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礼，之规矩之节，行表缀之数以教民，以为烦人留日，故制礼不羡于便事。
“古句新解”
晏子说：“古代的圣人，并不是不知道怎样把升降揖让之礼搞得尽量繁琐、把各种规矩制定得尽量严格、把各类奖罚标准立在民众面前以教育民众，而是觉得这样做会使人麻烦且耽误时间，所以圣人制定礼仪只为便利而不要多余。”
晏子认为，礼的本质不在繁多，而在简易，符合实际，提倡节俭朴素而反对讲究奢侈排场。
中国自古就称礼仪之邦，其实这言不虚，翻开古代《礼记》，其中的礼仪之说，真可谓是冗繁复杂。不说别的，单单就丧葬之礼便可见一斑。
《礼记》说，人死之后，身必归土，就成了鬼魂，子女只有行孝道，鬼魂才能安宁。孟子说，只有施行了应有的礼节，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尽孝，荀子也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对他们很重视，但父母死了之后，就对他们轻慢了，这是很无知的，是奸人之道，叛逆之心也就更大了。古人提倡重丧，除痛哭流涕之外，还要做到形销骨立，厚葬成风。
哭泣无时，不相更代，披缞系绖，垂下眼泪，住在守丧期所住的倚庐中，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又竞相强忍着不吃而任自己饥饿，衣服穿得单薄而任自己寒冷。使自己面目干瘦，颜色黝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劲，因之不能做事情。人死了，哀惋痛惜，人之常情。祭奠以作永远的告别，居丧以告慰逝者的英魂，活着的人能从这些仪式中感受到人世的温暖和亲情。丧葬的本义是人道。但具体的丧葬行为，却与人道相悖甚远。古时，王公大人办理丧葬，必定是大棺套中棺，皮革裹三层，随葬的璧玉准备好，加上戈剑鼎鼓壶大盆，刺绣衣服和白练，车马的缨络上万件，车马女乐也都准备齐全，还必定要除清墓道，修建的陵墓比山陵还要高。如此巨额的钱财是从何而来？自然是用百姓的血汗换来的，就这样轻易地埋到地下，更加剧了百姓生活的贫困。现在，有的人不以古人为鉴，并做出一些错上加错的蠢事。有权的迫令职员下属为自己过世的亲人披麻戴孝；有钱的大肆修陵凿墓，不知用这些钱来为社会多行善事。这足以令人深省。古时候居丧的方式，更无人道可言。无论是否真的哀痛，也无论是否心甘情愿，都必须按既定的程式行事：哭泣不分昼夜以致声咽，披麻戴孝痛哭流涕，守在墓旁边的茅屋里，睡在茅草上并枕着土块，还要相互强制着不进食而挨饿，少穿衣服而受冻，弄得脸色又黑又黄，消瘦不堪，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明，手脚无力，不听使唤。
《礼记》记述丧礼的要求，父母死后，孝子应该穿着斩绒（音“衰”）衣服丧，披麻戴孝。《周礼》上说，君王设祭的时候，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在营造坟墓时，天子所用的树为松，坟高三仞，诸侯则一半。汉代之时，人们讲究厚葬，尽管没有哀痛之心，但注重奢侈，因为厚葬，死者亲属扬名于世，所以后人经常效仿，有的人甚至卖屋厚葬。厚葬之风，在古代也已经相当盛行了，考其原因，是孝的文化思想推动的缘故。
按照丧礼，国君、父母、妻子、长子死了，要服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死了，要服丧一年；族人死了，要服丧五个月；姑、姊、舅、甥死了，都有几个月的丧期。这些都是应该废止的。早在二千多年前，圣者墨子就对此痛加指责：厚葬在王公大人家中，棺木必定要多层，葬埋必定要深厚，随葬的文绣必定要繁富，坟墓必定要造得高大；这种情况在匹夫贱民家里也存在，他们竭尽全力不惜倾家荡产；在诸侯豪族家中，死人身上装饰着金玉珠宝，裹束着丝绸绶带。并把车子、马匹埋葬在墓穴里，还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和鼓、几筵、酒壶镜鉴、戈矛宝剑、羽旄旗帜、象牙皮革，将这些东西放到死者寝宫一起埋掉，内心才满足。至于生者陪死者而葬，天子、诸侯死了杀掉的殉葬者，多的几百，少的几十；将军、大夫死了杀掉的殉葬者，多的几十，少的也有好几人。若此风盛行，国家必定贫穷，人口必定减少，刑法政事必定紊乱，生命将在这样血腥的习俗中变得灰暗无光。
