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遗存的宗教碑刻中，刊刻佛、道经典的较多，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刻经摩崖，一是经文碑、经文刻石。
佛教摩崖刻经兴盛于北朝，数量甚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碑文化发展史略》中已谈及的山东泰山东南麓经石峪刻字面积达2064平方米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山东邹县境内四山的《文殊般若经》、《波罗密经》、《佛说观无量寿经》、《入愣伽经》等摩崖刻经，河北省太行山区涉县及峰峰矿区鼓山、滏山、古中皇山一带悬崖峭壁上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无量意经》、《般若经》及《华严经》中的《十地经》、《佛说思益梵天问经》、《深密解胜经》等24处共计20余万字的佛教摩崖刻经，山东平阴县云翠山、洪范山和二洪山峭壁上的《文殊般若波罗密经》等10余篇佛教摩崖刻经等。比较著名的佛教摩崖刻经还有刻于北齐的《香泉寺华严经摩崖》；刻于北齐武平元年（570年）的山东泰安徂徕山映佛崖刻经；刻于北齐、山东邹县峄山的《五华峰刻经》、《妖精洞刻经》；镌刻年代不详的河南安阳的《宝山刻经》；刻于北齐、位于山东汶上、宁阳两县交界处汶上县白石乡小楼村东南约1公里的《水牛山摩崖刻经》。《水牛山摩崖刻经》刻于水牛山山阳顶上的一片花岗岩石壁上，所刻为《文殊般若经》，共刻经文6行，每行9字，计52字，字径0.27米，经文为：
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
在谈及北朝的佛教摩崖刻经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邕刻经之事。唐邕系晋昌郡开国公，他从北齐天统四年到武平三年（568—572年），在今河北武安石鼓山上刻了《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等4部经文，并在著名的《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写经碑》（亦称《鼓山唐邕刻经铭》）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发愿刻经的原因，刻经的数量及镌刻的起讫年月。唐邕刻经的事迹及所刻石经，对后代僧人及佛教徒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尔后各朝代也相继出现了不少佛教摩崖刻经，只是规模已远没有北朝佛教摩崖刻经那样宏大。其中较为著名的，如在江苏镇江焦山罗汉岩崖壁上所刻的唐代圣达贞观禅师用楷书书写的《金刚经偈句》，刻字崖面高181厘米，宽110厘米。其所刻经文偈句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南宋著名的道济和尚（亦称“济癫”，即民间所称“济公”）用狂草书写的摩崖刻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刻于闽南漳浦县梁山下始建于宋代的“清泉岩”佛寺的石刻林中。经文镌刻在一块向上倾斜的天然巨石上，长5.5米、宽3米，计150字。该碑狂草字体酷似梵文，雄奇古怪，碑末署款“比丘即松书之”，许多书法家经共同鉴定，认定是南宋灵隐寺道济的字迹。整篇经文书法超凡脱俗，狂放不羁，字中生字，怪中生怪。有的字似蛟龙邀游，变幻无穷；有的字如挂空藤蔓，错落有姿。最为奇特的是整篇石刻经文13行之中竟有6行出现一笔或几笔超乎寻常的长竖笔和拖笔，有几个字的竖画、拖笔竟长达2米多，在整个碑面上几乎“项天立地”，这是打破历代书法格局的独创，是一般书法家所不敢为的。真可谓“文如其人”，这块摩崖经文，活灵活现地把一个离经叛道、如癫似狂、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济公表现了出来。
历代遗存于世的佛教汉字经文刻石，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名声最为彰著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附近石经山的《房山石经》。云居寺是京郊名刹，坐落在房山县西南20公里尚乐乡水头村的崇山峻岭之间，系隋代幽州智泉寺高僧静琬建造，唐、辽、金、元、明、清代都有修葺。据《帝京景物略》记载，首先提出刻佛教石经的是静琬的师傅慧思大师，正式付诸于实施、开始刻石经的是静琬：“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闷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粲经成。”据唐代《冥极记》记载，当时静琬“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当时隋炀帝、皇后和王公大臣们都大力支持静琬刻经，朝野“争共舍施”。静婉先后共发奋刻经30年，贞观十三年（639年）死后，其弟子继承遗志，续刻石经，唐玄宗还特赐佛经4千余卷作刻经稿本。但在唐末、五代时，由于战乱，刻经一度中断。辽、金两代，刻经又转盛，元以后继续补刻，直到明末才告结束。从隋代大业年间到明末天启年间前后历经千年之久，静琬及其历代弟子共刻经书1122部、3572卷，共镌佛教经板刻石14278块，其中4196块分藏于山腰上的9个洞中，其中雷音洞内存有静琬书刻的经文刻石146块，全部镶嵌在洞的四壁上，另外的10082块经板刻石藏于云居寺西南压经塔旁的一个洞穴里。
