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迟迟不能解决自身腐败问题，也给了其他一些政治家以反腐败为名挑战其执政地位的机会。小泽一郎等人当年“反”出自民党时，国内舆论一片欢呼，一贯强调集体归属感的日本民众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反应，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够终结自民党的金权政治。然而，小泽一郎等人后来成立的民主党也好，传统反对党社会党也罢，并没有针对日本政界高层的腐败问题提出真正有效的应对举措。民众对于传统金权政治的不满，最终成就了所谓的日本“第三股政治势力”——桥下彻领导的“日本维新会”。桥下本人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阪当律师，大阪市公务员的贪污挪用丑闻曝光后，自民党支持的市长被民主党、社会党等联合推选的平松邦夫击败。然而，平松邦夫虽然着力推进改革防止腐败发生，但却对公务员群体已经发生贪污挪用问题惩治不力（详见本书第一章“地方政府普遍的贪污、挪用行为导致民众不满”），被大阪市民诟病。所以2011年11月大阪市长选举中，时任市长平松邦夫虽然得到了自民党、社会党等全国性政党的联合支持，却大幅度输给了一进入政界就自裁薪水并大刀阔斧、真刀真枪惩治贪腐的桥下彻，桥下所领导的“日本维新会”其实一直是一个地方政治组织，其主张最开始仅仅是关于地方事务的，但早期一直坚持“不接受来自任何企业和团体的政治献金”。光这一条，就将献金腐败丑闻频发的自民党和民主党给比了下去。日本民众期待干净、清廉政治的迫切渴望，使得从政经验并不丰富的桥下彻及其领导的日本维新会借机崛起，目前执掌大阪市和大阪府的行政主官，均属于维新会。可以说，一旦桥下彻领导的日本维新会真正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自民党今后的日子将更加难过，即便能够执政，其执政能力也将大受更为复杂的国内政治局面的影响。无法解决国计民生、建设廉洁政治等实际问题的自民党和民主党，可劲地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希望转移国内民众的视野，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桥下彻的崛起对于中国等亚洲人民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桥下不但曾经鼓吹过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其党派目前还与日本大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的太阳党合并了。对此，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必须保持密切关注。但我们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右翼分子石原一加入，维新会马上朝着腐败的金权政治“全速”前进，其最近已公开宣布将修改党规，取消禁止接受政治献金这一规定。这和当年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主党，又有什么区别呢？
二、应关注腐败易发高发领域的变化和转移
日本二战后的四大腐败案件，其发生的领域并不相同。这种变化与战后日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微观经济切合点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昭和电工案中，由于政府直接管制微观经济导致能够左右企业生产配额、政策性贷款额度的政府官员、银行高管成为腐败高危人群；造船业集体行贿案中，决定是否给予企业“行业补贴”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成为贿赂对象；洛克希德案中，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提升，国民消费实力增强，掌握采购大权的官员和企业家成为跨国商业贿赂的“主力公关对象”；利库路特案中，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金融环境的变化，房地产业特别是土地等资源领域腐败易发多发，行贿的形式也从现金变成了更为隐蔽的即将上市公司内部股的认购权。
当我们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再重新审视日本二战后这几大腐败案件时，却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同样适用于我国。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发生的领域和方式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现象；90年代出口配额和价格管制导致的海关监管领域腐败，以及随后多见于报端的与信贷相关的金融领域腐败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消费领域（商业贿赂）、资源领域（土地、矿产资源的出让）的腐败问题开始凸显。可以说，越是市场经济发展快，财富增量多，同时也是监管制度不合理、不到位的地方，就越是腐败易发高发的领域。对于这些，我国采取的是“改革创新、狠抓落实”的思路，深刻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强调用改革的方法，解决普遍性的问题，用创新的思路，解决体制性的问题，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例如，价格双轨制已经被逐步取消，大规模的“官倒”腐败也随之消失；在海关监管领域，提出了“制度 科技”的思路，全面推行电子通关，海关官员大面积落马的现象近年来已罕有所闻；在金融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诞生了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金融监管水平不断提高是不争的事实；在治理商业贿赂和资源领域腐败问题上，土地招拍挂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对于遏制相关领域的腐败行为，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事实证明，通过削减行政审批权等改革措施，严格约束政府公权力对经济领域的不当干预，是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有效方法。日本1993年爆发大型建筑公司集体行贿案，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自民党痛失执政权后。1994年，日本执政当局终于下决心将打着“保障工程质量”旗号的“指名投标制度”送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政治家手头既然失去了“让谁干谁就能干”的权力，哪个建筑公司还愿意向其行贿呢？发生腐败的危险自然也就少了很多。
然而，等问题普遍发生再下猛药治理并推行相关改革毕竟难言是上善之法。日本利库路特案后，靠贿赂修改容积率的情况就很少听说了，但该案对于整个自民党执政团队的伤害已经造成，亡羊补牢，虽然不晚，却是社会成本比较大的一种方案。名医扁鹊曾经在回答魏文王关于“你们家兄弟三人，谁医术最好”的询问时说过，“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之所以自己最出名，是因为“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只有自己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
在治理腐败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对于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肯定要优先治理，加大惩治和改革的力度。但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和实务机构也应切实加强前瞻性研究，对消极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变化和转移进行探讨，从宏观层面提出加强顶层设计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交给党委政府等决策部门。一旦方案通过，其落实则应该是整个执政团队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高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的针对性和规范性，切实防止公权力以错误方式介入微观经济运行。
