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刚刚走出师范校门的我被分配到一处偏远的山村小学任教。虽然事前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但眼前的现实远远超乎我的预料。
学校坐落在村东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岭上，三两座很旧很破的房屋，那两间被叫做教室的房子的门窗上玻璃残缺不全。缺玻璃的几扇窗大张着口，好像随时准备吞噬掉什么。学校没有操场，没有图书室。一到晚上，山野的冷风呼呼吼着，从透着天窗的屋顶直灌下来。早晨醒来，被上、脸上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早晨满嘴牙碜。用水要翻过两个大山坡，到离学校半里远的那眼山泉去抬。学校没有伙房，更没有炊事员，这对一向习惯于饭来张口的我，吃饭便成了头号难题。
全校只有我一个教师。听说，在我之前，这里也曾分来过几个师范生，但都因为生活工作条件太差，教了不长时间就坚决走了。
想想全班46名同学他们一个个不是留在了城里，就是去了大乡镇中心小学，只有我孤零零一人来到这荒山野岭的村小，心情一下子阴沉下去，糟糕到了极点。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那段日子，我心里天天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早一天离开这里。
在彷徨、郁闷中我勉勉强强地熬过了两个月。时令不由人。冬天到了，我也病倒了。浑身松软无力，一阵接一阵头疼。但我不能让学生看出来，白天我强忍着坚持上课。放了学回到宿舍躺下一动也懒得动。整整两天没吃任何东西了。宿舍里一点菜、一碗面都没有。满屋子除了学生的作业本，别无他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孤单和无助。我的泪哗哗流着。这地方我是一天也不想呆了。那一刻，想调走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似乎有天大的困难也无法阻挡。
半夜时分，我强撑着身子爬起来，满含怨恨和悲观写了一份请调报告，准备第二天一早送给教育局。在报告书中，我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艰苦处境以及想调走的迫切愿望，我甚至将泪水洒在了报告书上。写完请调报告，高烧让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早晨一觉醒来，头疼稍微轻了些。天已经大亮。阳光透过窗子射进来，照在宿舍的西墙上，形成一个大大的明亮的圈。我一看表，已经到了早读的时间。于是，赶紧下床，一眼看见桌子上的请调报告，脚步不由地停住了：我不是一心想要调走吗？干吗急着上班？
一个人坐在床上，呆了半天。隔着窗子一看，啊，好大一场雪。房屋上、院子里、田野里到处白茫茫的一片。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真的令人佩服。我赞叹着。心情稍稍好了些。
拿了舀子，懒洋洋地舀水洗脸，往缸里一插，哎，一滴水也没有了。刚好一点的心情骤然阴暗下去。
百无聊赖地拉开宿舍的门，门口多了一只红色的水桶，那满满的一桶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在水桶一旁，有一个包着几张雪白的白面煎饼和一块方方正正的大豆腐的塑料包。厚厚的雪地上，几行小小的深浅不一的脚印蜿蜒着伸向前方——那是教室的方向。
奇怪，谁送的？我拿起煎饼，发现包上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厉老师，这几天您病了，可您仍然坚持给我们上课，同学们都看在眼里。这几张煎饼是胖墩从自个家里拿来的，这方豆腐是宁宁拿来的，她妈妈做豆腐。这水是我们刚从泉子里抬来的，很干净，您用吧。还有这是头疼药片……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在村小就读的情景。转过身，拿起桌上那张请调报告，一下，一下，撕成了碎片，用力一扬手，小小的宿舍里顿时下起了一场鹅毛大雪。
我再次捧起教本，弹了弹上面的尘土，整了整衣袖，昂首跨出宿舍门，踩着雪地上那几行深浅不一的小脚印走去——前面，传来了孩子们阵阵琅琅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