《房山石经》是我国古代佛教文化一大宝库，所刻有《华严经》、《法华经》、《涅桀经》、《维摩经》、《摩诃般若经》、《大般若经》、《胜天王般若经》、《大宝积经》、《大集经》、《正法念处经》、《瑜珈师地经》、《大智度论》、《显扬圣教论》、《成唯识论》、《集论》、《杂集论》等佛经，重要的佛教经典大都已刊刻收藏于洞中。《房山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汉字佛经，房山居云寺的10个藏经洞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宏大的石刻图书馆。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在《房山石经》中保存了许多已散失的佛教经典。如辽代在北京校编刊刻的《契丹藏》早已散失不全，除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十几卷残卷外，别无实物可寻，而《房山石经》保存了1200余卷写经刻本；同时证实了辽刻石经就是《契丹藏》的刻本，现存2300余卷，实为稀世瑰宝。此外，《房山石经》还为研究隋唐至明清北京地区金石、书法、文字的变迁，及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史、佛教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而且，由于《房山石经》均是原刻，很少讹误，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
不过，《房山石经》只是规模最大的汉字佛教石经，在我国还有比《房山石经》规模大一倍多的藏文佛教石经，这就是现存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西南72公里和日寺的《和日石经》。
《和日石经》共有经板刻石三万多块，全部堆放在和日寺院背后的山梁上，因其堆放形状犹如城墙，故而称为“石经墙”。“石经墙”全长近300米，平均宽度约2.5米，高度约3米。“石经墙”共分为四堵，主体石经墙位于和日寺大经堂的左面，长16.5米，宽2米，高2.1米，经板所刻经文为世界著名的佛教丛书《甘珠尔》大藏经，近四千万字。其余三堵石经墙经板所刻经文为《丹珠尔》、《塔日多》等。除石刻藏文佛经外，还有近两千块石刻佛像、佛寺图案、民族风情和人物速写图画。
《和日石经》艺术成就很高。石经刻字清晰、工整，字迹清秀美观，运笔流畅，劲健有力，所刻图画构图准确，比例适当，雕刻线条自然流畅，精细美观。在人物造型艺术上具有明显的佛教特点，有的头上有光环或高肉髻，有的手作施无畏印等。绘刻技法简拙古朴，既继承了藏传佛教艺术的传统，又汲取了汉族石刻艺术的长处，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和日石经》版式独特，装帧别致，“石经墙”上的石经堆放井然有序，每函石经堆放得犹如一本长条藏文经书，保持纸质经书的式样和风格。每函石经之间用刻有书名和花的石板隔开，每本石书整齐美观，整个外壁全用绘有花边的木板作为书箱，把石书严严实实地封闭在里面。每一段“石经墙”建有一个佛堂，里面供有一尊释迦牟尼的石刻佛像，有些石刻佛像还涂了彩色，栩栩如生，给人以一种释迦佛无处不在的感受。
《和日石经》究竟刻于何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据当地僧众传说，约始于清嘉庆年间即18世纪中后期。当时和日寺从别处迁移到这里，第三世寺主德尔顿久美桑俄合丹增为了弘扬佛法，决意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积蓄，凿刻三部永世长存的佛教石经，特地从果洛草原请来了刻石高僧阿乃核多造率领刻经活动。经过十几年的凿刻，德尔顿喇嘛耗尽了积蓄的全部资财，终于刻成了《普化经》等石经。德尔顿去世后，洛加仓活佛继承了德尔顿未的事业，他聘请和日西合有名的刻经匠恰洛和民卜丹为刻经师，又雇请了一大批牧民继续进行刻经，前后历时40年，直到1955年才全部完成了《甘珠尔》、《丹珠尔》、《塔日多》3部藏文佛教石经的镌刻，最终建成了堪称世界佛教石经之最的《和日石经》墙，为佛教文化竖立了一座巍巍丰碑。
