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颂祖师、高僧、著名道长、长老、教士的生平事迹和道行功德，是宗教碑刻的又一大功用，这在宗教碑刻中占相当比重。
在各种宗教中，佛教记颂祖师、高僧生平事迹和道行功德的碑刻数量最多。其中较著名的如在本书上篇《碑文化发展史略》中已论及的《道因法师碑》，《信行禅师碑》，《圭峰定慧禅师碑》，《不空和尚碑》，《大智禅师碑》和《大唐京师道德寺故禅师大法师之碑》（简称《道德寺碑》），此碑系显庆三年十善尼姑为她师母善惠和玄懿所立，记述了善惠在隋朝宫廷里的活动等生平事迹。
在西安碑林中还存有刻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的《灵化寺大德智该法师碑》；刻于唐景龙三年（709年）的《法琬禅师碑》；刻于唐开元四年（716年）的《净域寺法藏禅师塔铭》；刻于唐天宝二年（743年）的《隆阐法师碑》，此碑系唐长安实际寺故主怀恽和尚奉敕为其衣钵师傅善导和尚隆阐法师所立，碑文记述了善导和尚的生平事迹和创立佛教净土宗的功德；刻于唐元和元年（806年）的《楚金禅师碑》；刻于唐大中六年，（852年）的《杜顺和尚行记》：刻于唐代的《道德寺善慧禅师碑》；刻于唐代的《三阶大德禅师碑》；刻于唐元和元年（806年）的《慧坚禅师碑》，碑文记述了当时佛教禅宗代表人物慧坚禅师受唐睿宗器重的情况。刻于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的《石溪和尚道行记》碑等。
在江苏镇江焦山碑林中有民国间闻光率领其法弟及法徒印济刻立的《鹤林寺庙福登禅师塔铭并序》碑。在河南嵩山少林寺西侧少溪河北岸我国最大的塔林内，存有距今已有650余年、由“日本国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住持沙门邵元撰并书”的著名的《息庵禅师碑》和《显教圆通大禅师照公和尚塔铭并序碑》、明代日僧德始书册的《淳拙禅师道行之碑》等。在河北正定县隆兴寺中，存有刻于大朝岁次己未月二十八日（蒙古国宪宗九年，1259年），由常山居士赵从证撰文、宣授辅教大师、真定路提主、都僧灵释印从书丹并篆额的《大朝国师南无从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石碑，碑文记载了被称为“南元大士”的蒙古国首任“国师”、著名的克什米尔高僧那摩北上蒙古传法的经过。此碑不仅对研究那摩的生平事迹，而且对研究12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传播情况及克什米尔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山东济南历城柳埠墓塔林中，存有刻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历城柳埠涌泉庵住持尼姑明喜的纪念功德碑，碑文记载了明喜的生平事迹和功德，云：“在家为长女，出家为法子，随父同出家，一修成大忌，诸佛真妙法，不变男和女，一心归净土，真十本不虚。”在山西晋城市东南17公里峡石山山腰的青莲寺中，存有刻于唐宝历元年（825年）的《硖石寺大隋远法师遗迹记》碑。在江苏扬州西北郊蜀岗的大明寺鉴真纪念堂的碑亭里，立有《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碑为横卧汉白玉石，碑正面由郭沫若题写碑名，背面镌有我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撰写的纪念鉴真和尚1200周年的碑文。在江西萍乡市北20公里处杨岐山的杨岐寺的正殿左右两墙上，分别镶嵌有刻于唐大和二年（828年）、由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书写的《乘广禅师塔铭》碑和刻于唐大和六年（832年）的《甄叔大师塔铭》碑等。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存有《洁净化域塔班禅六世纪念碑》，县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乾隆皇帝为纪念和嘉奖自愿来京、主动请求向乾隆帝“行跪拜礼”的班禅六世，为维护祖国统一、密切西藏和祖国大家庭的政治关系所作出的功绩而御制的。这对研究清代西藏和祖国的关系、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都有重要价值。
道教也有大量纪颂祖师、著名道长生平事迹和道行功德的碑刻，其中有不少颇为著名。如道教全真丛林第一观——北京白云观就存有多块这类碑刻：在老律堂殿前，东侧存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元月二十一日刻立的《长春真人行道碑》，西侧存有同年四月十六日刻立的《七真行道碑》；在邱祖殿前东侧存有刻于光绪八年（1882年）刻立的《邱长春真人实事》碑，殿壁上嵌有玉溪道人用隶书书写的《邱祖青天歌》刻石；在称为“小蓬莱”的云集园前，左侧存有民国三年（1914年）刻立的《白云观陈毓坤方丈戒碑记》，右侧存有民国8年（1919年）刻立的《白云观陈毓方丈二次传戒碑记》。江西鹰潭市南20公里处的龙虎山，是曾称为道教三十二福地之一的道教名山、道教发源地之一。在道教徒视为“祖庭”的历代“天师”的起居之所、全国道教重点宫观之一“嗣汉天师府”内，现存有4块石碑，均为珍贵的道教遗产。其中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颊书《敕赐玄教大宗师张公碑》。还珍藏有1995年初在鹰潭市南龙虎山上清镇通桥村洪家源发现的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的墓志盖，志盖上镌刻篆书5行，每行8字，为“君明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谦守静洞玄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四十四代天师张公墓志铭”，共40字，为研究道教、特别是“张天师”的传承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浙江杭州著名的抱朴道院，存有立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春，由资政大夫刑部尚书姚沈应撰文、中宪大夫风阳知府王国桢书篆的《葛仙庵碑》，碑文记述了著名道士、化学家葛洪的生平事迹和到此结庐炼丹的经过。在陕西周至县我国最早的道教宫观楼观台，存有唐开元五年（717年）刻立的、由负半千撰文的《大唐尹尊师碑》，元代的《尹真人碑》、元至元十九年（1232年）刻立的《终南山宗圣宫主石公道行记》碑。在江苏镇江焦山碑林，存有1961年从江苏丹徒县大港镇仲家村华阳观移置于此的、刻立于唐仪凤二年（677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简称《魏法师碑》）。
