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乃生存图强之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韩非子·五蠹》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韩非子·和氏》
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
楚国不用吴起变法而削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变法而富庶强大。
我们知道，法家主张法治，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变法图强，以应对激烈的竞争。法家倡导法因时而变，为时为世，反对因循守旧，具有朴素的发展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观。
韩非子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韩非子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成为秦朝统治天下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五蠹》篇中，韩非子反复申述他的变法主张。韩非子说，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巢氏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子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用上述事例得出一个结论：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他又举例说：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末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韩非子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
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与时而变。一个国家要在天地之间生存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变革创新以推陈出新。一个国家尚且如此，一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欠发达的地区只有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变革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被时代所抛弃，也才能跻身于强市之林。
韩非子在《南面》一篇中说道：不懂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变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管，只管正确地治理。既然如此，那么古法变不变，常规改不改，只在于它们可行还是不可行。伊尹不变改殷法，姜太公不变改周法，商汤、武王就不能称王了。管仲不更改齐法，郭偃不改革晋法，桓公、文公就不能称霸了。
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事异则备变。
——《韩非子·五蠹》韩非子的变革思想对后世君主的影响很大。宋神宗（赵顼，公元1048～1085年）喜欢读《韩非子》一书，读后说：“天下弊事很多，不能不改革。”不仅是一个国家会产生积弊，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长期的积淀也会形成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马上进行治理，来扭转，来疏导，来拨乱反正。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内部管理及其他工作都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这时组织也会趋于僵化。企业的内部僵化会导致机构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外界的变化。一个人如果缺乏灵活性，就难以在现实环境中生存；一个企业如果缺乏灵活性更是如此！
上海石化就是通过变革，解决积弊，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1998年，上海石化的经营遇到了自建成投产以来最严重的困难。造成这样严重困难的原因从外部看，受国际石化行业不景气的拖累及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从内部看，虽然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生产经营意识和思想观念仍然严重束缚着企业的行为，内部机制的转换尚未完全到位，深层次的改革任务还没完成。富余人员较多，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大多数生产设备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规模偏小，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已经落后，竞争力不强。技术开发工作滞后，产品结构老化，不少产品已连续生产了近20年，其质量、品种、技术都已落后于下游加工企业的水平。 这次石化产品市场大幅调整形成的严峻局面，表面看对上海石化是坏事，但从深层次看，也是好事。它使上海石化经受了市场经济的考验，也把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和以前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暴露了出来，从而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条件。
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来自比竞争更快的革新，创新是做大公司的唯一出路。
