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悍然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时，国外许多爱国侨胞，即已用一种忧伤且深爱着的目光，关注起中国的命运。
戴爱莲起先很小，尚未能真正理解战争的残酷无情。后来，年岁渐长，对于远隔重洋的祖国，自然就多了一份关心。当年，旅居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多，少女戴爱莲即很喜欢跟那些比自己大的中国留学生在一起玩，向他们打听有关中国的各种事情。
为此，她曾经专门跑到伦敦图书馆中，借阅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当时，美国左翼作家埃德加·斯诺写过一本《西行漫记》的书，专题介绍自己1936年间秘密采访红色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对于戴爱莲的触动很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全面的交战状态。1938年6月，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组建，全力从事抗战物质资金的筹备工作。“保卫中国同盟”的义演在伦敦举行时，戴爱莲是积极的参与者。
1939年，达厅敦庄园的暑假，一闪即过去了。
时令进入到初秋。夕阳返照，达厅敦庄园的一切林木建筑，沐浴在清真的光辉之中。暮霭中，有返巢的乌鸦，三只、四只、两只地，低低地从戴爱莲的眼前掠过。这给刚刚从一场感情中退下来的戴爱莲，平添了一份感伤。
达厅敦庄园秋季开学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就在那样一份安谧静好的氛围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倏地在欧洲全境打响了。英德两国的军事较量，迅速升温为这场世界大战的焦点。如此，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便经常处于德国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之中。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达厅敦已经无法再保证学子们的安然入读。艺术学校乃宣布停课。师生们纷纷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样，戴爱莲便也中止了她在达厅敦庄园、近半年的珍贵学习时光。
其时，戴爱莲独自在伦敦磨炼了这些年，她的艺术观与人生观，都渐次地进入了一种成熟的状态。当时，摆在戴爱莲面前的，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回到特立尼达岛的父母身边，过着相对偏安的清淡日子；另一条路则为选择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
前一条路，虽然安逸，特立尼达岛的格局毕竟太小，回去后戴爱莲的舞蹈事业肯定是停滞不前的。后一条路，固然惊险，但是，人生的风景，往往于山高水深的风险之中，盛开一朵朵活泼热闹的生命之花。
因此，1939年底，戴爱莲在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下，毅然登上了国民政府派来迎接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轮船。由此，她告别了英伦三岛，告别了拨动她初恋心弦的维利·索科普。从此，戴爱莲便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戴爱莲是于1940年春抵达香港的。
没有了梁白波的叶浅予独自伤心了好一阵子。后来，叶浅予便被国民政府委派到香港，承办了一份叫《今日中国》的刊物。该刊物隶属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存在着密切联系。
因此，叶浅予在回忆与戴爱莲的蓦然相遇时，便套用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段经典说辞：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郁风是一代风骚文人郁达夫的侄女，后来，成了叶浅予老友黄苗子先生的夫人。多年后，有关这一段往事，郁风留下了颇为亲切的回忆：
在香港，戴爱莲虽有一位不太熟悉的姨母，但她一心投奔的却是她所仰慕的孙夫人宋庆龄，就凭着在伦敦时，她曾为“保卫中国同盟”募捐。于是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请她在半岛酒店音乐厅举办一次舞蹈演出音乐会，为抗日后方筹款。当时我是在香港《星岛日报》当画刊编辑，是廖梦醒大姐通知我去为她的舞蹈排练画速写，以便宣传。同时去画速写的还有叶浅予。他是受政治部三厅之命在香港编印对外宣传的画报。
当时离演出时间只有一两个星期，记得是每天上午借用一个空无一人的小舞厅，只有钢琴伴奏。当时爱莲显得很紧张，很专注，我们只用简单的英语对话，她对我们表示感谢。下午我要去报馆上班，后来浅予告诉我他有几次带她去过浅水湾等处观光游览。
在当时香港，正统的高贵的音乐会演出，唯一的会场就在九龙半岛酒店的玫瑰厅（Rose Room），最多只有五六百个座位，票价是很贵的，前排观众很多穿晚礼服。
我至今还记得当晚爱莲演出的节目中有芭蕾经典《吉赛尔》的独舞片断，还有她自己创作编舞的《拾穗者》，是表现农民收获时的欢欣。为了调剂节目，还邀请了当时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穿插演出。
但是我们在观众席看演出，却不见浅予，原来他是在后台管服装，照顾上下场时间，俨然舞台监督。
郁风不知道的是，叶浅予在后台除了管服装，他还在收获着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份丰硕的爱情。
叶浅予自然不是那种随意苟且之人。可是，叶浅予也不愿意做那种一生唯有事业，却不解人间风情的男子。后一种人生，叶浅予看在眼底，觉得也不过是一只没有杯底的玉杯，外面看上去有无限的风光，实则很无趣。
当时，郁风、叶浅予等一大帮子宋庆龄请来为戴爱莲捧场的画家们，坐在排演场的边缘为戴爱莲画速写。戴爱莲偶然回头一望。她发现叶浅予翘起一撮山羊胡，煞有介事作画的样子，真是酷毙了。
戴爱莲停止了舞蹈，好奇地走过来看叶浅予速写。她发现叶浅予的手真是灵巧，寥寥数笔，便把临风起舞的戴爱莲画得惟妙惟肖。这引起了戴爱莲极大的兴趣。
因此，叶浅予后来在回忆起俘获戴爱莲的一颗芳心时，曾经有一点洋洋得意地说：“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
戴爱莲当时一句中国话也不懂，她打着手势跟只有一点洋泾滨英语基础的叶浅予说：你人长得很帅，手也很巧。叶浅予笑得很沉稳地边说边在纸上画出了一行英语句式：谢谢。戴小姐的人也长得很漂亮呀，尤其是一双修长的腿。我们绘画的，靠手吃饭。戴小姐的一双腿，轻盈得好像能说话。手足之情不可分。我们之间是天然的朋友。
这个时候的戴爱莲初到香港，熟悉的亲友不多。这种方式的谈话，极易拉近两人间的感情距离。很快，人在他乡的戴爱莲便对于叶浅予有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两人间的感情发酵得很快。
叶浅予这时正处于感情的空档期。他看戴爱莲，犹如春风吹过时，田间青青初长的嫩菜叶，形与貌俱是自己爱悦的。而对于戴爱莲来说，又何尝不是充满了一种喜色呢？她在伦敦放弃了一个星光熠熠的维利，她很快便又在香港遇上了一个喜上眉梢的叶浅予，戴爱莲觉得这样的人生很公平。
所以，叶浅予在回忆录中讲：“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叶浅予闻得了戴爱莲身上，一种气若幽兰的女人香。
郁风讲：叶浅予这一回的爱情，从开花到结果，真的犹如闪电！“演出后不久，宋庆龄便在自己的住所为爱莲和浅予举行婚礼！当天下午又在他们仓促租来的新居举行茶会。参加的人有爱泼斯坦和夫人乔茉莉、廖梦醒、马国亮、夏衍、张光宇、张正宇、徐迟、冯亦代、丁聪、黄苗子和我。”这一年，叶浅予33岁，而戴爱莲刚刚24岁。
1940年，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动乱时代。可是，那也是一个有志青年，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曙光之春。当时，春天的太阳照耀着香港的太平山时，山顶逐渐地转成为一种洁静的颜色，有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
戴爱莲后来用了一生的时间，去追忆这个生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