此外，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历代遗存的石刻佛经。如近年在山东微山县薛河出土了一块刻于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名为“徐州市沛县陈桂碑”的造像碑，碑首尖拱形龛内浮雕一佛二菩萨，碑阳下部刻铭序，上部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用楷书书写，共15行，319字。在河南开封繁塔有宋代书法家赵安仁用兼欧、柳书体之长书写的佛教“三经”碑刻：嵌于塔基南门东壁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嵌于基座南门西壁的《十善业道经要略》、嵌于二层南洞东西壁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在西安碑林中，除藏有大批经幢外，还存有许多佛教经文碑和刻石：刻于唐代用草书书写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心经》；刻于宋乾德六年（968年）、由袁正己楷书、李奉王圭、翟守素绘图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刻于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僧省言楷书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刻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朱敬镒草书的《般若多心经》；刻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朱敬镒草书的《金刚经》；刻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徐元敬行书的《般若多心经》；刻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由季智安楷书的《般若多心经》；刻于清代、分别由德涵楷书、郭嵩行书的《般若多心经》等。
在江苏镇江焦山碑林中也有佛教经文碑和经文刻石：清康熙四年（1665年）摹刻的宋理宗宝祜二年（1254年）由“以能书闻天下”的司农寺丞、授直秘阁张即之楷书的《金刚经》刻石；刻于民国19年（1930年）、由戴传贤（季陶）用小楷书写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江苏吴县的《楞严经刻石》和《宝塔金刚经碑》也是颇负盛名的佛经碑刻。《楞严经刻石》刻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张炳樊、张鲁唯、侯峒曾、归昌世、顾锡涛、王时敏等11人书写，由苏州刻石名手章懋德勒石，原刻石共84块，每块长0.87—0.92米，高0.22—0.31米，共刻《楞严经》10卷，现存刻石83块，仅缺最后一块捐助者姓名刻石，是一部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明代石刻佛经。《楞严经》刻石原在吴县光福狮林寺中，1976年迁至司徒庙碑廊。现在《楞严经》刻石旁，还有刻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章藻精刻的《宝塔金刚经》碑。两者均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面已论及镶嵌于北京海淀区八里庄摩诃庵后殿东院汉白玉壁上、刻于明万历初年的《篆书三十二体金刚经刻石》，则更是名闻遐迩的佛经碑刻。
西藏也有众多的石刻佛经。玛尼石刻是西藏石刻三大组成部分（另两部分为石窟和摩崖造像）之一，其数量之丰巨，内容之丰富，雕刻之精美，实为罕见，包括经文在内的佛教内容，是玛尼石刻的重要题材。在被誉为石刻之乡的昌都，以玛尼石组成的尼玛堆伟岸如山，玛尼墙绵延路边数公里，当雄县康玛寺的玛尼拉康，四壁嵌有玛尼石千余块；在那曲卡日寺的玛尼石中石刻佛教经文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玛尼石刻经文，对于研究西藏佛教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道教经文摩崖和道教经文碑，数量没有佛教经文摩崖和佛教经文碑那样多，但也颇为可观。
素有“海上仙山之祖”美称的山东半岛东部的昆嵛山，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在昆嵛山主峰泰礴顶东南圣经山顶上的一块状如新月、高5米、宽15.5米的巨石峭立如削的阳面，随其天然凹面，阴刻着《太上老子道德经》上、下卷，共146行，5000余字，用颜体楷书书写，结构谨严，稍带魏风，古拙苍润，书法苍劲，刻工精湛，工程浩大，令人惊叹。据传，这块国内罕见的大型道教摩崖刻经，为金代道教“全真派”创立者、开山祖师王重阳和号称“北七真人”的他的七个弟子刻建的，是道教文化的重要文物。
