、升级”，而且是“政府所主导、所决定的产业转型”。现在很多地方并不是转变经济机制，而是搞什么产业转型，由政府决定搞什么产业不搞什么产业。另外，就是要根本改变大的收入结构失调，这是制度问题，不是号召或刺激消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财税体制问题，是如何使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未分配收入，转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天天说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
迟福林提出，扩大内需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就在于它不仅是短期保增长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是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当前扩大内需初见成效，但这个“成效”具有浅表性特征，还面临着政策和体制障碍，甚至在某些大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方面尚未破题。所以，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中长期看，只有采取一些大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举措，使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才能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宋晓梧认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是形成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离开一定的体制和机制，任何良好的愿望都难以落到实处，而政府职能转变是现阶段形成和完善整个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切实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投资体制、垄断行业以及深化财税体制等相关领域的改革。
杨承训认为，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少先过三道坎：一是必须转变妨碍“转变”的惯性思维定势；二是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力度，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力；三是集中力量推进科学技术自主创新。
贺强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我国年度GDP增长率超过12%，就会出现明显的经济过热，这是因为资源瓶颈和环保瓶颈的制约；年度GDP增长率低于8%，经济就会明显过冷，这是因为人口大量增长的压力和每年大量新增就业的压力制约。然而我国大量依靠政策进行的总量调节，难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根源主要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此必须彻底变革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不断追求总体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下，依靠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不是依靠简单的规模扩大，而是依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张玉台认为，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一轮转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力争在如下四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以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为主线，采取综合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二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增强政府推动科学发展的主动性，提高政府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三是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构造竞争新格局；四是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卢中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是要进一步反思审视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缺陷；二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推进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三是要借这个机会吸引外部资源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四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促进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和合理布局。
陈志武认为，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越高，老百姓收入和民间消费就越会受到抑制。在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它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发展距离民生太远，与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
（六）收入分配
在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收入比重上升而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而在分配的主体上，主要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杨圣明认为，我国国民总收入初次分配增速最高者是企业，政府的增速次之，而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分配是否合理，首先也是主要取决于初次分配，而不是再分配。我国国民总收入经过再分配后所形成的分配格局同初次分配的结果相比大致相同，依然是企业、政府所得的比重上升，而居民所得的比重下降。
安体富、蒋震认为，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料，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企业利润侵蚀了劳动报酬，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微弱和转移性支出制度不完善等。
曾国安等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该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观点和政策主张隐含的逻辑是初次分配对效率具有影响，再分配对效率没有影响。实际上，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公平与否以及公平程度的高低均对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中汝认为，市场关系是“人”的关系，即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内的严重不公平，有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市场机制的扭曲。如果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不公平，单靠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实现不了公平正义。
黄泰岩认为，我国现在提出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转型期。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必然会随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必须从加快自主创新、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和加快自主品牌建设三方面推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刘煜辉认为，使中国实现消费转型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要改变初次分配格局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扭转这一趋势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
（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张卓元表示，60年来理论经济学的重大进展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探索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愈来愈受重视，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着力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研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规律性。
卫兴华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成果，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它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前提；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论；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论；五是公平与效率统一和并重论；六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论；七是判断改革开放与一切工作的三条标准论；八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论；九是社会主义经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论；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统一论。
杨承训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理论框架应是“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中学”为体，即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经济学为借鉴，吸收其有用成分。
程恩富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外市场经济为实践源泉，创新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和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等五个最主要的理论假设并逐渐形成共识，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
裴小革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集革命与建设于一体的建设经济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到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起到了其他学说没有起到的作用。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经济学，是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经济学，而不是主张葬送社会主义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
林木西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绝好的实践基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前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遇到严重挑战，现在西方经济学则正面临新的危机。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政治经济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机遇。对此，应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并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材体系和课程内容体系建设等方面实行重大改革。
孟捷认为，结合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势，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创造性转化所需解决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达成协调的可能性；如何解释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内在联系；如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