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亨利·基辛格
演说者亨利·基辛格（1923～）是美国政治家，1969年起历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国务卿，在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上，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和贡献。
从1971年到1999年，基辛格先后访问中国32次，足迹遍及20多个城市。本篇是他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说。
“精彩演说辞”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应邀来外交学院讲话……我应邀同你们谈谈苏美关系问题，大约在一周前我才接到邀请，因此我来不及写演说稿，我只能按照提纲来讲。我并不是因为你们是中国听众才这样来谈这一问题的，我对你们讲的也同我对其他听众所讲的一样。
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部分原因是两国有极其不同的历史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实际上一直无须执行什么对外政策，它受到两个大洋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强大邻国的问题。因此，美国当时形成的对外政策的观点，部分是孤立主义的，部分是道义上的。那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历史的偶然性使我们有幸在地理上远离他国，这也反映了我们在道义上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及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所寻求的只是能够再次回到它以前与外界隔绝的地位。第一次大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与势力均衡之类的概念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考虑建立世界性组织，甚至考虑建立世界政府，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有责任改善世界，而不仅仅是控制世界。当杜鲁门总统去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他拒绝提前与英国首相会晤，因为他不想让斯大林认为我们和英国串通一气对付前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多数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是发挥今天不结盟运动所起的那种作用，也就是在英国与前苏联（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冲突中充当仲裁人，采取超脱的立场，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切，是因为与前苏联发生冲突并非美国人天生的嗜好，和前苏联发生争执是不符合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愿望的。
……
我注意到，中国曾就中苏关系问题表明，要改善关系，必须先满足三个条件。美国就没有那样系统和那样明确。我国的历史毕竟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要短。因此，我们没有用同样明确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要求。但是，我相信，从根本上说，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完全一样。如果前苏联愿意在它目前的疆界内与别国共处，那就肯定可以找到做出某些具体安排的途径。否则，如果我们声称我们可以在不作某些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对直接或间接信赖于美国的人也没有好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想谈谈首脑会谈前夕的当前形势，并提出几点看法。如果像一位教授那样抽象地分析形势，人们就必须讲出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仓促认为一个缓和紧张形势的时期对各方都有好处。在西方，人们常常把这归结为前苏联新领导的个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受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听众强调客观条件比个性重要。像前苏联这样的制度不可能产生和平主义的共产党总书记。但是，我之所以认为前苏联有可能出现寻求缓和的动机，是因为前苏联社会面临着某些客观趋势，至少抽象地看这是它必须着重关心的。在我看来，首先必须承认目前这种政府制度过分信赖于个人，尚未实行像中国近几月、近几年来所开始采取的那种轮换制度。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段安定的时期。
……我认为，改善关系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在核时代，关于这种力量的许多传统看法已不再适用，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在核时代，很有可能战争既无战胜国，又无战败国，大家都打输。而在战争结束时，却记不清发生战争的起因。但是，情况肯定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明，苏美有达成某种具体谅解的可能性。然而，也还存在一些障碍：一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倾向于把外交政策看作是精神病学的一个分支。他们因此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他们更喜欢治标而不治本的方法。在前苏联方面，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想搞经济改革的人感到难以同时在外交政策上也采取灵活态度。所以，在前苏联方面，可能也有类似的倾向，即希望建立某种缓和的气氛，而不去解决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在西方，常有人说当代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军备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武器限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主要并不在于此，这也是事实。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政治冲突，在于企图扩张势力，企图把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因此，我建议，首脑会晤必须解决三个基本原则，三个已确定的根本问题：
第一，地区性的冲突。只要强国可以进攻弱小邻国而不受惩罚，就不可能有和平。不能到处都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也不应当承认可以用输入武器的办法来加剧国际冲突的原则。因此，双方都必须实行克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当然认为，前苏联在超级大国中是侵略性要大得多的一个。第二，两个超级大国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必须建立起某种体现互相克制的行动准则，并表现于具体的政治安排之中。换句话说，它们不应当威胁和平精神，也不应当相互进行威胁。第三点才是军备控制问题，这一点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点涉及到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我想强调指出：提出一些数字上的关系是容易的，而且听起来也很动听，但实际上却毫无意义。今天，对于前苏联提出的双方将各自的核武器裁减50%的建议，人们议论纷纷。但是，事实上双方各有多达一万个以上的弹头。在没有任何防御力量的情况下，减少50%，并不能使形势有所变化。如果原来是能够毁灭人类20次，现在只能毁灭10次，这并未取得任何根本性的进展。
我认为，一个政府有寻求保护其人民的道义责任。我认为最有效的军备控制是把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联系起来的军备控制。这样的军备控制最少可能产生核战争，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战争，也最有可能减少伤亡。我深信，如果我们采取我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人的谈判方式，如果我们清楚地阐明在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中的稳定的基本因素是什么的话，那么这样的军备控制就可以实现。
现在，我想在这方面简单地谈谈中国在世界和平及美苏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中、美重新建立了关系，先是接触，然后是建立关系，因为两国都认识到，如果彼此不了解对方的观点，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美国十分关心中国的完整、独立和发展，这并不是作为一种反苏行动，也不是因为我们达成了这方面的协议，而是因为不能将一个具有这样的历史、幅员和重要性的国家，排除在国际均衡之外。几年前，曾有一些美国人说，美国应当打所谓中国牌。这是荒谬可笑的。中国不是一张可以任美国打的牌，中国是活生生的现实，必须作为现实来对待。只要中国独立强盛，它本身的份量就有助于全球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现在，人们有时猜测苏中关系可能改善以及这种改善可能对美国和美苏关系产生的影响。我愿向你们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苏中关系极端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发生战争则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将使整个国际形势激化。中国回到50年代那样，成为前苏联的亲密盟友对美国也不利。但是，最终北京不是根据什么对美国有利，而是根据什么对中国有利来对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的。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利益是非常相近的。极端紧张的关系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与前苏联结盟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前苏联的盟国而同美国处于冲突的地位也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确立自己的地位。至于美国，历史把它置于这样的地位，即它必须保卫世界上许多友好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否则就不可能有均衡。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其他国家力量的壮大，将可以减轻美国肩上的部分担子，许多美国人对此都会表示欢迎。美国人当然对缓和紧张形势的任何机会都表示欢迎。我在政府任职时，参与了与苏缓和政策的实施，我现在仍认为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这个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并导致真正的克制，而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宣言。我已说过，我认为存在着取得进展的客观条件，能否取得进展，那就要看是否具备了某些具体条件。政治家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保持对话，并确保让世界人民理解我们所讲的和平条件是什么。就中国和美国而言，一个强大的不断发展的中国是符合共同利益的。我们这些70年代初到过中国的人都必然会钦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适应情况变化、承担使10亿人走向现代化这一宏伟崇高的任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想像力。就中国和美国而言，保持对话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彼此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都独立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双方的利益在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吻合，但在某些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和平问题上没有分歧。在你们向我提出的美苏关系问题上，我只能说：这一直是个很深刻的问题。存在着很好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以为靠口号就能抓住这一机会，那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们愿意为此而努力，我想我们是能够获得长时间的和平的，这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利。在这个进程中，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将起重大作用。
“演说辞欣赏”
这篇演说辞体现了一种高屋建瓴的鲜明风格。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体会：
第一，基辛格在演说中的语言朴实和平易，这使听众有一定的亲切感。
第二，基辛格从美苏两国的不同历史经历入手，说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之由来，以其准确的宏观的把握推出他的论点，又以深入的剖析证实他的评点，两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最后，基辛格力求给人以一种公正持论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