陕西省周至县东南25公里处的楼观台，据史料记载，是我国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老子讲经说法之所，后来建起了中国道教最早的宫观，成为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举世闻名的《道德经》就是在此诞生的。现在楼观台说经台山门左右两侧，矗立着历代遗存下来的石碑10余块，均为历代书法名家所书。其中左侧两块碑上分别刻有由元代著名书法家高文举正楷书写的《道经》、《德经》，右侧两块碑上刻有用梅花古篆书写的《道德经》、更为珍贵的是在梅花古篆碑的侧面和《道经》碑的侧面，还刻有相传为太上老君所作的14字道教养生诀联。
此联语据当地道士说，应读作“玉炉烧炼延年药，正道行修益寿丹。”乃道教养生修炼之秘诀。
《阴符经》是道教的重要经典，其主要内容是“阴阳相胜之术”，认为“治国之术百数，其要在清净自化；用兵之术百数，其要在奇正权谋”；并提出“心生于物，死于物”，“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等命题。《阴符经》对后世影响甚大，历代都颇为重视，不仅先后出现过万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荃等6家注本和杜光庭，夏元鼎、陆长庚等十余家注疏本，而且还屡屡被镌刻成碑，以广加传播。据考，仅在北宋遗存的碑刻中，就有刻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由郭忠恕用古文、篆体、隶体书写的《三体阴符经》，刻于宋开宝二年（969年）、由袁正己楷书、李奉王圭、翟守素绘画的《黄帝阴符经》和刻于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由董夏篆书的《阴符经》等。
甘肃省榆中县的栖云山，相传古时混元老祖曾化为老道来此，用法术建造了混元阁后“坐化”而去。后来，此处就成为道家修身之地，留下不少道家遗迹。在峰顶混元阁上方、八卦亭内立有一根高约2米、宽约0.4米、称为“天通柱”的八棱黑色石柱，柱上刻有《道德经》、《清静经》等5篇道教经典。
西安碑林中存有刻于宋乾德四年（966年）、由郭忠恕用篆、隶、楷三体书写的《三体阴符经》碑，刻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由庞仁显楷书、白廷璨绘画的《老君常清净经》，刻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蒋薰楷书的《太上感应篇》，刻于清代、由张述燕楷书的《纯阳吕祖垂训》、《太上感应篇》等道教经典。
各地的一些道观也存有石刻道教经典。如在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被称为“全真丛林第一观”的北京白云观西路南端祀奉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的祠堂的东西室壁上，嵌有元代书法大家赵孟糗书写的《道德经》和《阴符经》：河南省鹿邑县城东5公里的太清村，原属楚国苦县，据认为是道教太上老君老子的故乡，现在鹿邑太清村隐山上的太清宫的太极殿院内，存有一块高3米、宽1.1米的龟跌石碑，碑的两面刻有唐代皇帝御笔隶书的《道德经注》，每面刻22行，每行51字；在西安市东关长乐坊著名道观八仙宫的碑廊壁上，嵌有元赵孟颊书写的《道德经》等。
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经典碑刻数量远不如佛教经典碑刻那样多，但在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和基督教教堂中也时有所见。如：在阿拉伯穆斯林创建于伊斯兰教历400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古寺福建泉州清净寺又名麒麟寺，阿拉伯文名叫“艾苏哈卜大寺”，即圣友寺）中，其门楼外尖拱大门上额，横嵌有一长列石刻浮雕阿拉伯文《古兰经》经文；其礼拜大殿的正大门尖拱门楣上，镌刻着阿拉伯经文，在礼拜大殿的西墙上额，横嵌有一长列雕刻古朴的石刻阿拉伯文经典，西墙正中所砌的巨大尖拱壁龛内，嵌有石刻古体阿拉伯文《古兰经》，称为“米哈拉布”：西墙上还嵌饰有6个雕刻伊斯兰教经文的巨大尖拱壁龛。在与清净寺齐名的扬州仙鹤寺墓园中的普哈丁墓塔的第3层壁上，嵌有用阳文镌刻的《古兰经》刻石。在江苏省南京市的太平路清真寺的礼拜大殿正面的凹壁上，嵌有汉白玉阴刻镏金《古兰经》经文。在北京的三里河清真寺内，近年发掘出了很可能是由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撰写的《回文‘一元统会纪要’终序》及《论道二教亦有二》等重要的用汉文书写的伊斯兰教经典碑刻。又如，在南京市现存最早的一座基督教大堂、太平路396号的圣保罗堂中，内墙石柱上端内侧的10块白矾石上，镌刻着由穆通甫缮写的帖有金箔的圣经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