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是我国独有的文物门类。一般把在木、石刻上敷纸用墨传拓的法书类复制品，统称为碑帖。准确地说应称碑帖拓本。碑帖包含的品种很多。就碑和帖说竖石为碑，横石为帖；碑以记事、纪功、志墓为主。汉代以后，墓志盛行，墓志的文词，以歌颂墓主人功德为主，与墓碑文词相类，只是碑立在墓外，墓志埋在墓内。帖则以书翰诗文为多，碑帖之外，还有碣石、造像、画像、题名、题记、塔铭，摩崖、石阙铭、经幢等。
碑
东汉许慎《说文》给碑的注释是：“碑，竖石也”，说得很宠统，考察秦以前的碑，大致有三种功能：
宫中之碑立石于宫殿前观测日影，以辨别时间、方位，郑玄：“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
祠庙之碑古时宗庙，祠堂前也有竖石，用来拴住祭祀用的牺牲，如牛、羊，猪等，以便宰杀。祠堂是子孙纪念祖先、人民纪念崇拜者的建筑；神庙是信徒、群众纪念圣贤、神仙的建筑，在这些建筑前立石举行祭祀礼仪活动，后来又在这些石上刻了文字，记述受祭者的道行功德，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庙堂碑。
墓冢之碑古人土葬，棺木非常沉重，为便于安葬，入墓穴内，先在墓穴的四角立上石柱，石上有圆孔，将绳索穿过圆孔系在棺木上，使棺木平稳地落入墓穴之中的下葬石，又称“窆石”，后来有人利用这些石柱石板，刻上文字，记述墓中人的姓名、官职、卒葬日期年月，就放在墓前，不再撤除，演变成墓碑。
现在我们发现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河平三年八月的《鹿孝禹刻石》。此碑在山东平邑县，现存山东省博物馆。最早的汉碑多还保持窆石的形制，大多为圆头或尖头，碑学称圆首或圭首，碑上的圆洞称为“穿”，这是窆石特有的形体，至东汉碑的形体高有二、三米，但还保留着窆石的形式，有的还在穿的周围刻上绳纹，称为“晕”，象征着原来的用途，后来流行的主要是庙堂纪念碑或墓志碑立于庙堂、神祠、神道，墓穴前，或大道显见之处，用于颂扬功德，此制沿袭两千余年。
碑的形制：
一块碑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上端刻碑文题目的地方称“碑额”或“碑首”、“碑头”。
下面用以刻碑文的地方称“碑面”、“碑正”、“碑阳”，它的反面称“碑阴”。
两侧面称“碑侧”，并分左右，靠近碑文第一行的这面为“右侧”。靠近碑文末一行的这一面为“左侧”。
汉碑是承袭窆石而来的。高度在2米5至3米间，如《张迁碑》高270厘米、宽115厘米；《鲜于璜碑》高242厘米，宽83厘米；《曹全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在汉碑中就算是大碑了，所用的石料都是整料。后来逐渐脱离了窆石的形式，碑的体积愈来愈大了。到唐代，一般唐碑都比汉碑高大，更不用说皇帝的御碑了，碑的制作也愈来愈精工。随着碑的高大整块石料稀少，于是就把碑额，碑面分为两部分。碑面刻文字的部分也称为“碑身”。碑身的下缘，留有空白以便埋在土中，碑石树立在地上年深日久，碑石就会沉陷，逐渐埋没了下半部的碑文。
古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对策，一般都是另制一长方形或方形石板或石墩，称为“碑座”。再将碑身嵌入槽中，底面宽大就不易下沉。
碑座在早期多是朴素的“方趺”，即长方碑座，一些经书，政府的法令及比较严肃的内容都用此方座，四面分别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南北朝时出现龟形碑座。唐代的大碑或皇帝的御碑，碑座都做成了龟形，在龟背上刻一槽，托碑身嵌在龟背上。称为“龟趺”，也叫赑（ｂｉ ｘｉ），由早期碑座刻玄武演变而来，也是希望碑像龟一样长寿，能够长久保存。
