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坐落着一幢青砖建造的二层欧式小洋楼，它就是张掖有名气的福音堂医院旧址。提起这幢福音堂医院欧式楼遗址，就得讲述一位爱国民主进步人士——高金城。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襄城县人，毕业于开封医学院。他的一生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充满了传奇色彩。
1886年，高金城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少年高金城家境贫困，为了生计，他给乡间的一个福音堂作勤杂工。一天，高金城打扫英籍传教士赵立民的房间，从床下面扫出一枚亮晶晶的金币，他捡起这枚金币，小心地放进衣兜，等赵立民回来后，亲自把金币交给了赵立民。赵立民十分不解，对高金城说：“这是金币！你懂吗？很值钱的。一枚银币可以买两袋面粉，可一枚金币可以买到二十袋白面，够你一家人吃几年。”
“这我知道。”高金城说。
“你知道，为什么还要交给我？”赵立民不解地问。
“圣明的基督告诉我，有心得意外之财，便有心走邪路，有心去害命……”高金城说。
赵立民被高金城的回答感动了，说：“圣明的基督会保佑你的。孩子，让我为你洗礼吧！”
从此，小小的高金城便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受到赵立民的赏识和钟爱。十三岁那年，高金城被赵立民带到县城里的基督会学堂学习，并亲自教授英语。中学毕业后，又被送到开封英国人金存仁开办的教会医院勤工俭学。五年后，年轻的高金城学有所成，便回到家乡行医布道……
1917年，高金城离开家乡河南，相继在兰州、甘州、肃州等地开办了福音堂教会医院，把布道和治病结为一体。他在甘州行医期间，总是亲自坐诊，凭借自己良好的医术治病救人，对一些交不起药费的群众，进行免费治疗，由于他医术高明，医德厚重，在甘州民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他到位于黑河上游的龙渠一带出诊，发现当地农民浇水很是困难，回来后，他就去找县长提建议，县长采纳了他的建议，便组织群众捐款出工，凿山打洞修渠引水，很快就解决了当地农民种地缺水问题。当地群众给他送去了写有“济世救人”的匾额。在甘州行医几年之后，高金城又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34年，他和夫人牟玉光离开协和医院，来到兰州开办了福陇医院，造福于陇上人民。
1937年8月1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与彭加伦在兰州五泉山的一个茶馆里，秘密会见了这位正义爱国、性情刚直的爱国人士高金城。谢觉哉对高金城说：“中央已经回电了，同意组织力量营救河西和青海被俘、流散的西路红军……”高金城专注地听着，并徐徐点头，他向谢老恳切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但是，我赞成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救国的。所以，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事我愿意做，请你们放心。”谢老接过话茬说：“河西一带刚刚打过仗，马步芳统治得很严，出入都要盘查，来去都要搜身，一般的人在那里是站不住脚的。你这次去河西，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陈昌浩，张琴秋等人，他们已经失散多日，与中央失去了联系。陈昌浩是西路红军的政委，张琴秋是政治部副主任，党十分关怀他们的安危……”高金城默默地点头。
“虽然任务重，但工作却要一步一步开展。”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朱良才说。“先恢复你的福音堂，把教会医院开起来，基督这位上帝在人们眼中很有地位。有了这个立足点，你就可以大胆地开展工作了……”
谢觉哉递给彭加伦一张委任状，说：“劳驾你给金城读一下！”彭加伦并不敢读，他把委任状递给了高金城，只见委任状上写着：“兹委任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这是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发给高金城的委任状。
接受任务后，高金城吃不下饭，妻子牟玉光见他神色异常，温存地问：“金城，有什么心事吗？”
沉默了一会儿，高金城对妻子说：“我准备到甘州去，朋友托我办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多长时间？”
“说不一定！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就看事情办得怎么样。”
“能把我带上吗？”妻子问。
“不行！你不能去！这里还需要你照管。”高金城毫不思索地回答。
夫妻俩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高金城和蔡光波两人从兰州到甘州，整整走了半个月时间，他们是沿着祁连山步行来到甘州城的。高金城对甘州城比较熟悉，二十年前，他曾在这里创办福音堂教会医院，宣讲《马太福音》。甘州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他都记忆犹新，而甘州的贫穷，百姓的疾苦，又使他彻夜难眠。来到甘州的当天，高金城先去拜访了县长马鹤年。马鹤年是个文官，曾在抚台衙门里当过多年师爷，是一个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第二天，他又去拜访韩起功。韩起功是马步芳手下的师长，是屠杀被俘的西路红军的刽子手。就在高金城来到甘州之前，韩起功在东校场刚刚杀了一批红军，留下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一提起韩起功，甘州的老百姓恨得要命，但也闻风丧胆，这家伙长得凶恶高大，满脸横肉，满口污言秽语。但是，为了开展工作，高金城必须要和韩起功打交道。之后，高金城便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在大佛寺广场上开了个抗日动员大会。参会民众一个个摩拳擦掌，群情激昂，抗日救国的口号响彻甘州大地。
