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历元年（698）迎回庐陵王并立为皇太子，对寸狄仁杰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恢复大唐统治已不是很遥远的事了。但是狄仁杰深知自己年老多病，欲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盛举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门人身卜。有次退朝之后，狄仁杰对张柬之、桓彦范、崔玄玮、袁恕己等5人说：“所恨衰老，身先朝，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5人对这一番话自然心领神会，知道狄仁杰所指何事。久视元年（7），狄仁杰病重，张柬之等5人前往探视，坐了很长时间，竟无说一句话，只见狄仁杰流泪不止，连枕头都湿了，仍与诸人相互对视，默默无语。5人从狄仁杰寝室退出后，都猜不透狄公悲伤的原因何在？袁恕已猜测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尸张柬之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一会儿，家人过来请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3人人内，敬晖、崔玄昨立干门外。狄仁杰对他们说：“刚才我没有说话，主要是因为敬晖、崔玄昨二人在场。此二人能决断大事，但不善保守秘密，如果先与他们商议，有可能泄露出去，这将造成大事无望而家先亡。但是时机成熟而不和他们通力合作，事情也不能成功”接着狄仁杰又进一步交代说：“欲举大事，必须先除去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以这段记载出白于李所撰的《狄梁公传》。
李与张柬之等人关系密切，又一同在洛阳任官，所以他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不过李队毕竟是一个文学之十，缺乏史家的严谨态度，记事不免有夸张之处，且文学色彩过浓，反倒使人有时不免对其所述之事产生疑虑，下面所述之事就是一例在狄仁杰死后一年左右，张柬之等5人秘聚会，谈起狄公当年之言，5人重结盟约。酒饭之后，准备商议如何举事，众人互相对视，相顾欲言，又觉时机尚不成熟，不提此事义感到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恐辜负了狄公期望，因而欲言又止，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桓彦范先开口，话未说完，忽听窗外声若雷霆，风雨骤起，天昏地暗，咫尺莫辨。5人胆颤心惊，不知所措。于是他们相谓而言：“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以灵变以惊众心，不欲吾辈先论此事，未至其时，不可复言也”一会儿，天青口明，恢复了先前平静的状态。狄仁杰死于久视元年九月，次年十月，武则天离开洛阳驾临长安，以韦巨源为神都留守，全面负责洛阳各项事务。张柬之等5人聚会当在此时，他们可能认为武则天离开洛阳，百官从驾，正是举事的大好时机，所以聚会商议此事。大约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未至其时”，正好那日遇到风雨，便假借狄公警示否定了冒险举事的意见。李能知此事，当是后来政变成功后出自5人中某人之口，绝不至于凭空编造，只是经李以文学笔法记述，遂给人以一种神异的感觉，这样就不免降低了该书的可信度。
狄仁杰临终时的遗言，与他平时一贯的谨慎作风完致，应该是可信的。他要求举事时必须先除掉武三思，并不是能预知武三思后来反倒除掉了张柬之5人，而是自从武承嗣死去后，武氏诸工中以武三思权位最高，影响最大，除掉武三思可以减少政变阻力、有利于李唐政权的恢复与巩固。只是李在《狄梁公传》中将此事搞得神秘化了，致使司马光认为其语言怪无稽，附会其事，从面全盘否定了该书的史料价值。
《伽梁公传》说：“易之等既诛，袁谓张公口：”“昔有遗言，使先收，思，岂可舍诸？”张公日：“但大事毕功，此是机上之物，岂有逃乎！后梁王（指武三思）交通于内，五公果为所箫，俱遭流窜。所期兴废年月，遗约轨模少无异也。”说狄仁杰能预知李唐统治一定恢复是可信的，因为中宗已经被立为太子，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恢复帝位都是早晚的事。但是说他甚至能预知恢复的年月，则是李琶的夸大之词，难怪司马光认为怪满无稽了然而该书关于袁恕己提醒张柬之应该遵照狄仁杰的遗言杀死武三思的记载却是可信的。实际上政变之时提出此议的不仅袁恕己一人，洛州长史薛季曾对张柬之、敬晖提出过此事，二人回答说：“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不听。朝邑尉刘幽求当时也在洛阳，也对敬晖、桓彦范提过此事，仍役有听取。如此之多的人都能预料到武三思以后必不利于发动政变者，以狄公之智略，如何不会预先料知此事？那么，为什么张柬之等不肯对武三思下手呢？是否因武三思尚有实力，一时还无法对他采取断然措施呢？事实不存在这个情况。试想当张柬之等人在李氏家族支持下，掌握禁军，控制了洛阳局势，连当时的皇帝武则天都不能自保其位，何况武三思等辈。如果他们果有此实力，为何不行动力保武则天而坐视她被人废黝？因此，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内，张柬之等人欲诛武三思不过举手之劳而已。既如此他们为何没有采取这个行动呢？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上有明确记载。
中宗即位后，张柬之、桓彦范等屡次劝中宗诛杀诸王，中宗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卜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原来他们不杀诸武并非当时力不能逮，而是想留给中宗去做这件事，以张扬天之威，伸天下之正气，这种想法是难能可贵的。王夫之对张柬之等人的这一行为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以斯言休斯心，念深礼谨，薄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纲纪，端人正士所由异于功名之上远矣”他还对那些嘲笑张柬之不能采纳薛季、刘幽求之言的评论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认为“其愚不可及也食”。
王夫之认为唐朝多能臣而少“端士”，张柬之等人就是这样的“端士”，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
对于狄仁杰临终遗言要张柬之等人匡复唐室这件事，除司马光外，唐人对此深信不疑，吕温、冯宿、杜甫、令狐楚等，无不如此。朱人中欧阳修、范仲淹也持这种看法。《新唐书》卷115《朱敬则传》赞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故唐吕温颂之曰：
“取日虞渊，洗光咸池。潜授五龙，夹之以飞”世以为名言厂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新唐书》的撰者宋祁、欧阳修对此事的态度。至于宋以后的学者持肯定态度的就更多，就不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