——美国著名管理大师杰弗里上海石化的领导在认真总结上海石化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分析上海石化面临的严峻局势之后，决心下大力气改革营销体制，加强销售网络和销售队伍建设；改进科研管理体制，加强科研工作领导，加强新产品开发的力度；发展和加强多种经营，组建有一定规模的多种经营公司，以便吸纳更多的分流人员；加强资本经营的力度，以形成某些产品在国内的领先优势；加快与英国石油公司、美国菲利普斯等国际石化大公司的合资、合作，以期取得国内石化产品市场的领先地位；开始舟山册子岛原油码头和油库的建设工程，改造现有乙烯、常减压等设备，增建100万吨延迟焦化等生产设备，以进一步调产品结构，增加进口原油的加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虽然上海石化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但其公司的规范运作仍饮誉海内外。
在商业领域，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弱者必将淘汰。尤其是在如今头脑竞争的年代，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使人们认识到只拥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运用知识，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处创新，这一切都要靠人的智慧去解决。未来的赢家是那些实力强大、反应灵活的公司，因此，经营者必须创新，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全力以赴地革新进取，才能获得生机勃勃的发展。在急剧变化的年代，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管是在哪个阶层、哪个部门，都要接受环境不停变化的事实。
——韦尔奇（GE前首席执行官）不因循守旧，要因时而变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韩非子·心度》
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规定一成不变的。国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与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与智能水平同步变更。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大变革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孔子、老子和百家争鸣的局面。老子主张“无为”，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孟子主张实行“仁政”。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因此人们应该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与其他学说相比，韩非子走得更远。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一种认识、一种理论都要因时而变，只有在“时”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取向。他主张管理之道是要随时间的推移而经常变化的，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唯有不断变法，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统治者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传·系辞下》韩非子在《外储说左上》中讲了一个故事：宋国有个读人，看了一本古书，书上说：反复约束自己。读书人没有研究透这部书，就用重叠的带子把自己束缚起来。别人问：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书上是这样说的，当然要这样做。”这个故事说明：读书治学，不能望文生义。韩非子用这个故事讽刺那些对先王的言论并没有真正读懂，却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人以及因循守旧的法古人士，他主张用创新精神来顺应时势的发展。
其实，用革新来改变现状的道理是一种明智之举。变革是当矛盾不可化解，或是现实情况存在着许多弊端时，必须采取的一种举措。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直强盛，当现象出现或面对困难压力时，就要采取革新的行为，以适应时势的需要，谋求自己的发展。 企业经营书曰：“绅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带自绅束也。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如同治理国家，唯有变者才能生存。除旧推新，创造新的对事业发展有利的方针方略，只有这样，才能使事业有所发展。世上有许多爱模仿的人、因循守旧的人，很少有开辟新路的希望，因此在面对困难的局势下，很难有所转机。而思想活跃，敢于创新的人，则到处都会有出路，尤其是在困境中，他们往往能开创出一番崭新的事业。
天津狗不理包子可谓家喻户晓，谁到了天津都要去尝尝鲜。“狗不理”包子的发明人是高福顺。1914年，15岁的高福顺来到天津“天地成”包子铺当学徒。他干活儿麻利、勤快，不管是揉面、剁馅，还是擀皮儿、包馅这些活儿，一点就通，一教就会。老板、师傅和一些包子铺的常客都很喜欢这个机灵鬼。
几年以后，在朋友的资助下，高福顺另立门户，自己开了一个包子铺，打出了“狗不理包子”的招牌。当时街上卖的包子大多是白面皮儿猪肉大葱馅儿，每个一两，一个铜子儿买俩，属于“穷人乐”的小吃。他独自寻思：如果自己也经营这种传统包子，肯定竞争不过那些老字号，一定要做出有独特风味的包子。
高福顺出生时家里很穷，因为养不起，刚出生几天就被父亲扔到荒草滩上。第二天父亲后悔了，把他抱回家。因为没有被野狗吃掉，父母觉得这孩子命大福大，给他起名叫高福顺，小名叫“狗不理”。所以，他经营的包子就以他的小名命名。高福顺首先在选料上下工夫，要求所有的原料都必须是最好的。把当时天津市面上有的几种面粉拿来进行比较，选中了进口美国面粉。猪肉只用百十斤的嫩猪，老母猪肉就是再便宜也不能要。酱油只用“万康”牌的，这种酱油以东北大豆为原料，发酵期长达百天，舔上一点儿满口生香。就连用量很少的酱豆腐也不能凑合，只选用浙江绍兴特产。狗不理包子的面皮儿是半发面的。这样蒸出来的包子雪白透亮，皮薄而有咬劲儿，不会出现塌帮、跑油、掉底的现象。
有一次，高福顺上街采购猪肉时，顺便买了些猪骨头，砸碎后熬了一锅骨头汤。全家人围着桌子吃汤泡馍，那骨头汤香味扑鼻好解馋，他边吃边想：厨师烧菜时总爱放点儿高汤，人家烧出来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要是拌肉馅时加点儿骨头汤，味道准保错不了。于是他将汤锅放在灶火上继续熬，把它熬成白色的浓汁，冷却成膏后再用它调馅，果然肉馅变得软嫩滑爽，鲜美异常。