前文说到汉碑的形式还保持着窆石的形态上尖下平，中有圆孔，如山东的《鲁峻碑》、《武荣碑》，天津的《鲜干璜碑》，都是圭首有穿，后圭首演变成圆首，如《衡方碑》，逐渐穿也取消了，如《张迁碑》，这些碑额的形式，金石学称为“圭首有穿”、“圆首有穿”或“圆首无穿”。一般情况，“穿”是碑额与碑面的分界线，“穿”以上刻碑题，“穿”以下刻碑文，也有的碑，“穿”凿得很低，在碑文中间，如《袁安碑》、《袁敞碑》、《景君碑》一般文字照刻，遇穿避开。
碑额题字
用篆字的称“篆额”，用隶字的称“隶额”，楷书也称“隶额”或“额正书”。
汉碑的碑额和碑身是一体的，碑额上刻了碑文的题目，碑面就不再重复了，碑面第一行就是正文开始。唐碑因碑额与碑身分为两石容易失落，故此碑文第一行仍刻碑题。例如《圣教序》的碑额是：“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八字二行，碑身第一行是“大唐太宗文皇帝撰三藏圣教序”。碑文一般都是从右向左写的，但也有各别的碑是从左向右写的，如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
汉碑的字数少，碑文全篇都刻在阳面，碑阴一般都刻出资立碑人的姓名，大都是门生，故吏，如《孔彪碑》、《景君碑》、《曹全碑》，款式都是官职、籍贯，姓名、字，出钱数，例如《礼器碑》碑阴题名有：“赵国邯郸宋镇元世二百”，如《升仙太子碑》阴刻从臣题名，《御使台精舍碑》阴刻原任御史题名。随意义与《礼器》碑阴不同，但都称其为“碑阴题名”。
唐代的碑文不像汉代的简捷，碑文冗长，碑阳刻不下就在碑阴续刻，都刻不下就四面开张，称“四面刻”，颜真卿的《勤礼碑》、《颜家庙》都是此种刻法。四面刻由碑阳始延展顺序为碑左、碑阴、碑右。也有的碑，碑阴没有字，后人加刻的文字，称为“碑阴记”。如北巍《吊比干文》到了北宋已坏，字迹不清，宋人便将原碑磨平，依原拓重刻，然后在碑阴说明重刻的情况。
也有的利用古碑的空白加刻文字，如北周《华岳颂》，碑阴被唐人刻上了《华岳庙碑》。
少林寺也发现过正面是金代观音画象碑，后因翻修殿宇，才看到碑阴是《唐太宗校书碑》，这种情况大都出现在名胜古迹，寺庙等地。有的碑砌在墙里只留碑面，如《麓山寺碑》，一般只拓正面，只有上海出版的何绍基拓本为最好，碑阳、碑阴、碑侧，额齐全为上品。
文的书写镌刻
碑的文辞一般为前序后铭，前序用散文，后铭用韵文，韵文有四言。骚体，有时也掺和用，以七字为主，用“兮”字较多。序的内容丰富，包括；姓名、籍贯，家史、功名、政绩、卒时、安葬时间，地点及其后人之情况，具有“史料”价值。铭不过是殉者之颂诗，古人立碑，主要是立铭，序是辅佐，因此叫墓志铭、碑铭。
序多为秉笔直书，客观介绍不予褒贬，铭文多赞誉。
随着碑的发展以其传播效益，人们不仅用碑来怀念死去的人，也用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碑文内容大致可以分成六类：
墓碑（包括墓志），如鲜于璜碑，马姜墓志。
功德碑，如张迁碑，曹全碑。
工程纪念碑，如褒斜道大开通，石门颂。
祭祀纪念碑，如祀三公山碑，礼器碑。
昭示碑，如乙瑛碑。
契约，如大吉山买地记。
碑文的刻法，唐以前一般是书丹上石，然后再镌刻。到唐代，开始模勒上石，这样可以保存碑文原作，并可减少书丹者之劳苦，模勒上石简单说，就是把写在纸上的碑文摩拓在碑石上，然后再镌刻。
刻碑，首先在碑面上涂上墨，墨干以后上蜡，再打磨平整，呈现乌光色。把写好的碑文原件做一个模本，在横本的背面用朱砂双钩其字，旧称“过朱”。这样背面就有了朱红的双钩反字，再把这过朱的模本覆在经蜡的碑面上捶打，使背面的朱砂迹清楚地印在碑石上。撤掉模本稿，就可以刻石了。
镌刻碑文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工艺，又兼有艺术性，许多的碑刻广为流传不仅因书丹者的书艺高，同时也包括镌刻高手的出色再现的技艺。
汉碑以隶书为多，篆书碑极少，北朝碑刻都是隶法初变的楷书，南朝碑在齐梁时已用楷书，大多没有书丹及镌刻人姓名。唐代碑刻具备了各体书法，尤其以楷书为主，唐太宗李世民率先以行草书碑，开创了一代风范，继而怀仁集圣教序及草书唐碑，一直流传至今。