会后，高金城当年开办福音堂收下的几个徒弟找上门来了，他们一听高金城来到甘州，重开福音堂医院，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为了办这个福音堂医院，高金城又一次来到韩起功的司令部，要回了当年的福音堂。不久，高金城在伤病员中认识了被俘的红军刘德胜，为了取得相互信任，刘德胜请来了被俘红军王定国，经王定国证实，刘德胜才确认高金城和蔡光波确实是中央派来的。弄清了身份，刘德胜喜悦的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为了全面开展营救工作，高金城以医院医护人员少为由，向韩起功要回被俘女红军王定国、苟正英等4人，安排他们利用看病送药的机会，出入马敌兵营，搜集情报，收容红军伤病员。没几天，刘德胜就用毛驴拉来了几个重伤员，高金城在福音堂又加设了二十张病床，专门供收容的西路红军伤病员使用。
1936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沿着蜿蜒的祁连山，向新疆远征。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十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西路红军以不足两万人之师，顽强奋战了四个月，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大批人员被俘和失散。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临泽、高台、甘州、肃州、安西等地都发生过激烈地战斗，要找失散的人员，简直是在大海里捞针！
高金城深知营救工作困难重重。他首先派出一些人到甘州的甘浚、龙渠、安阳一带打探，没几天时间，一下子就找回了一百多人。他把收容下的红军伤病员，治好伤后就一批批地转移了出去。
有一天，派出去的人回来说：“陈昌浩在花寨子。”听到这一消息，高金城立刻与蔡光波亲自前往花寨子寻找。花寨子这地方并不大，只有一二十户人家，高金城打听了一天，没有人知道陈昌浩这个人！这时候，恰巧村子里有个老汉得了急症，全家人束手无策。高金城看了看病人，说：“这病我可以看！”老汉的儿子急切地说道：“那就谢谢大夫了！”高金城说：“先别谢我！我看病是有条件的！”老汉的儿子一听这话急了，说：“我们求求你了！我们家没有钱，你还有什么条件？”高金城笑了笑说道：“钱，我一个子儿也不要！我只是要你们给我找到一个人。”老汉的儿子说：“那行！只要你找的人我认得，我就一定给你去找！”高金城说：“我找的是个老汉，他叫郭保三！”老汉的儿子一听这话，松了口气说：“我还以为你要找谁，原来就是找我爹呀！”高金城一听，要找的人就是躺在面前的这位危重病人，便立即进行治疗。几个小时后，郭老汉睁开了眼睛，老汉看着给他救命的大夫，一骨碌爬起来就磕了几个响头。高金城急忙扶住老人，说：“你不要这样嘛，我正要找你有事！”郭老汉问：“什么事？”高金城说：“有个西路红军叫陈昌浩，你可知道？”老汉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高金城与蔡光波，吞吞吐吐地说：“我不认识……”站在一旁的蔡光波说：“大爷，我们是专门营救失散红军的！你不要害怕！”郭老汉听了这话才说出实话来。原来，陈昌浩受伤后就住在郭老汉家养伤。前几天，听说马步芳要清乡，陈昌浩的伤也好了一点，他怕连累郭老汉，便辞别了郭老汉，回兰州去了。高金城一听陈昌浩安全转移的消息后，回到县城立即给兰州办事处的谢觉哉写了信，告诉他陈昌浩已安全离开甘州。
在甘州监狱里装着八名西路军高级将领，高金城决定到监狱里去一下。为了这事，他就去见韩起功，说：“韩师长，我想去监狱看一下，望你关照一下！”韩起功说：“你要看谁？”高金城说：“看一下共产党的俘虏。”韩起功稍微沉思，说：“你和他们有什么瓜葛？”高金城笑了笑说：“韩师长你也知道，现在不是讲国共合作吗？”
韩起功漠不关心的掏耳挠腮，说：“什么国共合作？蒋委员长不就是做做样子，共产党还是一个也不让放，日奶奶的，合作个求！”高金城说：“放是不让放，可眼下样子还得做，是不是？再说，我去看看，训导训导这些人，也许他们回心转意，你说呢？”韩起功懒洋洋地说：“你想看你就去看吧！”
高金城和蔡光波一同来到甘州监狱。据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德胜汇报，监狱中押着八名高级干部，有的蔡光波认识，兰州办事处十分关心这八名同志的安危。
听说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要来监狱视察，士兵们总算把里里外外的卫生打扫了一番，尽管这样，高金城一进监狱就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西路红军的高干们分别关押着，一个个蓬头垢面，面目全非，高金城并不认识他们。看着西路红军高干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高金城的心都快碎了！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要营救西路红军出狱，目前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立即把这一情况汇报到兰州办事处，谢觉哉给高金城在回信中说，要密切注意监狱的情况，同时要把这批干部的名单要报上来，问问他们对党还有什么要说的话。
高金城在福音堂约见了刘德胜，他一边给刘德胜换药，一边将上级的指示传达给刘德胜。由刘德胜与监狱里的干部取得联系，监狱里的红军干部带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都很好，请同志们放心！请家里人放心！”高金城立即把纸条送到兰州办事处。