包子本是中国百姓多年一贯制的家常食品。高福顺灵机一动，往肉馅里加了骨头汤，再加上别的措施，将它摇身一变，便成为名噪四海的美食“狗不理包子”。可见，对司空见惯的旧事物进行加工改造，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途径。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不断、创新频仍的时代，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处在不断改变之中，国际国内市场了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这些都不断地向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秘诀就是不断创新、勇于变革，这样才能不断地适应市场，赢得竞争的胜利。
我们面对的世界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而这种竞争主要是创造力和创造性的竞争。现实的情形是要么革新、不断创造，要么就是死亡和破产。
不愿用新式疗法的人必见新灾，因为时间正是伟大的改革者。
——培根故步自封的人总以为成功的经验和作法是经受过实践检验的，可借用、遵循仿照的价值最大，自己另起炉灶容易砸锅。这样一来，生机和活力不存在了，走向失败的速度也就更快了。所以，领导者在企业经营上故步自封尤为要不得。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市场上，没有一项产品能永远占据市场，甚至专利也有期限。企业要想持久地占领市场，必须把产品开发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只有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产品周期不断缩短的趋势，否则，难免会在竞争中败北。
在急剧变化的年代，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纵观世界万物，无不处在变化之中，时代和社会不断变化更新，人们的消费心理也在不断改变与更新，如果抱着老皇历不放，无论做什么都“以不变应万变”，社会如何发展？生意怎样去做？
经营者要通过各种手法灵活应变，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只有跟紧变化，适应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换自己的经营模式，不断求新、求异、求变，才能因时而定，因人而定，在经营中充满生机和活力，变得更大、更强、更具竞争力。
时间在变，人在变，唯一不变的只有改变。从实际出发谋求发展之道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不适合国家政事需要，却要谋求先王之道，全都如同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却要回家去拿尺码一样。
韩非子主张法治，是一种灵活的法治，君主的决策要务真求实，从实际出发，符合客观需要。他说，君主变法，如果不符合国家政事需要，却要谋求先王之道，就如同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却要回家去拿尺码一样。
郑人买履是韩非子在《外储说左上》中举的一个事例：郑国有个人想买新鞋，先在家量好自己的脚的尺码，到了集市后才发现自己忘记带尺码了。等他从家里取回尺码赶到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他没有买到鞋。有人说：为什么不用脚试试？他说：我宁愿相信尺码，不能相信自己的脚。这则寓言告诉人们，做事要从实际出发，主观必须符合客观，不能生搬硬套。
从实际出发，就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根本出发点。它要求我们一定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来决定我们的主观思想和行动。如果照抄照搬，而对眼前的客观实际却根本不看，最终会闹出笑话。
在《外储说左上》一篇中，还有一个故事更具有启发意义。郑县有个叫卜子的人，叫他的妻子做裤子，他妻子问：“现在这条裤子做成什么样子？”卜子说：“像我的旧裤子。”他妻子把新裤子做好后，又把新裤子弄得又破又旧，与旧裤子没什么两样。她丈夫看到后，哭笑不得。
这个故事主要讽刺了思想僵化、不知变通的人。韩非子用这个故事旨在说明：情况已经变化，旧的东西已经不适用了，应当从实际出发，谋求治国之道。有些人墨守成规，反对变革，和模仿旧裤子而毁坏新裤子的卜子妻一样愚蠢。
韩非子在《说林上》一篇中还讲述了一个“鲁人徙越”的故事。鲁国京城住着一对夫妻，男的善于编草鞋，女的善于织白绸子，两口子兢兢业业，日子过得还不错。他们听说越国是个鱼米之乡。有一天，两口子想要搬到越国去谋生，便收拾行李。邻居看见了，劝告他们说：“不要到那里去了，你们会受穷的。”鲁人问：“为什么？”邻人说：“草鞋是给人穿在脚上的，可是越国到处都是水乡，越人从小就光脚板走路，不用穿鞋。绸子是为了做帽子给人戴在头上的，可是越国经常有暴雨，越人个个蓬头散发，从不戴帽子。你们的手艺固然不错，可是到一个用不着这种手艺的国家，手艺一点儿也用不上，怎么不受穷呢？”
子思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
——《五行》
鲁国的这对夫妇不了解越国的生活习惯，只凭自己的手艺和想当然，就要搬到陌生的越国去谋生。他们不懂得一切事物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同而转移的，做事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分析客观条件，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单凭老经验和主观愿望是要碰壁的。倘若不是邻人相劝，必铸成大错，穷困潦倒一生。
在21世纪的今天，到处都推崇创新，追求创新。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如果还一味地执著于问题的唯一答案，那只会活在狭窄的固定思维之下。渴望要有突破，只有不迷信教条，勇于创新。做事不能过于呆板，应该从实际出发，追求创新。
不切合实际的创新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索尼成功50年，却一夜之间输掉亚洲龙头宝座，其原因之一就是创新偏离了实际，在新技术到来之前一筹莫展。
朝当晏驾，时移世变。
