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字，古代碑刻对保存和译释这些民族文字，具有重要的功用，有些由于时间久远和民族衰亡而濒于夫传的民族文字正是凭藉有碑刻留存，才得以幸存于世，流传至今的。
在历代存世的大量各类碑刻中，据查考，有用彝文、满文、蒙文、藏文、八思巴文、女真文、契丹文、西夏文、突厥文、回鹘文等多种民族文字镌刻的或用民族文字与汉文对照镌刻的碑刻，其数量虽不算太多；但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用古代碑刻保存下来的民族文字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民族文字和民族历史文化县有重要的价值。
契丹文是我国辽代时契丹人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为大字契丹文和小字契丹文两种。大字制成于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后又另制新字称为“契丹小字”。金灭辽后，金初继续沿袭使用契丹文，后因建立金的女真族统治者创制了女真文，故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时下令停止使用契丹文，此后，契丹文渐被废弃，乃至失传。近些年来，由于在辽宁、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和发现了一批契丹文墓志与碑刻，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解了濒于失传的契丹文。据考，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麓安葬着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辽道宗耶律洪基三帝及其后妃的辽庆陵中，民国初年出土了辽道宗、宣懿皇后等人的类似墓志的石刻契丹文小字表册。该石刻表册的出土，使人们由此而首次得知了契丹文的使用情况。此后，又多次出土了契丹小字墓志、碑刻。如辽宁阜新继发现契丹小字《肖慎微墓志》、《许王墓志》之后，于1993年5月又发现了第三块契丹小字碑刻，该碑刻长104厘米、残宽70厘米、厚16.5厘米，现存13行，近300字，经契丹文字研究专家鉴定，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第十块契丹小字碑刻，对于研究契丹文字具有重要价值。在辽宁锦州市西南滨临辽东湾的锦西县西孤山，也出土了刻于辽道宗五年（1089年）的契丹小字墓志。
近些年来，也先后发现了一些契丹大字碑刻。如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州城西北2公里葬有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陵墓的山谷谷口东侧山顶上，发现了刻有工整秀丽的契丹大字的残碑；在内蒙古林西县北大山的崖壁上，1989年发现了最大字径达45厘米的7处12组极为少见的用契丹“符篆”书刻的摩崖题刻；尤为弥足珍贵的是1993年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位于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朝克图山东部、西距辽代显贵耶律羽之家族墓地约2公里的耶律祺墓中，发掘出了一合3000字的契丹大字墓志。该墓志是迄今已发现的契丹大字墓志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志文中所出现的在以往契丹墓志中从未见过的新字达数百个之多。由于与该墓志一起放置于主室棺床前的一方汉文墓志已被砸碎，仅存300余字，且两文撰写体例及内容互不对译，现在尚无法释读契丹墓志全文。从现可释读的部分文字来看，志文记载了主人的家世与生平，文中提及重熙（辽兴宗）、大康（辽道宗）、大安（辽道宗）、寿昌（辽道宗）、乾统（辽天祚帝）等年号，其中有的属首次出现。有关专家通过将志文与年号的史实相对照，还从契丹大字志文中释读出了皇太叔、道宗皇帝、南院大王、漆水郡王、于越、守太保、守太师、赵王、齐王、尚父等称谓和官爵。契丹大字的发现在契丹小字之后，经过专家的多年研究，近年来契丹小字已能破译，而契丹大字至今不能完全破译。耶律祺墓契丹大字墓志的出土，是契丹大字资料迄今为止最重大的发现，增加了大量契丹大字新资料，将极大地推动对契丹大字辨识认读的进展，同时也为今后契丹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女真文是我国金代时女真人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也有大字、小字两种。“女真大字”系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制成颂行。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又制新字。皇统五年（1145年）颁行，称为“女真小字”。元灭金后，蒙古文成为通用文字之一，女真文除在东北地区还有少数人继续沿用外，渐渐被废弃，到明中叶时己几乎绝迹。现在流传下来的女真文只有一种，这种流传下来的女真文字，除保存于明代所编的《华夷译语》中收录的“女真馆来文”和“女真馆杂字”外，主要保存于为数不多的现尚留存于世的女真文碑刻。诸如，在吉林省海龙县九缸十八山锅山，存有金太祖时所遗留的纪功刻石、名闻遐迩的《海龙女真文摩崖》；在陕西乾陵唐代武则天的“无字碑”上，有金代镌刻于碑上的女真文题刻；在黑龙江口特林存有明初永乐十一年（1413年）用女真文书刻的《敕修奴儿千永宁寺记》碑；尤为珍贵的是在吉林省松原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屯东北约2公里处，当年金太祖武元皇帝完颜阿骨打起兵誓师反辽之地，立有金代遗存于世的碑刻中最重要一座名碑《大金得胜陀》碑，碑通高3.2米，碑阳镌刻汉字碑序及颂诗，共30行，每行3～79字不等，计815字；碑阴镌刻与汉字碑文相应对译的女真大字，共33行，每行6—70字不等，计约1500字。此碑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惟一汉文、女真文两种文字对译、保存女真文字最多的一块金碑，具有重要的文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我国的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深厚传统文化的民族，彝文是其原有的一种音节文字，具有1000多年的历史，史志上亦将其称为“爨文”、“题书”等。