河南济原市建于唐垂拱元年（685年）的著名道观奉仙观，存有刻立于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的《崇宁葆光大师卫公道行之碑》等。山东崂山太清宫，存有元代道教国师邱处机死后其弟子为其立的行状碑，碑文为元代大学士赵世延所撰。
伊斯兰教、基督教纪颂祖师、著名长老、教士生平事迹、道行功德的碑刻与佛教、道教相比数量就少得多。著名的如：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始建于元，重建于明的东四清真寺，存有一块《清真法明百字圣号碑》。此碑刻于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碑阳镌刻由一百个汉字组成的诗句，记述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赞颂他的美德；碑阴刻阿拉伯文的“百迈斯顿”，中间刻“理本无极’四个汉字，突出体现了阿拉伯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研究穆罕默德生平、中国伊斯兰教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实物资料。建于辽代统和十四年（996年）的著名伊斯兰清真寺——北京牛街礼拜寺寺院东南小跨院的两座古墓前，存有元代刻立的两块阿拉伯文墓碑，碑文记载了宋末元初两位来自中、西亚的伊斯兰教长老的生平事迹。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存有刻立于清乾隆六十年（1796年）的《重立云山大师舍公碑》；山东济南清真北大寺，存有刻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穆公华庭懿行纪念碑》等。江苏扬州的仙鹤寺，是与杭州的凤凰寺、泉州的清净寺（麒麟寺）、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寺）齐名的四大古清真寺之一，系南宋德祜元年（1275年）由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得的第十六世裔孙普哈丁（又译补好丁”）来扬州传教时创建。寺内墓园的北亭壁上，嵌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墓园时刻的《先贤历史记略碑》，碑文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普哈丁来我国传教的事迹。
自明末以来，先后有大批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基督教和西方文化。这些传教士中的许多人殚精竭虑地为教会工作，为宫廷服务数年乃至半个世纪之久，有意无意地为中西文化交流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最终在中华国土上走完了为天主、上帝播道的生命历程，上升天界。这些传教士由于身边无亲属，且都远涉重洋而来，难以将遗体运回故国，故大多安葬于中国土地上。现在北京西城区马尾沟北京行政学院园林式的校园一隅，即矗立着由63块高低错落的墓碑构成的一个颇具规模的纪念碑林，其中除有一小部分是中国教士的墓碑外，绝大部分是西方传教士的墓碑。是我国最大最早的西方传教士墓碑碑林，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明神宗“诏以陪臣礼葬阜城门外二里嘉兴观之右”以来，距今已有380余年历史。这些墓碑多为方趺螭首，除利玛窦墓碑较为高大外，一般2米左右，无一定规格。每块石碑上分别用中文、拉丁文等不同的东西方文字镌刻着墓志铭，或详或略，长短不一，介绍了墓中传教士的所属团体、姓名、号、国籍、在会时间、来华年代、官职、特长、卒地、亡期、年龄等个人生平情况。如利玛窦的墓碑正中刻有：“耶稣会利公之墓”8个大字，右边镌刻的碑文是：“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59年，在会42年。”有些碑文还叙述了传教士的事迹和道行功德。如意大利传教士利博明的碑文，还称赞他“精镌图章，亦工绘事”；波西米亚传教士艾启蒙的碑文称赞他“德行之标，难以悉举，而坚忍之操，尤为特著”；意大利传教士罗怀忠的碑文称赞他“施药济人，亲手理治各等毒疮，日日行之无少厌怠，三十余年受恩者无算”；中国教士、广东顺德人陈修的碑文称赞他“与人克忍克谦，律己守约甘贫”等等。此外，有些墓碑的碑文还记载了中国皇帝对这些传教士的器重和恩宠。如：在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碑文中记载着他去世后，皇帝“朕心伤悯”；在比利时传教士安多的碑文中记载着他去世后皇帝“深为轸恻”；尤为珍贵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墓碑上不仅有中西文刻的碑铭文字，而且还有满文书刻的皇帝上谕，在汤若望墓碑上所刻的皇帝上谕云：“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像汤若望、南怀仁这样一块墓碑上刻有中、西、满三种文字，这在世界上也颇为罕见。这些传教士的碑文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补充了史载不足，纠正了讹误，碑文上的中西文互为补充印证，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和国籍、地名的准确书写、翻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