——白居易全球分析师对于索尼的败因总结主要有两点：其一，决策错误。时任CEO的出井伸之脱离实际全面启动“媒体娱乐梦想”（索尼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影和音乐公司），忽视了硬件变革时代的来临，直到2003年索尼出钱、三星出技术，合资建立液晶面板工厂，索尼才拥有了自己的液晶电视机BRAVIA，而在数字随身听领域，索尼至今还没有一个拳头产品。
其二，创新脱离市场。作为一家技术性公司，索尼内部的研发团队完全脱离市场，为创新而创新，忽视了客观的消费者需求，比如在液晶电视研发上，索尼坚持认为液晶技术是一种过渡技术，没有必要大力研发。
1998年，出井伸之喊出“硬件已经不再重要，内容才是取胜关键”的索尼新战略方向。但是，三年后苹果电脑推出iPod的策略却是：“注重产品性能、外观和技术，而将音乐产品外包”。两种理论大对抗，最终索尼败下阵来。
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但不是无原则的创新，创新得结合实际。物质决定意识，人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一家企业如果坚持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到了主观符合客观，在产品上创新，就能够占领市场。
不创新，企业必死，创新犯了方向性错误，也可能会死掉。创新不可盲目。河南有家著名的酒厂，曾经推出的两个品牌一度占有着国内很高的市场份额。领导班子换届，新董事长兼总经理上任后，制定了“企业创新发展战略”，请著名的书法家重新书写酒名；高薪聘请资深设计师设计了全新包装。这样，五六个系列档次的新品代替了原来的品牌。
不想，产品推向市场后，却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与接受，即使采取了“千万元巨奖”的促销策略，仍是卖不动。在春节白酒销售旺季，该厂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门前摆满了“外来酒”。四川、陕西等地的商户带着现款前来提货，指名要购买老品牌的酒，该厂却早已不再生产了，商户们结果“空车而归”。
这家酒厂的悲剧在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烧掉了企业价值不菲的无形资产；企业没拿出支柱产品参与市场竞争；企业市场定位模糊，不考虑消费者的现实需求，一相情愿地推出了新产品，却不知卖给谁，最终失去了“大好河山”。
创新对企业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盲目与过分创新相当于企业自杀。毫无疑问，没有创新，企业就没有市场；有了创新，也不一定就有市场。个中“奥妙”与教训，值得更多的经营者深思和汲取。
创新不盲目创新，不乱创新；脚踏实地地创新，从实际出发的创新才是真的创新。比如技术上创新，就要求首先要立足现有技术，而立足现有技术又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创新不是一切推倒重来，那不切合实际；创新也不是拒绝国外成熟的技术和成熟的产品，否则也不是务实的科学态度。
企业发展，创新是前提，但是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根本，从实际出发来创新，将会减少盲目的创新，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革新要识别伪人才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所以，凭借虚浮言辞，他可以压倒一个国家；考察实际情形，他连一个人也欺骗不了。
法治离不开人才，人才有真伪优劣，需要明察。韩非子强调，革新要以明辨是非为前提，以客观必然性为基础。这种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政治统治艺术观念为历代帝王所沿用。
汉袭秦制，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政治体制，也是在法家特别是韩非子思想的指导下，创建并越来越加以细密化、丰富化、完善化，比如沿用1000多年的科举制，就是在法家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一种人才遴选制度。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这样两个故事：宋国有个人请求替燕王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他让燕王一定要在斋戒三个月以后才能观看，燕王就用近20平方里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燕王身边有个做铁器的侍者对燕王说：“我听说君主没有十天不喝酒作乐的斋戒。现在他知道君主不能长时间斋戒去观看那件没有用处的东西，所以定了三个月期限。凡是需要刻削的东西，用来刻削它的东西一定更小。我是个铁匠，没有办法给他制作刻刀。那猕猴是不可能有的东西，大王一定要予以明察才是。”燕王于是把那个宋人拘禁起来加以盘问，那个宋人果然在弄虚作假，燕王随后将他杀了。
宋国一个善于辩论的人，他曾经提出“白马不是马”的命题说服了稷下的辩说家们。他有一天骑着白马过关口，终究还得交纳白马税。所以凭借空话，他可以胜过整个国都的人，但考核客观事实，对照具体情形，他就一个人也欺骗不了。
韩非子讲这两个故事，是比喻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理论不切实用，但有一些却弄得玄而又玄。自己本来做不到，硬要这样去说，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智慧，捞一点利益。不少管理者竟然听之信之。
目前人才市场上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人才紧缺，企业人才争夺激烈，导致相当一部分“伪人才”充斥于市。
——某企业人力资源经理事实上，管理者在用人时，有必要去考察所用之人的知识理论的真伪，到底有用还是无用。管理者用人是要求真、求用的，否则，就会像棘刺猕猴，连雕刻的刀都造不出来，哪里能够成为现实呢？
改革需要人才，成业离不开人才。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单位，都要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然而，鱼目混珠者不鲜，人才伪人才有时难以区别。对于有些领导者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一定要防止用错人。用错一个人，将会给用人单位带来灾难。所以要防止用错人，特别是要防止在重要位置上用错人。
