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的一年，也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最艰难的一年，这就使2009年的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无处不带有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的痕迹，从而形成了2009年相对于2003-2008年的研究热点排名而言具有的突出特征。就具体而言，200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与发展、资本市场、三农、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前5大热点问题与2008年相比没有发生任何位次的变化，这在7年的研究热点排名中是第一次出现。显示了中国经济研究主题的稳定性。其实，2009年我国经济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八”。8%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必保的一条底线，低了中国就要出问题，因为我国既要养活13亿多人口，还要满足每年新增人口，以及创造出一定的就业岗位以满足新增就业人口的需要。此外，还要应对我国跑步进入老年社会和不断强化的环保需要等。所以，当我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跌到6.8%和6.1%时，政府就提出为保增长，出拳要及时、要重、要狠的要求。同时，2009年又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认真总结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既是深化和完善“中国模式”的理论要求，也是保证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实践需要。这两件大事就使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发文量与第二名的差距也创往年最高。
保增长，就需要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强力支持。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繁荣资本市场的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沪指从1600多点上升到最高3400多点，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直接融资，也使资本市场排名第二成为可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信贷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近10万亿元，为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做出巨大贡献，但这也催生了资产价格的上涨，特别是房地产的泡沫，产生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如何实现保增长与抑通胀的平衡就使货币政策继续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在中国经济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历史转型新阶段，保增长更要靠调结构来实现，可以说，没有结构的优化，就没有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快速增长。目前我国调结构最重要的两大任务：一是通过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所说：新世纪对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另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福格尔甚至认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中国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即运用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向服务业的升级，以及在制造业内部由一般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升级。这正是三农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继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所在。
第二，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2003-2008年的热点排名中，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最高排在第10位，2009年却一举跃升到第6位，创出历史新高，显示了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问题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2009年经济学界之所以对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重视，是因为世界金融危机迫使我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下，国民收入的分配通常要有利于投资，劳动者报酬被压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这正是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基本逻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逻辑。中国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披露：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03年以前的50%以上，下降到2006年的40.6%，相应资本回报从以前的20%上升到30.6%。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居民消费率严重下降，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8年降为35.3%，远低于美国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但是，随着我国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所导致的严重产能过剩，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萎缩，使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据统计，2006年国务院将10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行业，2009年8月达到19个，2009年三季度在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更为严重的是，产能过剩不仅发生在传统行业，新兴行业如风能、多晶硅等也出现了产能过剩。这就要求我国必须通过增加消费实现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协调拉动，增加消费就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增加消费，首先取决于经济增长，但在后危机时代，当经济增长速度难以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决定居民消费增加的居民收入将主要取决于分配结构的调整，包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和再分配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情况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收入差距对增加消费就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第三，世界金融危机首次进入前10位。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成为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经济因美国经济“故障”而出现了无一幸免的“空难”现象，世界经济全面陷入萧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了1.1%，发达经济体下降了3.4%。对于仅次于上世纪29-33年大萧条的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就需要在理论层面探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原因；在体制层面寻找市场经济的机制缺陷；在运行层面发现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政策层面选择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和道路。
第四，金融体制首次进入前10位。金融体制问题在2007年仅排在第28位，2008年迅速上升到第13位，2009年进入第10位。金融体制排名的快速上升，一方面与我国金融体制的大踏步改革相联系，另一方面与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密切相关。世界金融危机给我国提出了一个尖端性的课题，即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体制究竟如何设计？危机表明，中国的金融体制不可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不可能按照“华盛顿共识”与国际全面接轨，但也不能因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减轻了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反对或放弃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国际化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只能在中国化和国际化之间找到自己的结合点。此外，单一美元的世界货币体系，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传导机制，也是美国利用金融霸权掠夺全球财富的制度基础，如何重构世界货币体系，防范金融风险，自然就成为研究的热点。
