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奉系张作霖，这只是土肥原鲸吞中国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野心远不于此。1931年5月，在土肥原的精心安排下，日本特务机关先后又策划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国东北进行军事侦察。同行的还有退伍的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他们均化装成中国农民。
告别土肥原，中村等人即行出发。时值盛夏季节，中村等人为了不暴露身份，穿着厚厚的棉裤和棉袄。他们从海拉尔出发，赴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情况。
5月25日，中村等人在对兴安岭地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间谍活动后，大摇大摆地经过屯垦军团部所在地兴安区公府，被正在带领士兵操练的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发现。
陆鸿勋将中村等人带到操场盘问，但言语不通，于是改用蒙古语问话，仍不通。
陆鸿勋怀疑他们是日本人，于是报告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副团长董昆吾。董昆吾来到操场用日语询问。
中村拿出一张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等字样的名片，佯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调查土质和农业状况的研究人员。
董昆吾从中村等人的马匹、装饰断定他们形迹可疑，命士兵搜查。结果从他们的行囊和棉裤中搜出三八式手枪和南部式手枪各一支，多幅军用地图、调查手记、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望远镜等物品。
从笔记中得知，中村的确切身份是“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
董昆吾认为事态严重，遂将中村等四人交给第三团团长关玉衡重新审问。
审讯中，中村等人气焰嚣张，狂妄声称自己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并企图以不会中国话逃避间谍罪责。
井杉延太郎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长），现已退役，在扎晃采木公司工作。这次到中国，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的，我不管。”
转而讯问中村时，中村傲气十足，闭口不言。
初次审问，关玉衡认为中村到东北的任务是提供日本参谋本部急需的入侵蒙古方案的报告，以及满铁拓殖会社需要他提供的情报。
鉴于长期以来在处理与日本在满洲军人关系上的被动局面，为了慎重处理中村等人，5月25日晚，关玉衡在团部大军帐内召集各官佐开会，集思广益，征询对这一间谍案件的处理意见。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主张秘密处死，有的主张在路上将他们杀死。
会后对中村进行第三次审讯。中村蛮横如故，竟耍起法西斯武士道的作风，同官兵格斗，激起士兵怒火。关玉衡抽出战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风。
当命令中村在口供记录上签字画押时，中村撕毁口供，并同官兵扭打起来，被中国士兵用枪击中头部，晕倒在地。
在这种情况下，关玉衡采纳了营长陆鸿勋的建议，命令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和第四连连长王秉义，将中村等人押至后山偏僻处秘密枪决，并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监督执行。除重要文件外，中村等四人的行李、马匹一律焚毁灭迹。
7月份，日本方面得到了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
本来，按照国际法准则，主权国家有权处死敌对国家的军事间谍。中村等人构成军事间谍罪的证据确凿；况且东北地方当局有言在先，不准外国人进入屯垦区，中村等人罪有应得。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无视这些事实，乘机掀起反华浪潮。
8月，日本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8月2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陆相南次郎威胁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作出保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的话，日本将不惜使用武力。
4天后，日本陆军省在处理中村事件的决定中狂妄宣称，如果中国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就将对东北洮南、索伦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
日本政友会为扩大中村事件的宣传，组织了以森格为首的“特别演说队”，到日本六个大城市发表演讲。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同东北军参谋长交涉时，咬牙切齿地说：“谁杀的，就由谁偿命。”土肥原公然要到兴安区寻找中村的尸体，并扬言日方要带关东步兵团到兴安区进行武力搜查，由于中国驻军严阵以待，土肥原心虚，只得作罢。
9月12日，林久治郎照会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要求东北当局正式谢罪，严惩责任者，赔偿中村等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4日，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大桥从满洲里出发，绕道伯力，就中村事件向苏俄远东当局请求谅解。
17日，大坂《朝日新闻》以“此后能直接交涉，受军部最高指示归奉之士肥原大佐谈话”为标题，发表了土肥原16日就中村事件发表的谈话。
土肥原说，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加以解决，“我们早已定下种种方案，但是此刻还不能公开。唯有一点，我们须十分明白，那就是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陆军单方面的事情，而应该是全日本的重大事件，决不能采取姑息手段，一定要彻底的干净的解决才行。”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渲染中村事件，大肆进行反华叫嚣，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东北大地上布满了干柴，只等时机一成熟，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会毫不犹豫地点上一把火，把战争的烈焰烧遍整个东北。
1931年7月2日，日方驻长春领事馆武装警察30多人，擅自闯进长春东北65公里的万宝山村，强占民房，向中国百姓开枪射击，并逮捕中国人民。
万宝山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唆使朝鲜人擅自在无权居住的长春县境内毁坏中国农民良田、修建水渠、开垦水田。这种蔑视中国领土主权、直接侵犯中国农民利益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朝鲜人在日本人的默许下，在万宝山附近挖沟占地，截流引水，对万宝山附近农民危害极大。万宝山村一年损失良田40多垧，损失高达数千元。
万宝山农民决定请求当地政府解决。于是全村每户派出一名代表，组成200多人的请愿团，来到长春，向长春市政筹备处请愿，并请市政筹备处向省政府转达他们的申诉。
吉林省政府接到报告，十分气愤，当即批复：“朝侨未经我地方当局批准，擅自进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该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前往劝阻，并令朝侨出境。”
第二天，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绩带警察前往万宝山执行省政府命令。
当天，朝鲜人有100多人撤出，其余80多人也写下保证，表示停止开挖沟渠，两天内全体回到长春。
就在朝鲜人即将全部撤走之时，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派日本警察来到万宝山地区，声称要保护朝鲜人。
这真是可笑的很，万宝山一带，既非“满铁居住地”，也非日本租借地，日本领事公然派警察来保护朝鲜人，这纯属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
田代所派出的日本便衣警察携带手枪，督促朝鲜人不但不要离开，还要继续挖沟，并授意朝鲜人打出日本人的旗号，对中国地方当局说：“我们是受日本人命令来此种稻的，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三天后，日本警察又携带机枪掩护，将先前撤走的100多名朝鲜人又带回万宝山，继续挖沟筑坝。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颠倒黑白，捏造100多名朝鲜人被杀害的消息。他们买通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向朝鲜各地连发急电，扩大欺骗宣传。
于是，从7月2日起，朝鲜各地掀起了反华排华狂潮。仁川、汉城、元山、镇南浦等地，都发生了排华惨案，在朝华侨遭到疯狂袭击。
被日本人利用的朝鲜记者金利三此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酿成大错，连忙于7月14日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承认自己的报道严重失实，并揭露出万宝山事件的真相。
日本人当然不会让金利三再活下去，阻碍自己的阴谋计划。金利三不久便死于日本特务之手。
南京政府对于万宝山事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情发生一个星期后，才决定由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进行交涉。
日本方面根本无意于谈判，他们只是想借这一事件在国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华浪潮，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舆论氛围。
8月下旬，日本国内借“中村事件”大肆煽动战争狂潮。在日本国内，报纸广播铺天盖地地叫嚣“满洲问题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途”。东京的青年军官们则聚集在靖国神社前祭灵。整个日本国内战争气氛甚嚣尘上。
在中国东北，日本则加紧进行战争部署，尽快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9月15日，就在我方谈判代表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第二次照会3天后，日本侵略军便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好河山垂诞已久，却苦于无“进入”的借口，土肥原抓住“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当救命稻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华事件，可怜南京政府还在梦中。他们的麻木不仁，导致了中国人民遭受了8年的亡国之苦。