战国时期，争相收养门客蔚然成风，各种有才能或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投奔一个颇有名气的当权贵族，寄食于他们的门下，这些收养门客的人也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有急难的时候，也往往靠这些门客助一臂之力。这些收养门客的人中，首推齐国的孟尝君。他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
当时，孟尝君的名气非常大，连秦王都感到既羡慕又害怕，他就想吸纳孟尝君这个“人才”做秦国的丞相。秦王便利用一些外交手段逼迫孟尝君到了秦国，但秦王手下的一些大臣却极力反对他当秦国丞相，并说：孟尝君当丞相就必定替齐国打算，孟尝君手下人又多，声望又高，如果当权必定一呼百应，秦国不就很危险了。秦王无奈，想把孟尝君送回去，又怕他了解秦国许多情况，对秦国不利，于是便将他软禁起来。
这个时候，孟尝君的门客就演绎了历史上著名的“鸡鸣狗盗”故事，使孟尝君从秦国逃回齐国，齐王非常高兴孟尝君完成了出使秦国的使命，便拜他为齐国相国。就这样，一个胸无治国大才的伪人才就靠这些沽名钓誉的噱头和龌龊的手段执掌了齐国的要权。
现在的老板用人，如果只知道看学历和文凭，不以实用为评判的标准，不以效益为评判的标准，就难以发现伪人才的真面目，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先生依然能够滥竽充数。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孟尝君一当权，门客就多了起来，实在养不起了，不得不分为三等，并按等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此人伪人才的本领比起孟尝君有过而无不及。冯谖刚到孟府几天，就用剑敲着桌子吟叹对自己不平，孟尝君知道后，觉得此人非同凡响，便把他升做了一等门客，并安顿了他的老母亲。就是这个冯谖，虽不能辅助孟尝君治理齐国，完成安邦定国的要务，使齐国在列强中发展壮大，但此人却极富心计，不仅出谋划策为孟尝君收揽了民心，找到了仕途的捷径，使丞相官位失而复得，并且还使孟尝君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声望，从而丞相官位越坐越稳。
从孟尝君的仕途和门客冯谖的作为来看，似乎不乏精明谋略之道。然而，精明也好，谋略也罢，其结果虽使孟尝君个人免死于他国并身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但其人其才终推动齐国毁灭于秦国。身在其高位、不谋其国事、玩尽权谋伎俩的孟尝君，就算是被人称作一时的人才，而历史终会还原他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伪人才的本来面目。
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这篇短文中说：“世人都说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因此士人也多归附于他，最后他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力才从虎豹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能做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哪能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的人才呢？不然的话，像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如果得到一个真正的贤能的人，就完全可以制服秦国，哪里还需要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才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呀。”王安石不愧是千古名相，他的话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足可翻千古定案。
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一“伪人才”古今皆有，这种所谓的人才往往凭借一顶漂亮的桂冠，或者夸夸其谈的言辞，或占尽天时地利得一时之势，成一时之事，然而，伪人才终归是伪装的，他绝经不起历史和时间以及事物的检验。
真正的人才应该是那些有所建树，或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有所特长、有所作为的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真正的人才是做事的人，而不是玩事的人。中国需要人才，而不是伪人才。真正的人才并非不可求，关键要鉴别什么是真人才，什么是假人才，什么是伪人才。如今，“伪人才”还是相当有市场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管理要活，不可生搬硬套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
——《韩非子·喻老》
所以有才智的人不用空言说教，聪明的人不用藏书箱子。不说教、不藏书是世人所指责的，而王寿重复了这样的做法，这是把不学习作为学习了。所以《老子》说：把不学习作为学习，重新走上众人认为错误的道路。
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需要法律，也需要管理者灵活应用管理知识，不能生搬硬套。管理需要智慧，有智慧的人绝非学究，应该是立足于实际的。生活中游刃有余的人不仅需要知识，还要有能力，能力要有知识，但是知识不等于能力。灵活变通就是一种能力。
韩非子对老子的“道”很感兴趣，作了《喻老》、《释老》两篇，阐述对老子思想的理解与应用。他在《喻老》篇里讲了一个王寿焚书的故事。王寿背着一大包书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碰见徐冯。徐冯说：“事情是靠人做出来的。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合时代的潮流，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知识哪能会固定不变的呢！书本上所记录的都是人们的言论，而人的言论又是出于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因此，有知识的人是不收藏书籍的，现在你为什么还背着书走路呢？”王寿听了，立即把书烧掉，高兴得手舞足蹈。有才智的人不用空言说教，聪明的人不用藏书箱子。不说教、不藏书是世人所指责的，而王寿重复了这样的做法，这是把不学习作为学习了。所以《老子》说：“把不学习作为学习，重新走上众人认为错误的道路。”
