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宗教的重视，许多寺庙观宫得到了皇帝、大贵族、官府的大量赏赐和民间信徒的大批捐赠。为了使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免遭流失，并纪颂赏赐者、捐赠者及为寺庙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前代僧侣的功德，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的寺庙观宫，往往将土地财产等有关情况写成碑文勒石立碑，公诸于众。如元代的《大护国仁寺恒产之碑》记载：
初，至元七年（1270年）秋，昭睿顺圣皇后于都城西高良河之滨，大建佛寺而祝厘焉……中宫乃斥妆奁、营产业以丰殖之。已而效地献利者随方而至，物众事繁，建总管府统于内，置提举司、提领所分治于外。至大元年（1308年）……罢总管府，建会福院……凡径隶本院若大都等处者，得水地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顷五十一亩有奇，陆地三万四千四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山林、河泊、湖渡、陂塘、柴苇、鱼。竹等场二十九，玉石、银、铁、铜、盐、硝、碱、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栗为株万九千六十一，酒馆一；隶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者，得水地万三千六百五十一顷，陆地二万九千八百五顷六十八亩有奇，江淮酒馆百有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税务、闸坝各一。内外人户总三万七千五十九，实赋役者万七千九百八十八。殿宇为问百七十五，灵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隶官者百三十有三。
元代的云南《太华山佛严寺常住田地碑记》记载：
我恩师玄鉴和尚，于安宁州安登庄、和尚庄、新生甸三庄，自备价银所买田地，以及有自行开挖丘亩数目，历年久远，恐有隐遗，凡各分板田、秧田、陆田四至，并秋粮、夏税子粒各项，一一开载清晰，特为碑记，以志不朽。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以价银三百七十两，买到安登庄人李阿黑、张保、江茂等绝嗣民田三顷，凡板田八十九亩七分，秧田五十五亩二分，共一百四十四亩九分，收租粒八十三石八斗……
又如，在著名的浙江宁波鄞县阿育王寺舍利殿东壁上，镶嵌有刻于唐太和二年（833年）、由范的行书的《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全称《大唐越州都督府郧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碑高2.7米，宽1.35米，碑文共2060字，根据碑文记载，阿育王寺初创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2年），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年）赐给寺庙塔墅常住田，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3年）又赐额《阿育王寺》和《阿育王山》，从此，常住田就成为阿育王寺的寺产，由寺僧种植或收田赋。伊斯兰教同样也有此类碑刻，如河南孟县桑坡清真东寺中所存的刻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的《清真寺新置学田碑记》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