唐碑对书丹、勒石、镌刻人一一具名，如圣教序、是怀仁集，王羲之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刻。唐以后发展成达官显贵书写碑文，唐以后才提高了书法的地位，把撰、书人放在文章的前边，刻石人仍旧在碑文的后尾，有的甚至还没有刻上，曾毅公《石刻考工录》是一部专门记录历代刻工的人名典籍，可供参考。
在碑文中常出现一般字的变型写法或异体字，有些字是因为避“讳”而多写或少写笔划，有些字是因书工，小吏，刻工造成的，写字的人省笔划、变字型、刻石的人也许多一笔或少一点，这样就形成了许多碑别字，目前在不影响文字交际的前提下，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还可以用碑别字，增强书法作品的艺术效果，都需要掌握一些碑别字，辑录碑别字的参考书有罗振玉，罗振鏊的《增订碑别字》、秦公《碑别字新编》等。
（1）刻石
刻石：有文字的刻石，以《石鼓文》为最早，据考为战国时秦国刻石。见于记载的刻石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仪、刻石颂秦德留下的峄山、泰山，琅砑、之罘、碣石、会稽刻石，其中之罘刻了两块，所以秦始皇共刻石七块。泰山石刻现残存十余字，在泰安岱庙中的琅王牙刻石现存历史博物馆，存有十三行字，峄山，会稽二石已陨，只有翻刻本，是宋人加工的。
秦始皇之前有先秦的刻石，如石鼓、河光刻石等都是因石制宜，保持石的原始形状。汉以后为碑取代。
（2）墓誌
墓誌，埋在坟墓中，棺材前，上刻铭文，亦称“墓志铭。”在东汉末年，三国曹魏，南朝齐、梁都发布过“碑禁”，所以有人说因碑禁而产生墓志。墓志始于汉代，晋人把墓志做成小碑形，如《华芳墓志》、《刘韬墓志》等，墓志定型自北魏始，其石大都50公分见方，并有盖石，志盖一般为覆斗型，中心方型中题撰额，还有的墓志盖四角有铁环，便于提携，有的似龟形，有的形如小屋。墓志流行于南北朝，到唐时碑志并行。唐代葬仪在出殡的仪仗中必要有“志石亭”，亭中放墓志，随棺下葬。
（3）摩崖
摩崖是指把纪念性的文字刻在山麓崖石上，一般刻摩崖都与大工程、名胜古迹有关。时代最早的是《汉畜阝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在陕西褒城北石门溪谷道中，《石门颂》、《杨淮表记》、《石门铭》都是记述这段栈道工程的摩崖石刻。至唐代因道路改变、栈道废弃、摩崖也被草木淹盖。至宋代这些地方成了文人访古探幽之所，并逐渐发现了这批刻石，集拓成《石门十三品》。后因开发水利工程，把部分摩崖割下，现存陕西汉中博物馆。
较为著名的汉代摩崖石刻有有：
《四狭颁》在甘肃成县天井山。
《郙阁颂》在陕西略阳。
《云峰山刻石》以郑道昭书《郑文公下碑》为主，在山东掖县。
《金刚经》在山东泰安泰山上。
“四山”摩崖，有铁山、冈山、尖山，葛山，均在山东邹县。
唐代著名书家墨迹的摩崖刻石：
《伊阙佛龛碑》褚遂良书，在洛阳龙门。
《大唐中兴碑》颜真卿书，在湖南祁阳。
北魏和盛唐，盛行在开凿石窟和修造佛像时镌刻供养人祈愿，记述造像经过的铭记。洛阳龙门石崖造像记比较著名的有《伊阙佛龛碑》、《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等，传拓集帖成龙门十品、十四品、二十品等。
河南巩县的石窟寺，山东的响堂山，干佛山，都有北齐以来的造像，杭州石屋洞有吴越至宋初的造像。此外，敦煌、麦积山，须弥山都有佛窟，也有铭文石刻，但少见拓本。
（4）造像碑
造像碑，用碑的形式来雕刻佛像，碑石高广不一，正上方刻佛像及一些螭龙鸟兽，花草人物做装饰，下方刻铭记，左右碑侧和碑阴都刻满了善男信女的姓名，著名的有北魏《姚伯多造像碑》和西魏《丘始光造像碑》等。
（5）阙
阙是宫殿大门口两座左右对立的门楼，古人在住宅、墓地、路口，祠堂庙前的神道口建筑石阙，每阙都有刻字，大型的石阙是用很多的石料或砖堆砌而成，简单的就是一对石柱。汉代的神道阙，亨梓潼的侍御史李业阙，洛阳令王稚子阙，益州太守高颐阙等，还有北京近些年出土的幽州书佐秦君神道阙，河南嵩山三阙：太室、少室、启母庙是祠庙阙，其少室、启母二阙铭都是篆书，笔势方圆相济，刚柔互见，为石刻汉篆的典型作品。