这里，韩非子谈起了老子的“道”。“道”是道理、规则，所谓“大道无边”，是说根本规则是没有边界的，你不能截然说哪些是社会学的理论，哪些是自然科学的理论等等。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所以每个人所学习的不应当是死的、固定的知识，而要把知识学活、用活。不要排斥说，我是搞企业管理的，没有必要学习生产知识；我是抓生产的，也不必学习管理知识。这种门派的观念、学界的观念在知识领域要被淡化，关键在于灵活运用。
方法要活，经营要新、管理要细、制度要严、用人要精。在《难三》篇中，韩非子讲了一个“仲尼三政”的故事，意在说明管理要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不可生搬硬套。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祭祀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300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这个故事说明，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施政的措施也不应该雷同，必须依据实际情况来定，不同的问题只能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
企业管理，管理者要掌握管理方法，也要以认识管理的“道”——规律为关键。只有认识了“道”，符合时代的要求，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不照搬书本，这样的学习才会真正受益。韩非子告诉管理者，学习任何知识都要有活学活用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的管理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在进行管理过程中才不会发生生搬硬套的错误。
废先王之教。
——《韩非子·问田》
以法为教。
——《韩非子·五蠹》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企业的不少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也逐渐西方化了。不少企业在借用日本、美国甚至是韩国的管理方式的过程中常常陷入迷思，于是乎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思想被引用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论和思维当中。他们在管理过程中真正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忘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文化的长期积淀已经让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有了区别于西方和日韩的中国性。
中国有多少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们去学习，中国又有多少著名的历史事件能够让我们总结出一套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为什么我们急功近利、舍本逐末呢？《孙子兵法》只有那么薄薄的一本，2500年来，学习过它的将军们能够活学活用，却可以打出千姿百态的战争来，这些不拘一格的战争技法之宗源就只有那几本兵法哲学。如果把这些案例详细分析出来，并用西方人的方法整理成系统的战争学的话，恐怕这套战争学要比欧美人企业管理学庞大、系统得多。
现代企业管理学，正是在欧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管理方法，是欧美人活学活用自己哲学的结果。这些方法被他们标准化，并逐一运用到企业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然而，这种方法类的东西只是皮毛而已，只是管理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其并不是现代企业管理之根本，其根本是我们信奉的哲学、遵行的文化。也就是说，哲学与文化是企业管理理论形成的根本，东西方人们的实践都是如此。然而，我们中国人却舍弃了自己的根本，去学习别人的皮毛，如何成功？其结果必将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方法及工具，并不适合中国企业的需求，更不能为中国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有效管理中国人，还得洞悉中国人的行为特点，探寻一套本土化的管理模式。
——管理学教授尹毅夫事实上，这些方法只能成为我们的一种借鉴，不能成为成功的标准，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然而，中国现代管理学就是在纸上谈兵，将没有差异化、一般性的管理策略与方法落实到千差万别的中国企业中，不是纸上谈兵是什么？我们在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在日本可以，中国就不可以？”“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做到，而中国人就做不到？”原因一目了然：舍弃了根本，学习多少皮毛都无济于事。
所以，我们不迷信于欧美现代企业管理，并不是不去借鉴它们的取得成功的方法与策略；我们不去复制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并不是不去研究欧美的管理学。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文化习惯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欧美的东西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点而后再实行，让其“为我所用”。危机重在防预，意识决定存亡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步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
——《韩非子·喻老》
千丈长堤，因为蝼蚁营窟而导致溃决；百尺高屋，因为烟囱漏火而导致焚毁。……所以良医治病，趁它还在表皮就加以治疗，这都是为了抢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刚露苗头的时候，所以圣人能够及早加以处理。
