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在朝为官年年升迁，就是有穆彰阿这个大靠山；后半生兢兢业业，却屡屡受挫，关键原因就是皇上身边没有为自己说话的人。
“靠山”是个人成功立业的关键因素，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贵人”。做官是最讲究靠山的，曾国藩入门穆彰阿，年年升迁；后来他朝中无人，处处受制。不过，曾国藩也确实厉害，在没有靠山的情况下，也做到了在大清朝汉官居中职业最高的官。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道光二十年（1840）庶吉士散馆，曾国藩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谓不定时举行的“大考”，届时由皇帝命题考试诗文策论，做为升迁降黜的依据。大考成绩好的升迁快，否则予以降黜，绝不留情。清代有句俗话：“秀才不怕岁考，翰林怕大考，”这正是针对那些侥幸成为翰林而不肯努力上进的人而说的。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升至二品的内阁学士。
王安定在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中记载：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二等第十九名，授检讨，旋派顺天乡试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国史馆协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从翰林院侍讲升用。六月，诏从公为四川正考官，赵楫副之。七月，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回京，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转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记名，遇缺题奏。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授礼部侍郎，并在此后四年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使曾国藩熟悉清政府各部门情况，有助于提高官场的见识，增长才能。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也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内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三十七岁即被提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由于他在翰林院期间，向来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在学术交往上，经常与唐鉴、倭仁、刘传莹、吴廷栋、邵懿辰和何桂珍等人切磋，他们在京师颇有名气。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曾国藩的学识，也大大提高了他个人的声望。正所谓“近朱者赤”，这是他发迹的重要原因。
二是由于得到了穆彰阿的赏识，不断受其举荐。这一点最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谭。
穆彰阿，字鹤舫，姓郭佳氏，是满洲镶兰旗人，嘉庆十年（1805）的进士。道光对他大为重用，先是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四年（1834），任协办大学士，后升太子太保。道光十六年（1836），又让他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道光十八年（1838），穆彰阿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中国自秦统一、创立中央集权制以来，皇帝个人专制程度不同。唐及其以前历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以来，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君权日重，相权日削。及至清代，集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相权变得微不足道。及至道光继位以后，更加忧虑大权傍落，选择官员十分谨慎，时时防之。而惟独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善于逢迎谄谀，又最为忌贤妒能。即使到了晚年，仍恩遇有加。有门生请教个中的窍门，他说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是官场升迁的秘诀。
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党同伐异。鸦片战争前，道光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与英国人妥协和议，还让道光罢免了林则徐。道光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国史、玉牒、实录等馆，都受穆彰阿的总裁。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正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遂经常往来。曾国藩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赞赏。因此，他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誉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也成了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七品跃为二品。
徐珂在《清碑类钞》中，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了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了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下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属其将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辰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便被“年年升迁矣”。
咸丰当太子时，对穆彰阿就十分讨厌，即位十个月时，便将穆彰阿革职查办。曾国藩受穆彰阿的知遇之恩，但政见不同，不能算作“穆党”，因此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不过，从此以后，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在皇帝跟前替他说话的人。整个咸丰年间，曾国藩出生入死，可朝廷却对他忽信忽疑，迟迟不肯将地方督抚实权交予他，致使曾国藩在政治上处处棘手，事事碰壁，可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从曾国藩创建湘军以来，一直在外将兵，几乎没有回朝面的机会。由于汉人拥重兵，朝中又无人为自己说话，曾国藩一直受到皇帝的猜疑。
湖广总督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往甚密。西征军两次进攻武昌，吴文镕均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援助。曾国藩详细阐述其不能草草发兵的理由。吴文镕被曾国藩独到的战略观点所折服，在行将被太平军击败时，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出兵。特致书：“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俟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固不同也。”
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十分赏识曾国藩，作为政治的后盾，他可处处提携曾国藩，或许他不致于陷入后来孤苦无依、遭受排挤的政治困境之中。不久，吴文镕的兵败自杀，对曾国藩的打击很大。
入门穆彰阿，年年升迁，是曾国藩官宦生涯中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时期，有了朝廷中最大的靠山，自不细言。
穆彰阿倒台之后，曾国藩失去了靠山，就开始处处受挫。好在洪秀全给了曾国藩一生中最关键的机会，曾国藩借办团练的机会，创建了湘军，开始了新的官宦生涯。
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尽管符合满清的根本利益，但也有犯忌的事情。由于朝中没有靠山，没有人为他说好话，台上只有他拼命地唱，台下却没有捧场的，想要出头，的确困难重重。
当然，朝中也时不时有人为曾国藩说好话，例如像咸丰朝的“穆彰阿”肃顺。曾国藩自带兵以来，第一次获得地方实权的机会就是肃顺保荐的，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之后，肃顺力保他出任这一重要职位。
肃顺与曾国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受到肃顺的保荐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肃顺是少数意识到必须重用汉人官吏才能平定太平天国的满族权贵之一而这一点也受到其他满族权贵的攻击；其次，是因为与湘军集团中其他成员的关系密切，湘军中一些主要成员，如郭嵩焘与肃顺的关系十分密切。
由于曾国藩长期在外带兵，没有时间和机会与肃顺当面交往，关系中“公”的成分远远大于“私”的因素。肃顺不是因私保举曾国藩，而是为了满清王朝的利益而提拔曾国藩。这种关系也就不可能成为稳妥的靠山，因为肃顺也完全可能因为满清的根本利益而拿曾国藩开刀。
满清权贵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并经常影响曾国藩以及湘军的利益。咸丰死后，同治上台，肃顺等就被那拉氏集团打败。曾国藩采取了置身事外的策略，当然既减少了风险，也没有同盟者的好处。
总之，由于曾国藩后半生在朝廷中没有真正的靠山，官确实做得不容易。
曾国藩也算是官场的老手，在京做官的时候，入门穆彰阿，尝到了有靠山的甜头；创建湘军之后，又尝到了没有靠山的苦头，自然理解靠山的重要性。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曾国藩调整了自己的靠山策略，最后做到了满清最大的汉官，确实实现了反败为胜的目的。
谁都知道，没有靠山肯定是做不了大官的。曾国藩另辟蹊径，创造性地为自己找到了两个大靠山——洪秀全和湘军。
洪秀全是曾国藩的大靠山？很多人或许会大吃一惊，其实，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曾国藩的升迁过程，就会理解这个结论。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早先一直没有获得实权，甚至受到咸丰的玩弄。但是随着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曾国藩就开始掌握实权，并且不断升迁；临近攻克天京的时候，就成为了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
洪秀全到底为曾国藩的升迁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知道，古代王朝本来就是一家之天下，天下是皇帝的私有财产。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直接要谋取满清的江山。满清为了自己的江山，是绝对愿意付出所有代价的。洪秀全的威胁越大，满清愿意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曾国藩逐渐从镇压太平天国的各路人马中脱颖而出，后来成为惟一的力量，满清必然会给予曾国藩必须的待遇。
曾国藩还有一个正确的策略，就是不参与朝廷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置身于事外。这个策略尽管不会获得额外的好处，但也不会招致飞来的横祸。
由于有洪秀全和湘军作为自己的大靠山，朝廷中无论谁当权，都会倚重曾国藩，因为他们都必须为满清解决太平天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