但是这种文字很不完善、深奥难懂，使用范围狭窄，仅限于少数上层人士及宗教职业者，一般人没有学习的机会，故濒于失传。深奥而又不完善的彝文之所以还能流传至今，除因遗存有用彝文书写的历史、民间文学、医药、农枝、宗教等文献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有古代彝文碑刻存世。据考，在贵州、云南的不少地方存有用彝文书刻的墓碑、造桥碑、纪功碑等古代碑刻。如在贵州大方县有刻于明代的彝文古碑《千岁衢碑记》，在云南省禄劝苗族自治县城北10公里发明村旁掌鸠河西岸的崖峡峭壁上，存有明代土司风继文记载其家族历史的彝文摩崖刻记，全文直书横列，四周镶有双线边框，四角饰葵叶图案，字迹清晰，保存完整，这一摩崖刻记不仅保存了古老的彝文，具有重要的文字学价值，同时也为研究彝族先民及其与滇池地区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突厥文是游牧于阿尔泰山（古称金山）一带的中国古族突厥、回纥、黠戛斯等族7世纪到10世纪使用的文字，基本上是一种音节文字，约由38到40个符号组成。随着突厥族的衰亡，突厥文在11世纪后渐被废弃，濒于失传。历经千年之久，人们之所以还能对突厥文有所了解，主要就是依靠了古代遗存于世的突厥文碑刻和突厥文与汉文对照镌刻的碑刻。例如，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鄂尔浑河上游呼舒柴达木湖畔的喀拉和林遗址，同时出土了《阙特勤碑》和《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前者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用汉文和突厥文刻制的，汉文为唐玄宗御笔亲书；后者是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用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字刻制的。这两块唐代古碑，为研究濒于失传的古突厥文、古粟特文及唐朝与突厥、回鹘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字价值和史料价值。
回鹘文是古回鹘人（古代维吾尔族，自隋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至唐贞元四年即公元788年称为“回纥”，从唐贞元四年即公元788年起至清改称回鹘）利用粟特文（亦称“窣利文”）字母创制的文字，共约19至23个字母（因时代的差异，字母数目有所不同），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由于字母少，不能确切地标示古代维吾尔族的实际语音，一个字母有时表示二至三个或更多的语音。创造初期，由右向左横书，后改为直写右行，楷书用于经典，草书用于一般文书，自唐至明（8世纪至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中亚楚河流域，为信仰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的维吾尔人使用，并用于信札、契据等文书中。4至15世纪，由于伊斯兰教广泛传播，遍及天山以南广大地区，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维吾尔文兴起，回鹘文由此而逐渐被废弃、失传，直至近些年来由于出土了回鹘文古碑，才得以重现其历史风貌并被辨识破译。
80年代初，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市郊区元代松州城遗址首次出土了一块古回鹘文瓷质墓碑。碑高47厘米，宽39厘米，厚6厘米，碑体表面绘有黑褐色铁锈花图案，碑中心绘有一个略呈长方形的大十字架，十字架中心的圆环内是一朵盛开的六瓣莲花，十字架底下又托以一朵盛开的九瓣莲花。十字架四周的空白处均有文字，上部左右两个空白处各有一行竖写的古叙利亚文，下部左右两个空白处各有4行回鹘文。这块极为罕见的瓷质回鹘文碑自出土后，引起了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经过十多年的反复研究商榷，碑上的回鹘文终于在1995年11月得以释读，确认此碑是元代景教（基督教之一支）的墓碑，立碑时间为1241年，立碑者是12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的一位名叫“求安·库木哥”的将军。此碑不仅为研究古回鹘文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同时对于突厥学研究和东西方宗教文化相互渗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西夏文是我国古代党项羌为记录自己民族语言，在西夏李元吴大庆年间（1036—1038年），由野利仁荣等仿照汉字体式，用会意、形声、转注等构造法创制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笔画繁多，共六千余字，曾在西夏境内与汉文同时流行，元朝中叶仍流行于甘肃、宁夏一带，明代中叶个别地方尚有使用者，此后渐被废弃。遗存于世的西夏文碑刻，对于保存和辨识释读西夏文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甘肃武威刻于西夏崇宗天祜民安五年（1094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亦称《西夏碑》，碑阳刻西夏文，碑阴刻汉文，西夏文和汉文虽不是互译的，但所述内容大体相同，是我国存世的惟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的碑刻，对研究西夏文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元明特别是清代还留存下了大批满、蒙、藏、汉、回、八思巴、突厥、梵文等多种文字对照镌刻的碑刻，这些碑刻为研究我国的民族文字语言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诸如，在北京孔庙先师门两侧，立有用满、蒙、回、藏、汉等多种文字对照镌刻的《下马碑》：在北京昌平县居庸关两侧的石壁上镶嵌有用梵文、藏文、八思巴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西夏文、汉文多种文字书写镌刻的佛经《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在北京佛教寺庙雍和宫四方亭中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喇嘛说碑》；在北京海淀区红旗村清代“团城演武厅”遗址，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御制实胜寺碑》；在北京香山公园昭庙内，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镌刻的《昭庙四体方碑》；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多宝琉璃塔颂碑》。