在汉代，还有一种小型的石室，称为“石祠堂”，出自汉人墓地里，在祠堂的柱子上刻有文字，是石柱题记，这样的石室故宫有藏品。
（6）石径
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儒家经典，著名的有东汉蔡邕“熹平石经”也称“一字石经”，三国魏曹芳写“正始石经”，也称“三体石经”，是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而得名，唐代“开成石经”用楷书刻《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种，请康熙七年补刻《孟子》，以上为我国最著名的三大石经。另外还有“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石经”又称“二字石经”，“南宋石经”，又称“宋高宗御书石经”。再有就是清乾隆年间刻“十三经”。现在保护比较好的一是“开成石经”在西安，二是清“十三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
另一类是佛家经典石刻，佛教徒鉴于两次灭法，为防止佛经失传，刻石经典，藏痤以便保存，现存石刻佛经有山东泰山、阳徕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响堂山，而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石经。云居寺石经由隋朝始刻至明朝，历经千余载，刻石万多块，堪称为最。
（7）经幢
经幢是始于唐代的佛教石刻，一般形式是六角或八角形的石柱，上有宝盖，下有莲花座，竖立在佛殿或三门前，或大道口，驿亭旁。柱面刻的是佛经，经文最多的是《金刚经》或《陀罗尼经》，经文前有序言，后有施财者名姓，这种经幢一般无大价值，书法水平也不高。故向来无人重视。
（8）塔铭
塔铭也是唐代出现，界于墓碑和墓志之间，是僧尼死后，造成塔型墓，将骨灰安放其中，另刻一块方或长方形的志铭，砌在塔的正面，因不埋在地下，也不离开坟墓而独立，故此不能说是墓志，也不是墓碑，但文字却和墓志差不多，从拓片看长方形居多，一般归为墓志类。
（9）地莂
地莂就是一种契约，有文字，作为凭证之物，是为埋葬用地，用以记载阴宅的面积范围，地主姓名等，有铸钅夷、陶和石刻，形质不一，有如晋代杨召买地莂。
此外，还有石桥、井栏、石柱础、石香炉、坟地相生石人，石兽等，也属于碑学研究的内容。
帖
约定俗成地以为凡是黑纸白字，供人们临写的书法范本都称为碑帖。已将碑、帖及拓本混为一谈。
按许慎《说文》给帖的注释是：“帛书署也”，汉至晋代帖是署的一种，帛书上的标题，即题签，就是帖。
至唐代，帖逐渐成为量词，如：“晋右将军会嵇内史赠紫金光录大夫琅王牙王羲之字逸少书卷四帖”。讲的是王羲之书迹一卷中的四段墨迹，唐初何延之撰《兰亭记》叙述李世民遣监察使萧翼到会嵇去向辨才和尚赚取兰亭序墨迹的故事，此文中用的帖字便是书法墨迹的意思了，如云：“太宗以德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至。”又曰：“顷得二王杂帖三数通。”等皆说的是墨迹为帖、这就改变了帖原是标题的意义了，即成为名人书法可以供人临写的墨迹，谓之帖。
帖是绢素或纸本上的墨迹，在印刷术未发明的唐代复制墨迹采用拓、摹的方式，推广流传。还有一种是在纸上涂上层黄蜡桐油，纸便透明，称为“硬黄”，用其摹拓墨迹。将法书原作的墨迹模勒上石，再扑拓成的拓片，这种拓片也和碑拓本一样是墨底白字的拓本，确切地说是刻帖。
刻帖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单刻帖，就是一件墨迹的帖本。二是汇刻丛帖，就是汇集多件墨迹的刻帖，也间称丛帖，丛帖的形式有：
1.收历代墨迹，就是两个朝代以上的墨迹作品。