第五，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在2008年位于公共经济之后列第8位，2009年则超越公共经济上升到第7位。自我国入世以来，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外贸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外贸的拉动力戛然而止，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负贡献。2009年我国GDP增长8.7%，其中投资贡献了8个点，消费贡献了4.6个点，出口负贡献为3.9个点，而且出口负贡献与前三季度的3.6和上半年的2.9相比进一步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要从根本上好转，就必须实现外贸的正增长。2010年虽然世界经济将由负转正，但世界贸易的增长并不乐观，而且世界各国为保本国经济增长，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抬头，这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将带来巨大压力。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全球贸易预警处报告：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许多国家已累计推行297项贸易保护措施。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2009年1月1日至11月3日，全球已有19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相关调查，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为了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中国经济真正走上健康复苏之路，就需要从出口产业升级、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贸易国和地区结构优化、国际反倾销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成因、贸易政策调整、出口竞争力提升、环境规制影响等多视角、多层面寻找中国出口增长的路径与措施。
第六，消费首次进入前20位。消费问题在2007年排在第30位，2008年又掉到第34位，2009年跃升到第17位，显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得到迅速提升。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增加消费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解决外需与内需的失衡，这就需要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而扩大内需则需要解决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平衡之道是增加消费。二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加消费的重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低收入家庭消费率高达90%以上，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每年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消费，高收入家庭消费率城市和农村分别为57.9%和53.9%，比低收入家庭低30多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增加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更有利于刺激消费的增加。为了确立消费的核心地位，就需要从居民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政策、居民消费行为、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关系等诸多视角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形成原因，并探寻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机制，以及我国提高消费率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从理论上确立我国消费率合理性的标准。
第七，就业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就业问题在2007年排在第12位，2008年退出前20，排在第21位，2009年又回升到第13位。就业问题的再次升温，与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给就业带来巨大冲击密切相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供求缺口为1200万左右。为了有效缓解就业的巨大压力，就需要从全民创业、劳资关系改善、劳动政策调整、劳动合同法影响、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变动等方面对就业做出理论与实证的研究。
第八，企业成长再次进入前20位。企业成长问题2007年排在第17位，2008年跌到第23位，2009年回到第18位。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保增长实际上就是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死亡率大幅攀升。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显示：全国2008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广东中小企业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广东省2008年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到10月份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15661家，一个月就翻了一倍。保企业就成为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首要任务，这也是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把2009年确定为“企业服务年”的原因所在。同样，学界也从增值税转型、资源整合方式、战略规划、企业国际化、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关系等方面对企业成长进行了探讨。此外，在金融危机和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保企业也不是什么企业都保，对于那些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落后产能，政府运用“有形之手”加大淘汰力度，如水泥行业3年将淘汰3000余家企业，山西煤炭企业从2200家减为130家；同时市场运用“无形之手”加快兼并收购进程。政府产业重组规划、跨国并购、企业并购后的整合等内容也就成为企业成长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九，区域经济发展首次跌出前10位。从2003至2008年的6年间，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都进入前10位，分别排在第5、4、6、5、8和6位，2009年意外退出前10名，排在第11位。实际上，我国在2009年为保增长启动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政策，如先后经国务院批准，近20个经济区已由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10周年纪念等，这种密集的区域发展政策出台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还会退出前10位，究其原因可能是：2009年是世界金融危机年，世界金融危机虽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短期内的表现并不突出，从2009年在样本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部论文来看，区域经济方面的文章没有一篇与金融危机相关。学界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与金融危机相联系热点的集中关注，就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产生了挤出效应。但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内容来看，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区域发展差异、特定区域经济如西部开发、长三角、珠三角等多年的研究课题上，缺少新的关注亮点可能也是区域经济发展遇冷的原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就发展的趋向而言，应该重点推进区域经济内的产业一体化，因为产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灵魂，如日本的三大经济圈内，各个城市群内部形成了产业联系的高度一体化，三大城市群之间的物资流量较低，仅占全部物资流量的1.5%，而三大城市群内的货物流量达到85.3%。我国由于行政体制的制约，区域内产业一体化整合进展缓慢影响了区域经济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
第十，热点问题的替换率常态化或规律化。2009年前10大热点问题的替换率与2008年相同，也为20%，后10大热点问题的替换率比2008年的70%略低为60%，显示了我国经济研究变动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