到八月下旬，风云突变。马步芳电令韩起功将狱中的八名西路军高干押送到西宁，并把一千多名被俘红军送到洪水一带去修路。
高金城想：这八名红军高干在这时候押往西宁，必然是凶多吉少啊！他心中非常着急，立即在福音堂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蔡光波、刘德胜、王定国等人。会后，高金城立即让蔡光波赶往兰州办事处汇报。不久，谢觉哉回电，将甘州的这一情况已电告中央，中央正在设法营救，让高金城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九月初，在八名红军高干押往西宁前，高金城派人给送去了生活必需品和药品。
由于高金城及时准确的报送了情报，给中央营救红军赢得了时间，党中央多次派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八名红军高干于九月二十二日回到了十八集团军驻兰办事处，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张玉清等八名红军高干握住谢觉哉、彭加伦的手，含着热泪说：“感谢党的营救！感谢同志们的帮助！”谢觉哉说：“你们应该还要记住一个人。”八名被营救的红军高干异口同声地问：“谁？”谢觉哉说：“基督教牧师、福音堂医院院长，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高金城。”八名被营救的红军高干一听这话，高兴地说：“那个牧师还到监狱里看过我们！我们都认识他！”
不久，被俘的一批又一批红军失踪，引起了韩起功手下敌工处长的注意。敌工处长给韩起功打了小报告。韩起功不听则罢，一听就大骂起来：“日奶奶的，你要多派几个人盯住，抓不住证据，你怀疑个求！”
敌工处长按照韩起功的吩咐，在福音堂周围布下了许多便衣人员，这一行径，被机智细心的蔡光波感觉到了。蔡光波将这一情况与高金城交换了意见，决定找来刘德胜谈谈看法。刘德胜说：“我天天在福音堂进进出出，这里许多人都认得我，引起了韩起功的注意。”三人一商量，决定让刘德胜先撤离出去。高金城立即给刘德胜化了装，给刘德胜沾上了假胡子，戴上了狗皮帽子，打扮成了粮食贩子。就这样，高金城把刘德胜安全地送出了县城。临别时，刘德胜对高金城说：“我这一走，是没有危险了，可你还是不安全呀！”高金城毫不思索地说：“这不要紧！好歹我身上还有几张皮呢，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你就放心去吧。”刘德胜紧紧地握住高金城的手，说：“高大夫，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你个人对党还有什么要说的话？我会把你的一切告诉给组织的！”高金城沉思了一会，说：“你到了延安，请转告党中央，高金城要求参加共产党！”
一天，在韩起功兵营当差的刘光弟来到福音堂，说是要看病。他悄悄地告诉高金城，说：“马步芳要密谋杀害共产党，他的黑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你赶快离开这里吧！”可高金城也知道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他想，还有许多失散的红军需要营救，如果离开这里，别人又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
腊月的一天，从祁连山里来了十九名红军伤病员，高金城把伤病员全部安置在福音堂疗伤。这事被敌工处长知道了，他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韩起功。韩起功气急败坏，与敌工处长设了圈套，要密谋杀害高金城。1938年2月2日深夜，韩起功的中校副官马兆祥带着几人来到福音堂，敲开了高金城的门，说：“高大夫，韩师长得了急症，请你立即出诊治病救人！”高金城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临的，他趁收拾医疗器械之际，在房间里悄悄写下了一张纸条：“安排伤病员马上离开医院，先到民乐避风，然后设法转移到兰州办事处。”
高金城从容地收拾好医药箱，跟马副官来到了甘州大衙门街韩起功住所，刚一进门，韩起功就劈头盖脸地说：“我的高大主任，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现在，你还有啥屁要放？”高金城说：“韩师长，你说我是共产党，确实高抬我了！我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徒。”韩起功一听这话，气得七窍生烟，像野狼一样，声嘶力竭地吼叫：“日奶奶的！你还嘴硬，你放走了多少红军！你当我是聋子瞎子？”说着，就让手下的人严刑拷打，要让高金城交出共产党的名单来。高金城知道事情已全部暴露，也就不顾一切了，大声指责道：“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西路红军有什么不好？他们爱国爱民，抗日救国有什么错？而你呢？欺压人民，放火杀人，丧尽天良，像魔鬼一样！”韩起功一听这话，气得发抖，大声吼叫着，他让手下狠狠抽打，打掉了高金城的几颗牙。越是打，高金城越是叫骂：“你们这些马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杀人不见血的魔鬼……”说着，就向韩起功扑去，飞起一脚就踢到了韩起功的裤裆，踢得韩起功像杀猪一样号叫。
敌人终于下毒手了。2月3日晚上，穷凶极恶的韩起功，没有从高金城口里得到一点线索，就命令他的手下砍去了高金城的手和脚，将高金城活活地埋到了司令部后花园里。高金城在甘州肩负中国共产党的重托，殚精竭虑，为营救西路军指战员做出了重要贡献，献出了可贵的生命，有二百多名红军指战员经他营救脱险，其中不少是党的重要干部。
（宋进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