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后记，循例是应该感谢一下那些支持并帮助我完成此书的各位同仁的，但因为本书最后反复校验即将出版之时，恰逢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纠纷陷入前所未有之紧张，甚至还有网上传闻称，涉日题材的书籍已经成为“禁区”。一些朋友和同事也关切地询问起相关事宜，所以我想在这里多说上两句，简单谈谈几点杂感。
作为一名处处被要求谨言慎行的公务员，花这么多业余时间和体力精力，梳理日本的反腐倡廉制度和实践，还可能惹来不必要的“口水仗”，真的有必要吗？反复思考的结果是，只要不影响自己的日常工作和身体健康，做这样的工作，还是有点儿意义的！首先是因为，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境）外有益做法，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已经是我国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方针。根据这一原则，对日本相关制度和案例进行研究，当然不能算是多余的。
而在当前形势下，笔者认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不但不应该禁止，相反还应该加强！因为中日关系紧张就不研究日本的逻辑是荒谬的。众所周知，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写《菊与刀》时，美日还处于战争状态，那她的研究就错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此书在美国制定二战后占领日本政策时被奉为圭臬。20世纪下半叶，日本实现经济快速复苏和崛起时，又是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写了本《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警醒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去认真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据说，这本书不但“警醒”了美国人，连新加坡政府也将其列入了公职人员的推荐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本尼迪克还是傅高义，不管是否赞成他们最后的研究结论，你都必须承认，他们研究日本的时候，始终是从一个美国人的立场出发，非常严谨、深刻而有独到见解的。
同样的，中国实在是太需要多一些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理性、客观而有独立见解的对日研究了！应该说，近现代以来，从蒋百里先生这样的留日学生开始，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并不少。甚至以我自己为“圆心”，就能找出一些在研究日本方面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作家出来。我是江西人，2009年出版的《冰眼看日本》的作者俞天任先生也是在江西长大的；我曾经去过河北省平山县志愿者支教一年，最近颇有影响力的旅日作家“萨苏”祖籍就是平山。然而，令我感到羞愧的是，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我所接触到的所谓“日本学”著作中，少有中国学者的作品。甚至有人批评认为，中国有些“日本通”却“通日本”，这样的说法也许偏颇，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始终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观察、分析问题，既是身为中国人的责任和要求，同时也是研究日本“出精品、成大家”的基本前提。日本学追根溯源是了解日本的荷兰人开始的，毕竟旁观者清，日本人自己研究自己终归脱不了这样那样的顾虑以及由此而生的掩饰倾向。只有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配合以更为理性的态度、严谨的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我国才会出现超越《菊与刀》、《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的对日研究经典来。
更为紧迫的是，当我们在讨论中日关系进而希望深入研究日本时，一个重要的而又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个“邻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未来向左还是向右？中国究竟能发挥多大影响力，从而实际担负起一个二战战胜国在维护亚洲特别是东亚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历史责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钓鱼岛问题的冲击，中日关系经历了剧烈波动。一方面，不论是民主党的野田佳彦，还是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其对华立场均急趋鹰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2012年10月9日丰田、本田和日产公布数据，9月中国区汽车销量同比分别下降49%、40%和35%。同一天，由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日本企业为中心构成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在东京与安倍晋三举行首轮政策对话时明确表示，日中、日韩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给日本企业带来了重大影响，期待自民党为改善日中关系作出努力。经团联会长在日本被称为“经济总理”，其政策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由此看来，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将更趋复杂，套用网络上的一个词，那就是纠结。此外，9月12日，新近崛起的政坛新星大阪市长桥下彻与7名国会议员宣传成立新党“日本维新会”，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其民意支持度已达12%，逼近民主党的14%，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更让人不安的是，日本维新会已于11月17日与大右翼石原慎太郎领导的太阳党合并，并宣布如能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将推举石原担任日本首相。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无论是在国家安全层面，还是在民间经济交往层面，如何确定对日政策，则更需要我们“看情况而定”，大的方针原则当然是确定的，那就是坚决维护和平，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挑战来之不易的战后亚洲秩序，但在具体事务上则不但要区分特定对象，还要细分时间点和场合。而要想真正实现对日交往的“精细化管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日本的方方面面和其未来走向，不断深入研究对我国以及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不是相反。从这一立场出发，中国应该有更多关注、研究、预测日本的成果。
当然，问道难，循道更难！限于能力、水平、见识等诸多因素，我深知自己的书还很浅薄，远远达不到以上标准，在研究日本反腐倡廉制度和实践方面也就是“抛了一块砖”而已，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这方面优秀的作品出现。
说了这么多，终于要切入后记应该谈的正题了，首先感谢汤本渊公使和赵秉志教授，汤公使公务缠身难得空闲，赵老师教学研究工作同样十分繁忙，百忙之中两位前辈仍拨冗审阅书稿，提出宝贵指导意见并作序，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和帮助。第二要感谢谢轶、邢薇、刘薇等在日本的朋友，是你们给我寄了大量国内买不到的日文书籍，还都自掏腰包。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刘锦明同志通读全书书稿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令笔者受益不少。再次要感谢中国方正出版社的编辑刘彦彩同志，是你持之以恒地提出意见，有些甚至曾让我觉得是“如同逼割心头肉”一般的意见，让我能更清晰地整理和表达自己的思想。
应当感谢的人还有很多，不少都对书稿提出过有益的意见建议，这里不一一赘述。我的妻子一直以来高度宽容我半夜爬起来码字的“陋习”，哪怕这曾经打扰过我那可爱的儿子的睡眠。还有我的父母，近两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里，我都过着一种近似于饭来伸手的读书写作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完成本书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本书必然存在难以避免的错漏和偏颇，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所有由此带来的责任均由我本人承担。书中大量图片无法确定和联系作者，敬请谅解，如有著作权或使用费方面的问题，请及时通过出版社与我本人联系。
冷葆青
2013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