如今，危机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处在一个高度复杂、变化纷繁的环境之中，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还要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忽视这些危机或不能对危机采取有效的措施，都将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使企业灭亡。
我国的危机管理思想可以上溯到老子、韩非子。韩非子在《喻老》一篇中说：有形状的东西，大的必定从小的发展起来；历时经久的事物，成群的必定从单个的积累起来。所以老子说：“天下的难事必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微细时着手。所以老子说：“解决难题要从易处着手，想干大事要从小处着手。”千丈长堤，因为蝼蚁营窟而导致溃决；百尺高屋，因为烟囱漏火而导致焚毁。所以说：白圭巡视长堤时堵塞小洞，老人谨防跑火而涂封缝隙，因此白圭没有水灾，老人没有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容易的事来避免难事发生，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开大祸临头。
接下来韩非子讲了一个著名的扁鹊进见蔡桓公的故事。名医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了。”桓公不理睬。扁鹊走了。桓公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公再次不予危机管理的重点就在于预防危机，而不在于处理危机。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危机情境，积极采取预控措施，从而自如应付危机。理睬。扁鹊走了。桓公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公转身就跑，桓公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公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于是桓公死了。
韩非子在故事结尾总结说：良医治病，趁它还在表皮就加以治疗，这都是为了抢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刚露苗头的时候，所以圣人能够及早加以处理。
桓公病“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在骨髓”——“遂死”的过程，其实就是危机的运动过程。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作为一类事物，企业危机也有其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一般来说，企业危机大致可分为潜伏——爆发——深化——高潮——结束五大阶段。扁鹊进见蔡桓公的故事可以启示我们：企业危机重在防预。
一项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危机管理能力薄弱，大部分企业内部也不存在危机管理程序，当危机出现时，几乎八成以上的企业家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应对。“没有危机意识的企业，没有竞争力”，在全球经济放慢和IT行业转冷的大背景下，在华为高速发展的时期，华为总裁任正非以清醒的头脑、敏锐的前瞻性眼光，居安思危，提出了要迎接“华为的冬天”，其内涵值得业界每一个人深思和反省，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华为”公司持续发展的核心力所在。
大多数企业难以做到察于未萌；少数企业明明察于未萌，却每每喑于成事。原因在于能够察于未萌的企业家未能将自己的远见带给中层和底层的员工，未能将自己的策略融入企业的管理规范并化为统一的行动。
——姜汝祥《战略执行》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企业遭受内外因素所致危机冲击的可能性也明显增多。相对于常规状态下的经营压力和阻力，危机如同前进道路上潜藏的陷阱，那些不慎陷入危机的企业，往往要使尽浑身解数方能脱身，而脱身乏术者只能被危机吞噬。当危机降临企业时，企业必须做出恰当的反应来挽回损失。拙劣的危机处理方式则可能会加剧事态恶化，使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最终会给企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修正药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修涞贵曾经遭遇危机，然而他已经把“危机”转化成“生机”了。当年通化医药研究所制药厂更名时，修涞贵把药厂取名为“康威”，并一直用了好几年。1997年到商标局注册，才发现“康威”这个名字已经被山东潍坊的一家小厂注册。当时“康威”的广告做了好几年，已经有几个亿的无形资产了。
无奈之下，修涞贵想把“康威”这个商标买回来，不料价格从100万一直飙升到5000万元。等到2000年的时候，出5000万元对方也不卖了。迫不得已，修涞贵决定把“康威”更名为“修正”。“修正”注册下来以后立即发出更名信函，推出一系列的推广活动，修正所有的广告都以“修正药业集团”出现，然后在其后出现“原康威集团”，使消费者将两个品牌联系起来。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修正”就达到了原康威的水平，实现了平稳过渡。
企业在面对危机时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对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会产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效果。应对危机是一项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其成效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或是平时训练有素，危机意识强；或是早已对一些危机进行了资源上的准备；或是有着传统的企业文化和精神面对危机时沉着、冷静。在危机发生后，可以迅速启动，以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把危机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