2.收断代墨迹，就只归一个朝代的墨迹作品。
3.个人墨迹，只收一人或包括其子的墨迹。
4.杂类，包括金石、楹联、缩临等。
最初的刻帖是因响拓费工，而且辗转钩摹，势必愈来愈失真，因此有人仿刻碑的办法，把原迹钩刻在石上，据说唐玄宗李隆基曾把《兰亭序》刻在白玉石柱上，置于学士院内，打本赐朝臣，到五代后晋时，此石被耶律德光掠去，耶律德光死后，流落民间。宋初，宋祁官于定州访得此石，置于公府，于是拓本《定武兰亭》才得流传。
唐怀仁和尚集王羲之圣教序所用的方法即是集王羲之的墨迹摹拓，再摹勒上石，当时怀仁有很高的摹拓技巧，也为后来的刻帖奠定了基础。
刻帖始于何时？按宋人记载，为南唐后主李煜时，汇编墨迹模勒上帖的谱系。据宋人记载，第一部刻帖是南唐后主李煜令人汇刻的《开元无帖》，惜仅有文字记载未见实物及拓本。
现存最早的法帖是《淳化阁帖》，此帖是北宋太宗赵炅在淳化三年，集秘阁所藏历代法帖，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汇刻而成，摹刻在枣木板上共十卷，计有古人墨迹2287行，收法帖420件，也有说是422件，分为两大部份，前五卷是诸家法帖作品，后五卷是二王书法，每卷后都有篆书：“淳化三年王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字。当时用澄心堂纸，李廷琏墨，拓赐大臣。此帖虽说是模勒上石，其实是刻在枣木板上，藏于秘阁，所以此帖全称《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不久秘阁失火，帖板尽焚。在当代《阁帖》就非常稀少珍贵，这时民间开始有翻刻，原帖被称为“官法帖”。王著是王羲之的后人，富有家藏，但是王著书学浅薄，因此在主编此帖时，收的伪帖多，体例混乱，一帖重出，有的张冠李戴，错书名姓，420帖中有题的就占1／3，宋黄伯思说他：“不深书学，又昧古今”。《阁帖》的优点是保留了古代优良的法书作品，而且模刻得精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阁帖》的枣木日久裂纹，用铁饲锢锔住，拓出的本子有锔纹，称为“银锭纹”，还有的地方被虫子蛀食，拓本上有白点日“夹雪”，有银锭纹的本子称“银锭本”。流传到现在的“银锭本”只有九卷藏上海博物馆。原版被焚后，陆续出现翻刻本，宋时已有几十种之多。到明代，较为著名的翻刻本有三种，即顾刻本，潘刻本，肃府本。顾刻本是明嘉靖年，上海顾从义，玉弘馆刻，是从宋拓原版翻刻的；潘刻本是明万历年，上海潘允谅，玉石山房刻，与顾刻比较前者字口肥，潘刻本字口瘦。
肃府本，也称“肃藩本”、“遵训阁本”、“兰州本”。明朱元璋第十四子肃王，守甘肃。藏御赐宋拓《淳化阁帖》一套，此帖在肃王府流传，万历年间，张鸣鹤购得伪本，借肃府的宋拓本时照，相差甚远，便提议翻刻此帖，并约苏州温如玉和张应召等刻帖高手，在陕西富平县购得富平石，历经七年刻成，然后用太史纸、程君房墨精拓。潘刻本在当时已值五千钱，此石因在西北无战乱侵扰，气候又合宜，至今保存良好，存于甘肃省博物馆。明、清两代名人大都用此本。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淳化阁帖》即依肃府本，比较接近于宋拓本。肃府本每卷后有跋云：“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秋八月九日草葬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皆重摹上石。”隶书字，是肃府本的特点，西安碑林藏肃府本是清顺治年，费甲铸翻刻肃府本。
还有一种在阁帖基楚上“增减成帖”，另立名目，如《潭帖》十卷，是北宋、潭州知州刘治，聘僧希白在长沙刻的，又名《长沙帖》，在宋时很受欢迎，其中多了兰亭序，黄庭经。
再有《绛帖》二十卷，尚书潘师旦刻于绛州家中，是一部地道的民间法帖，此帖增加了“大宋帝王书”、颜真卿、李西台、高闲、怀素等人的作品，后潘师旦去世后，版本一分为二，兄弟二人各持十卷，官府购得前十卷，增补后十卷，称为“公本”，弟所持后十卷，增补前十卷，称为“私本”。