在河北承德的溥仁寺正殿前左右两侧立有汉、满文对照镌刻的《溥仁寺碑记》，在普宁寺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在安远庙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安远庙瞻礼书事》，在普陀宗乘之庙的碑亭内，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在河北围场县著名的清代皇家狩猎场木兰围场，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入崖口有作》诗碑、《古长城说碑》、《虎神枪记碑》、《永安湃围场殪虎诗碑》、《永安莽喀诗碑》，有用满、汉两种文字对照镌刻的《木兰记碑》。在河北保定涞水县东营房村立有用满、汉两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忠敬诚直勤慎廉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五塔寺街建于清雍正年间的金刚舍利宝塔塔座上，嵌有用蒙、藏、梵文三种文字对照镌刻的《金刚经》刻石，在金刚座南面正中券门上嵌有用蒙、藏、汉三种文字对照镌刻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刻石，在金刚舍利宝塔厅北边的照壁上，嵌有我国现存的惟一用蒙古文标注的《天文图刻石》；在呼和浩特市旧城石头巷的喇嘛庙席力图台内，立有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康熙平定噶尔丹纪功碑》；在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大黑河南岸的昭君墓，立有用蒙、汉两种文字对照镌刻的董必武《谒昭君墓》诗碑。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东部墓地，发现有元泰安四年（1327年）用蒙古文、叙利亚文、汉文三种文字镌刻的《京兆府达鲁花赤残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的草原深处，立有用蒙、汉两种文字镌刻的记载12世纪成吉思汗灵柩经过伊金霍洛旗草原的情况的石碑。在辽宁沈阳的清福陵立有用满、汉两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康熙御书《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在沈阳清昭陵和辽东新宾县清永陵，立有用满、蒙、文字对照镌刻的《下马碑》；在沈阳故宫文溯阁立有用满、汉两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御制文溯阁记》和《宋孝宗论》。在辽宁辽阳市太子河东阳鲁山清太祖努尔哈察胞弟舒尔察墓前，立有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的《庄达尔汉把兔鲁亲王碑》。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兴隆寺立有康熙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的《皇清诰赠光禧大夫黑龙江将军虽公之墓碑》，等等。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多种文字对照镌刻的古碑，对于研究我国的民族文字及其演变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五章 历代先祖之碑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论是何朝何代，不论是汉族当政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不论抱有何种宗教信仰，持有何种政治主张，代表何种利益集团，身属何党何派，有一点是所有的中华民族后裔无一不认同的共识，那就是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三皇五帝”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尽管包括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在内的中华民族先祖，只是我国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象征人物，但是他们为改天换地、繁衍种族、缔造中华文明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因此作为中华民族后裔的炎黄子孙，都对伟大的先祖们怀有无比的感激、崇敬和缅怀之情，几千年来，从未间断过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先祖们的极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刻石立碑即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和方法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中华民族先祖们所留存下来的多为传说，罕有实物遗迹。历朝历代为中华民族先祖们刻立的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成了中华民族先祖的象征、代表和化身，成为炎黄子孙世世代代后裔追寻先租足迹，了解先祖生平伟业，纪念先祖不朽功绩，弘扬先祖崇高美德，感受中华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实物遗迹，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据考，历代遗留下来的关于中华民族先祖的碑刻，主要有先祖陵墓碑、先祖祠庙碑和先祖传说遗迹碑三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