到了西汉后，法律认可居丧之期定为三年，在社会上大力推行了起来。这里就有必要提到“丁忧”，丁就是人丁、子女，父母生了子女，就是添丁。既然子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那么，在朝廷里做官的人，就要请假回家服丧，这就是“丁忧”。“丁忧”也叫做“丁艰”，古礼规定，在三年丁忧期间，做官是不可以的，应酬更不可以，只能在父母的坟前搭个小棚子守墓，不能唱歌弹琴，不能吃肉喝酒，睡草席，枕砖头，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素衣，不得洗澡、剃头、刮胡子，这样才算克尽孝道。
人难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无论是泰山或是鸿毛，死后却都一样，都是化作一股轻烟、一堆白骨。人来自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这是自然的法则。但有些人却不信这个，偏偏要与自然规律较劲儿，总想弄个长生不老、不死之类的，所以中国古代炼丹术特别发达，寻求长生不老的人也特别多。实在抗不过死，怎么办？那就搞厚葬，活着用不尽了，死了也要带着走。仔细想来，这些人在世时并没好好地生活过，一心想的是死后怎么办，该住什么样的墓室，穿什么样的衣服，睡什么样的棺材，如何使那一堆臭肉十年百年不烂，等等。于是，年纪轻轻就为自己修墓穴，把金银财宝大批大批地往土里面埋，把自己的家奴、仆人杀掉陪葬。这些人活着总在想死，死后还害人。这些人能是吃不饱、穿不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苦百姓吗？厚葬之风，一害自己，二害他人，实不该有。鼓吹厚葬的人，要么是权欲熏天；要么是财迷心窍、腐化堕落；要么是讨王公大人的欢心，捞几个赏钱，反正没一个是心理正常的人。这最后一类比前两类更为可恶。自己并不富有，却鼓吹厚葬，很有些在富人面前摇尾巴的味道。对广大贫苦百姓来说，则又是一种麻痹和腐蚀，让穷人放松警惕，以为富人的荒唐有理，以为富人的举动值得羡慕，跟着眼馋跟着心热。然而厚葬居然能成为一种风俗和潮流，可见流毒之深。
晏子把严格礼仪视之为无任何治国之用的繁文缛节，把奢求音乐歌舞视之为劳民伤财，把厚葬久丧视之为以生害死，这三件事本也是圣明之人所禁止的。
近代以来，文物出土不时爆出轰动性消息，不少人为发现了一座又一座古墓而奔走相告，这实在是中国人的悲哀。在一具具殉葬的幼童骨骸面前，我们还高兴得起来吗？厚葬在近代已不像古代那么盛行，但流毒未曾肃清，因而在某些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地区，又有死灰复燃之势。厚葬之俗曾害了我们无数的祖先，难道还能让它继续害我们的后代吗？
现今已没有古时候的丧葬仪式了，但实质上相仿的东西，是否还在束缚着我们呢？
§§第二章 重民爱民，薄赋省刑——晏子原来这样说待民之道
民者，社稷之本也。有人说，最能体现国家良心的就是对普通人民的态度。一个为政者的执政者，只有时刻为民着想，为民谋福利，减轻人民负担，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戴。因此，国家在制定法纪，实施政策，执行法律之时，一定要公正公平，坚持依法行事，不欺压民众，不滥施刑罚。国家的各项发展也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只有兼顾这些，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