还有《戏鱼堂帖》十卷，元祜年间，刘次刻，原本已无存。
《大观帖》宋大观三年，徽宗赵佶见《淳化阁帖》版已报裂，且王著编次失误较多，故命蔡京等人重加更订，增以内府所藏法帖，重刻于太清楼下。此帖选择严谨，标题都是蔡京所书，且摹刻精良，有逾《阁帖》，可惜拓本流传太少，现仅存宋拓数卷。北宋灭亡后金兵入侵，在南宋时所得拓本，都是“榷场本”，榷场就是商贸集市，北方碑帖商在太清楼拓得在此集市买卖，这种本子也是很难得的。《大观帖》每卷尾有：“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字，乃蔡京手书，此帖是增减《淳化阁帖》的最佳本。
《淳熙秘阁续帖》，南宋淳熙十二年孝宗赵敕令以内府所藏《阁帖》重刻，卷帙规模悉同《阁帖》，卷尾题：淳熙十二年乙已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摹勒上石，世称《淳熙阁帖》或《淳熙修内司帖》，同年又以南渡后续得之晋唐遗迹摹刻成《淳熙秘阁续帖》十卷，每卷都有内府印鉴。
《群玉堂帖》，汇刻丛帖，原名《阅古堂帖》十卷，南宋向若水摹刻韩佗胄的藏法帖，后韩被杀，刻石入公库，嘉定元年入秘书省，改称《群玉堂帖》，此帖首卷收南渡后帝后法书，卷二收晋、隋帖，卷三收唐帖，卷四收怀素《大草千文》，卷五、六、九收宋人帖，卷七收黄庭坚，卷八收米芾，卷十收蔡襄，石曼卿帖，摹刻精良，原石已佚，只有残本传世。
《宝晋斋法帖》，南宋曹之格摹刻，十卷北宋米芾得王羲之《王略帖》谢安《11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真迹，遂名其斋日《宅晋斋》。崇宁三年，在安徽无为，将三帖摹勒上石，后遭兵燹，石有残损，后葛韦占之三翻刻一过，与原先残石同置官舍，至曹之格任无为通判，又重行摹刻，并增入家藏晋帖及米芾法书多种，于咸淳四年刻成。朱、葛、曹等的刻石早已散失，现只有上海文管会藏有一套完整的宋拓曹刻本，已影印于世。
《停云馆帖》，明嘉靖三十九年，文征明父子摹勒，章藻刻，此帖共有四卷，以小字标题，毁去后重刊成十二卷，所载晋唐小楷及宋、元以来名笔，真、行、草、章悉备，为明代著名法帖。
《真赏斋法帖》明代锡山华夏出家藏“真赏斋”古法帖，由文征明，文彭钩摹，章藻刻，三卷，收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及唐摹《万岁通天帖》等，摹刻甚精，评者以为“有明一代刻帖第一，出《停云馆》上”。后因火毁重刻，拓本有“火前”、“火后”之分，火前拓本，仿宋纸墨施拓，流传颇稀。
《戏鸿堂帖》，明代董其昌摹集平生所见晋唐以来法书汇刻成帖，十六卷，沈弘嘉、孙商承刻，其中以唐玄宗李隆基的《鹆鸽颂》、苏轼《寒食诗》二帖摹刻最精，其余不甚佳，又因改动原帖行次，失真颇多，初为木刻，遭火焚毁后，重刊于石，传世拓本有木、石两种。
《快雪堂帖》，清代冯铨摹集，刘雨若刻，五卷，多从墨迹摹出，颇为精到，所收法书自魏钟繇，晋王羲之至元赵孟顺为止，首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名。刻石后归黄可润，旋入内府，作快雪堂贮之，冯氏为河北涿县人，初拓称“涿拓本”，黄氏为福建人，次拓称“建拓”，入内府后称“京拓”。
《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清高宗弘历，因征得《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晋代珍贵墨迹，遂名其室日“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出内府所藏法帖墨迹，敕梁诗正，蒋溥，嵇璜，汪由敦主持编选，宋璋、扣住，二格，焦林四人摹刻，三十二册，所收历代书家一百三十四人、三百四十余帖，共四百九十五石，摹刻精良，卷帙浩繁，堪称丛帖中之巨制。乾隆十九年，又出内府藏褚遂良等墨迹，汇刻成《三希堂续帖》也称《墨妙轩法帖》，四卷，道光十九年于原石上加刻花边，后人竞相传拓，流传极广。
