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教子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又，一实能学而不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千古圣贤与我同类人，何为甘于自弃而不学？苟志于学，希贤希圣，孰能御之？是故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也。
译 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就树立勤奋学习的志向。”圣人一生中所说最多的那句话，就是“立志于学习”。而且，真正能够做到学习了，但时时不感到满足，这就是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的原因。也惟有如此，才可以称得上圣人。自古以来的圣贤和普通人在其它方面没有任何的优势，为什么要甘心于自暴自弃而不好好学习呢？假如有志于学习，拥有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又有谁能够阻挡得了呢？所以说，立志于学习是作为圣人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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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名人学者都十分强调立志的重要。荀子指出：“无高远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专心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孟子说：“志者气之帅也。”苏轼写道：“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朱熹说：“百学需先立志。”明朝王守仁指出：“志不立，则如无舵之舟，无勒之马。”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书，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做了简要而又独特的评论，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
渊博的家学，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着良好的启蒙意义。司马迁幼年时起即在父亲指导下诵读古文，其父的治学精神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在司马迁十岁时，就随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后来拜董仲舒、孔安为师学习《春秋》和古文《尚书》，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游历天下，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活。
司马迁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去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西湖；到淮阴，寻求韩信的故事；去丰沛，访问刘邦、萧何起义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了当年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当年的楚地，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孟尝君封邑的薛地；去过孔孟的家乡邹鲁。
除此之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同时也懂得了很多的道理。
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学识渊博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诏书出使巴蜀，到达今天云南一带大西南地区。
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增长了他的见识，使他广泛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记。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这一番游历，司马迁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他以后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忧郁而亡。
临终前他含着泪难过地对儿子说：“我死以后，你就是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了我的遗愿。如今汉室兴盛，国家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把如此兴盛的景象记载下来，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事业！”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与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
经这批专家们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种历法的计算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大改革。
此后，他遵照父亲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正在此时，汉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大将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无法扭转败局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上下，对李陵的指责如倾盆大雨般铺天盖地而来。
惟独司马迁默不作声。武帝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直言不讳地说：“李陵兵微将寡，却能对抗于数十倍的匈奴人马，最终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匈奴，实属无奈。臣以为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回汉朝效力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顿时火上浇油，认为他是在袒护李陵，而有意贬低正在攻打匈奴而又吃了败仗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李夫人之兄长），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定为死罪。汉武帝时代，被判有死罪的人出钱五十万就可以免掉死刑。
可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没有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宫刑。
这样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他想自杀了之，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在逆境中奋发图强的古圣先贤来鼓励自己，终于还是决定重新活下来。
尤其是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呐喊，成了中华民族不灭的精神誓言。
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身心备受摧残、忍辱负重的司马迁终于在征和元年出狱。他决心在残烛之年，集中全部的力量，来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
武帝还是很爱惜司马迁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在父亲引导之下的司马迁日夜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睥睨古今，凌厉百代”的鸿篇巨著——《史记》。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理想，爱因斯坦指出：“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他猪栏的理想。”远大的理想是把祖国的需要和个人取得成就的愿望统一起来，这对治学就能产生健康而又持久的动力。正像高尔基所讲：“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发展得越快，对社会越有益。”
§§第二篇 养性
华丽的服饰只能装饰自身，绝不能装饰自己的行为，要使自己的行为美好，就得不断加强修养。古往今来，每一个成功人士在成就辉煌事业的同时，都非常注重修身养性。康熙身负治国重任，日理万机，但仍不忘告诫孩子们修身养性。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无愧于“明君”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