不久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提出，目前我国存在“规范化的改革往往被有些人说成是‘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如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制度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却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说那是足以富国富民的灵丹妙药，瞬间就风行全国”的奇怪现象。从这角度来说，加强对腐败易发高发领域转移和变化的前瞻性研究，不断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规范性，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三、注意解决看得见的问题是腐败未形成全面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战后日本政界高层可以说是腐败丑闻不断，单单是前面提到的四大腐败案件，就有一位前首相被判刑，有两位在任首相直接涉案，超过五位后来担任首相的高官因为涉嫌违法被调查、被逮捕。利库路特案后，日本政坛涉及执政党高层的腐败丑闻也没有消停。
2009年，日本政界大佬小泽一郎的政治后援团体“陆山会”被曝曾接受一个叫“西松建设”的建筑公司的非法政治献金，该公司前社长国泽干雄被判有罪，小泽一郎坚称不知情才逃过一劫；2010年1月15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先后逮捕了小泽一郎的前首席秘书大久保隆规等人；2011年10月3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承认，数年前在“不知情”情况下收受两名外国人合计大约4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4万元）的政治献金，有违《政治资金规正法》，只是由于事情已经超过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诉讼时效（3年）才免于被追究。
腐败丑闻加上经济不景气，日本首相人选一直不稳定，给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觉。然而，与中东、北非执政高官腐败丑闻曝光后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甚至社会大动荡不同的是，二战后腐败丑闻频发的日本社会总体是稳定的，老百姓上街抗议政府的情况极为罕见，甚至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还位居前茅，这又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原因可能很多：天皇才是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他的存在使得日本首相的腐败丑闻给整个政治体制造成的伤害多少得到了缓冲；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很快，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分化差距拉大问题在池田勇人内阁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心态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大多数，等等。
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注重解决老百姓看得见的“问题”，较好地消解了日本老百姓对于腐败丑闻的不满，减轻了特大腐败丑闻对他们心理的冲击。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贪污腐化盛行，法治建设迟滞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明显不同，日本政府特别注意治理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有切身体会的腐败问题和行业不正之风，其社会的民主、法治程度，也远非中东北非等国可比。例如，2010年，日本公务员总人数约408.2万人，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96.6万人，除去大约30万以劳动合同管理的国营企业职员，以及诸如大臣、法官、检察官和国会议员外，还有近30万自卫队以及防卫厅职员，余下的大约有近50万公务员，这里面又有一半是医生、大学教师、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等，从事一般行政事务的中央公务员严格来说只有22万。应该说，这是一支非常精干的队伍，即便与美英法德等其他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也毫不逊色——平均每1000国民人口中的公务员人数，法国为199 人、英国为 86人、美国为80 人、德国为 79人，而日本只有40 人，比例最低。日本的公务员因为队伍精练、勤奋敬业、整体素质高被社会公认为精英。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日本的时候体会也是比较深的，在早稻田大学读MBA时的一些教授就是从财务省等部委“转岗”过来的，他们的专业水平即便在大学里面也很“出众”，而在离开了公务员队伍很长时间后，在闲谈中他们仍然对于日本政府机关那种高强度、没日没夜的工作节奏心有余悸。数据同时表明，这支专业公务员队伍整体也是比较洁廉的。1969—1973年日本因受贿被诉后的公务员每年平均396人，1974—1979年为273人，1981—1985年为203人，1986—1990年为130人。相比于400—500万的总基数，可谓是万分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内阁首相这样的政府“一把手”不断爆出重大腐败丑闻日本，日本也没有出现全面的政治崩溃，老百姓未成为愤怒的街头运动参与者的原因。
2008年以来互联网已日益成为我国热点事件曝光的重要平台和独立源头，网络监督也成为我国人民非常关注的热门话题和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的重要渠道。总的来看，网络监督多数曝光的都还属于群众身边的腐败，通过网络曝光发现的腐败大案要案毕竟还是极少数。因此，网络曝光、网络监督在我国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恰恰说明老百姓对于直接侵害他们利益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非常不满。而在日本，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治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对腐败现象体会不深。只有打开报纸、杂志、电视的时候才能了解到一些大的腐败案件，所以在发生洛克希德、利库路特这样直接指向政府首脑的腐败案件时，他们虽然会骂娘埋怨，但却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一切依旧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
以我国老百姓和学者非常关切的公车问题为例，公车私用被老百姓拍下来发上微博形成的舆情事件屡见不鲜，报纸杂志电视上常常也可以见到学者、评论员认为公车浪费公帑、城市拥堵应首先减少公车数量的观点。笔者在日本东京留学两年多期间，除了警车、消防车和在日本国会附近印着菊花标志的国会议员专车，就不记得自己见过其他任何政府“公”车。稍微做些了解才知道，为避免招致公众反感，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公车的问题都非常“敏感”，抓得很严。一方面要求公车尽量低调，一律用的是较为经济、简朴的车型，基本色调为深黑色，以避免引发社会的瞩目。另一方面，日本的公车数量很少，公务员出门，如果不是礼仪性公务，通常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娶了一个日本地方公务员老婆的著名网上博客作家“萨苏”就提到过“2008年，广东省佛山市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关西小城伊丹市，伊丹市长藤原保幸先生出席欢迎会并讲话，这位市长竟然是骑着自行车前往会场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很多日本高级官员都有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习惯”。
2010年11月22日，日本兵库县下属的尼崎市市长选举结果揭晓，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36岁的稻村和美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市长，当日本媒体报道都关注她的性别和年龄时。我国的网民却在网站、论坛、微博上关注、转发和评论“日本美女市长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出门，先送女儿去幼儿园，然后再蹬车到市政府上班……没有公车可以私用的市长，还需要再说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