《凤墅法帖》，宋曾宏义刻，二十卷，续二十卷，专收宋人书法。
《十七帖》，草书法帖，唐太宗收王羲之草书简札的连卷刻本，计书札二十八通、一百零七行，九百四十二字，因第一帖首行有“十七”二字而得名，此帖历代翻刻极多，传世墨本约有敕字本、贺本、陕本三个系统，敕字本帖尾有大草敕字，（李世民书），和小正书“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字样。传世善本有：一、明代吴宽藏宋拓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二、清代冯铃藏唐拓本，现藏河南开封博物馆，三、清代姜西溟藏北宋拓本，民国初流于海外，四、明代文徵明朱书释文本，贺本，传为贺知章临刻本，即《淳化阁帖》所收祖本。陕本、即刘问卿藏本。也是唐人所临，石已佚。
《颜鲁公帖》又称《忠义堂帖》，宋刘之刚刻，八卷，续一卷。
《绍兴米帖》南宋赵构命以内府所藏米芾真迹摹刻于宫，十卷，篆、隶、真、行、草各体具备，为习米书者所重，原石曾藏明内府，清顺治初被废为阶石，后仅存原石一块半，上海博物馆藏有该帖第九卷凡五十八幅，宋拓宋装，皆篆隶书，有影印本。
《英光堂帖》南宋岳珂摹刻，五卷，皆米芾法帖，选刻精良，多为米氏精心之作，清道光时，上海徐渭仁以所得残本三十五帖重新摹刻。
《西楼苏帖》南宋汪应后搜访苏轼书迹，得三卷，乾道四年刻于成都，摹刻精良，颇具笔墨，现有影印本六册流行于世。
《急就章》汉代学童的教科书，章草传为史游作，魏晋时期颇为盛行，北宋宣和年，叶梦据皇象本摹刻于颍昌，明正统四年，杨政复又以所藏颍昌残本，重刻于松江，缺损处以宋克临本补足，称为“松江本”。松江本即日前最好的拓本，元代赵孟頫，以后的邓文原、俞和，宋克等人都有写本传世。
《黄庭经》小楷法帖，传为王羲之书，传世临摹翻刻本极多，以《秘阁续帖》、《越州石氏帖》本为最佳，上海图书馆藏宋代精拓本有影印行世。
《乐毅论》小楷法帖，传为王羲之书得意之作，唐代褚遂良以为羲之小楷第一，称曰：“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原迹久佚。有二说：其一，唐时为太平公主以内府窃出，因怕追查而入灶中焚毁，其二，本无墨迹传世，是王羲之亲书于石，其石唐时入昭陵，北宋时藏学士高坤处，仅存前半段二十九行，未行仅一海字，书法劲瘦，称“海字本”。又有全文本，相传为宋初王著所临，宋人已刻入集帖中，传世翻刻本以《越州石氏帖》为最佳本。
此外颜真卿《争坐位帖》、《麻姑仙坛记》，孙过庭《书谱》及《灵飞经》均为著名法帖。
碑与帖的区别刻碑是为了宣扬某人或某事的功绩，以碑文内容为主，碑文书法水平是第二位的，而刻帖是以流传书法为主要目的，是为提供著名书家的书法复制本。
碑是为了追述世系，歌功颂德而立，文字有固定的体裁格式。帖是以书法的优劣为主要目的，不管内容。刻帖的内容有书信、诗文，书稿，手稿等，体裁丰富，书体自由。
碑的书体以时代风尚为主，在隋代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唐代开始有行书书碑的先例。武后以后也有以草书写碑的，但都是帝王的特例，也有少数人如李北海等，刻帖则以便于书写的行、草、小楷为主。
碑帖形制不同。帖的原件小，而且要考虑刻和拓的方便，尺幅大都为二三尺左右，碑则为宏篇巨制。帖是模勒上石。碑在宋元以前是书丹。唐代有了模勒上石的技术，而宋以后刻碑才广泛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不论是碑拓本，帖拓本，还是影印的墨迹，凡是能供人学习的书法范本都简称为“帖”。以致约定俗成，形成新的观念。
碑帖拓本
拓本是古代流行的手工复印方式。以湿纸紧覆在碑石或金石器物上，待干后用墨打拓其文字图形、形成墨底白文的印刷品。墨色深黑有光的叫做“乌金拓”，黑色淡而匀净的叫做“蝉翼拓”或“蝉衣拓”，用朱色打拓的称为“朱拓”。
拓本有时写作拓本，拓是拓的异体字，其实不一，拓本指品种而言，即上面所说：用墨打拓碑石器物所得黑底白文的印刷物，而拓本还另有一层意义，即是影摹，就是以纸覆在书画真迹上描摹，唐张彦远《书法要录》何延之兰亭记：“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这里所说的拓，就是在黑迹上覆纸影摹下来，所谓拓就是影写本，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宫中就有拓书人，他们的专职就是影写前人墨迹，像赵模、冯承素就是唐太宗时有名的拓书人，故此拓又称为摹或模，还有一词叫“响拓”，其意略同，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云：以纸覆帖上，就明牖影而摹之，谓之响拓，就是借窗户的光影，使字迹清晰，用细笔依照字的笔划外廊描成双钩字，然后用墨填满，唐人拓写的兰亭序，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也有双钩不填墨的，称为“双钩本”，不过很少见。传拓始于何时，目前看到的最早拓本还是唐朝的，当时还不称为拓本只有打碑一词，唐李肇《国史补》说：“德宗在东宫，雅知杨崖州，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又，西安有一经幢，其后一句刻：“元和八年八月五日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碑打片散施，同愿受持。”就是说那个女弟从这个经幢上打下经文来散发给他人。打本即拓本。
到宋代，模、摹、拓、打并用，都是指打碑而言，拓本之称也是宋代才有的，拓片不仅是临写书法的范本，也是文人用来研究文，史的资料，韩愈《石鼓歌》“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公从何霖得此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证明唐代的传拓技术已经很高了，很普及了，唐代流传下来的拓本以初唐太宗《温泉铭》及《化度寺塔铭》、柳公权《金刚经》为最早，可惜已流入法国博物馆，后拓本曾藏于敦煌经窟，纸墨讲究，字口清晰，是世上不可多得的精品。还有李宗瀚藏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魏栖梧的《善才寺碑》这几本也是唐拓，现流入日本。再就是北京图书馆藏唐拓本柳公权《神策军》以上这些唐拓本极为珍贵。
宋拓，因年代早，碑石损坏少。加之宋人用材料也非常讲究，拓印技术精良，可以说宋拓的水平超过了唐人，几乎无可挑剔。但是，宋人只把眼光放在那几个名碑上，如：史晨，痉鹤铭，九成宫，圣教序，多宝塔，麓山寺，李思训碑等，传拓达到了高水平，因此这些碑宋拓本流传很多。
明拓，明人比宋人有了发展，除宋拓名碑又增加了张猛龙碑、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郑文公碑等，但明代拓本，从总体上看用工用料大多不如宋人考究，如有的拓片为降低制作成本，就直接用烟黑加胶拓，称“煤拓”本。所用纸张往往因陋就简，有的拓片纸张拼接粗糙，压口宽窄不一，横竖不正，这也是明人追求数量只图多、快造成的。
清拓。清代小学，金石学大兴，涌现出大批书法家，金石家，他们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一方面到处访碑，发现了大批前人没有著录的碑和摩崖，并传拓，著录，当时著名的金石家阮元，包世臣等人对六朝墓志很重视，拓宽了碑帖的范围，增加了碑刻的品类，同时还雇人“升碑”、“洗碑”，用高手“精拓”，在质量上是可以压倒前人的，当时有些学者如罗振玉、阮元，端方等，都亲自寻碑访志，并亲自动手拓碑，或监拓，金石学风兴盛，故此清代拓本大增，质量高，数量多，品类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